第一节 《史记》类传的价值
与单个人物的传记相比，类传在叙事的生动性和细节描写上可能受到一些限制，但把同类人放在一起研究，一方面扩大了历史人物记载的范围，起到“事丰文省”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更集中地体现他们的共同性，以及这种共同性所反映的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因而更能揭示事物的发展线索和规律。对于这种方法，司马迁是有自觉意识的。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鲁仲连邹阳列传》称邹阳是“比物连类”。“连类”就是把同类的事物放在一起，找到它们的内在联系；目的是要表达一定的“义”，这个“义”对司马迁来说，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然而，从流连于司马迁所创造的丰富生动的个体人物传，到认识司马迁“连类争义”的思想方法，后人经历了一段历史发展过程。这主要体现为对《史记》纪传体性质的争论上。
刘知几在《史通·列传》中说：“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他认为纪是编年，传是列事、录事而已，犹如《左氏》传经。以此为标准理解《史记》的纪传体，就出现了这样难以理解的现象。《史通·杂说上》：“太史公述《儒林》，则不取游、夏之文学；著《循吏》，则不言冉、季之政事；至于《货殖》为传，独以子贡居先。掩恶扬善，既忘此义；成人之美，不其阙如？”《编次》中说：“寻子长之列传也，其所编者唯人而已矣。至于龟策异物，不类肖形，而辄与黔首同科，俱为之传，不其怪乎？”如果说传是列事，就应该把所有的人臣事迹都记载下来，尤其是孔门弟子，更不该遗漏；如果说传是记人，为什么还要写龟策异类？他认为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是：“寻兹例草创，始自子长，而朴略犹存，区分未尽。”刘知几提出的这个问题，涉及到《史记》人物列传的立传标准的问题，以及史家作传之旨与史料采撰的关系问题。其实，司马迁立传的标准，一方面与他会通古今天人的著史宗旨有关，另一方面则与其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有关。并不仅以“掩恶扬善”为标准选择立传人物，也不是单纯的记事或记人，以此来评判《史记》列传的编次和性质，显然不能得出正确的理解。近人朱东润说：“史迁作传之旨，要在传有功名于天下之士……且其所谓倜傥云者，亦与仅言扶义疏科，故传货殖，述游侠，直以诸人不令失时，有声于世而已。”【1】此意司马迁本人已经说明，但朱东润关于“倜傥”的解释对我们理解《史记》类传的立传意图是有帮助的，不至于再陷入刘知几的矛盾中去。
在刘知几之后，批评《史记》类传的，还有金代的王若虚，他说：“史之立传，自忠义、孝友、循吏、烈女、儒学、文苑，与夫酷吏、佞幸、隐逸、方术之类，或以善恶示劝诫，或以技能备见闻，皆可也。至于滑稽、游侠、刺客之属，既已几于无谓矣，若乃货殖之事，特市井鄙人所为，是何足以污编录，而迁特记之乎？班固徒讥迁之称述崇势利而羞贱贫，然亦不知其传之不必立也，是故袭而存之。范晔而下皆无此目，得其体矣。”【2】他认为史之立传，要么惩恶劝善，要么备技能以广见闻，至于滑稽、游侠、刺客一类于社会无用，货殖一类只是下层人的勾当，入不了史书。这样的评论，把司马迁著史宗旨置于一旁，自然不能理解司马迁类传的真正意义。像游侠、刺客列传是司马迁进步思想的表现。《游侠列传》把侯门之仁义与游侠之义加以比较，颂扬游侠舍己为人、扶危救困的正义和“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的信诚，而鄙弃那些“何知仁义，已饷其利者为有德”的上层统治者。后来史书虽没有相同的传目，但司马迁这种重视正义反对权势暴力的精神对史家的影响是巨大的。范晔著《后汉书》就很重视节义，他写《逸民列传》，表彰他们的“守节不屈”，把他们与“纯盗虚名，无益于用”的名士区别开来。他评论班固说：“其议论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可见，他自觉地继承了司马迁的精神，并以节义作为衡量历史人物的重要标准。
经过类似这样的讨论，史家对《史记》类传的理解不再停留于表面，开始探讨其内在的思想内涵。如宋人林□说：“（《史记》）列传褒贬，尤有深意。以伯夷居于列传之首，重清节也……他如《佞幸》、《酷吏》、《日者》、《龟策》、《滑稽》、《货殖》、《游侠》，皆为当世而发。吁，有旨哉！”【3】他指出了类传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为当世而发”。类传的设置多反映一个时代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风貌，因此，从诸史类传的废设分合，可以看到时代变迁的轨迹，也可以看到史家史学思想的变化。清代恽敬认为：“《史记》七十列传，各发一义，皆有明于天人古今之数，而十类传为最著。盖三代之后，仕者惟循吏、酷吏、佞幸三途，其余心力异于人者，不归儒林，则归游侠，归货殖，天下尽于此矣。其旁出者为刺客、为滑稽、为日者、为龟策，皆畸零之人。是故货殖者，亦天人古今之大会也。”【4】他认为《史记》十类传集中体现了司马迁会通天人古今的史学思想，这个看法是独到的。
这些认识促进史家对类传的形式和性质做进一步讨论。清罗以智认为：“史体之有传，专记一人，分公卿将相为列传，又别立名目，而为类传，皆自《史记》始。其事迹相类者，则又合为一传，他史仅以类从，唯司马氏之书，乃各有微意焉。”【5】牛运震说：“《酷吏传》以类传叙事，盖汉世之用刑本末具见焉。意在叙事，不专主为十人传。”【6】郭嵩焘说：“《史记》有随事为类者，如《扁鹊仓公》及《刺客传》是也……太史公心目中自具千古，依类比义，摘合而连属之，岂复以时代论耶。”【7】此论针对刘知几批评《史记》“编次同类，不求年月……鲁之曹沫与荆轲并编，此其所以为短也”【8】而发，认为《史记》类传是随事为类的体例。综合来看，他们认为《史记》类传不是专为某人作传，也不像后世专门以类相从，而是在叙事之中寓有深意。这些认识在章学诚那里得到集中阐发。章学诚说：
记事出《左氏》，记人原史迁。然史迁《货殖》、《龟策》等传，亦间有记事，即其记人诸篇亦多以事例，牵连不可分割首尾，盖《春秋》比事属词之旧法也。自班、范以后，人各自为首尾，史传由是益繁。按传本以事为主，特依人而述，非以人为主。【9】
迁书纪、表、书、传，本左氏而略示区分，不甚拘拘于题目也……《仓公》录其医案，《货殖》兼书物产，《龟策》但言卜筮，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为一人具始末也。【10】
章学诚这些论点似乎与刘知几的观点有些相似之处，他也以“记事”来解释《史记》类传，但对于类传记事与记人“牵连不可分割首尾”的特点，他没有做更确切的解释，而是用《春秋》比事属辞和《尚书》因事命篇来类比。虽然有些复古的倾向，但他已经指明类传有依人书事的特点，并认为《史记》类传开创了后来史书编纂类传的传统。《永清县志列女列传序例》曰：“史家标题置署目之传，儒林、文苑、忠义、循良，及于列女之篇，莫不以类相次，盖自蔚宗、伯起以还，率由无改者。”章学诚也说明《史记》是“本左氏”而为传，但对二种传体的性质他区分得很清楚，他说：“盖包举一生而为之传，《史》、《汉》列传体也；随举一事而为之传，《左氏》传经体也。”【11】那么，章学诚所说的类传“以事为主”当是别有深意。
他在《永清县志前志列传序例》中说：“纪述之重史官，犹《儒林》之重经师，《文苑》之重作者也。《儒林列传》当明大道散著，师授渊源；《文苑列传》当明风会变迁，文人流别。此则所谓史家之书，非徒纪事，亦以明道也。如使儒林、文苑不能发明道要，但叙学人才士一二行事，已失古人命篇之义矣。”《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上》：“然马、班《儒林》之篇，能以六艺为纲，师儒传授。绳贯珠联，自成经纬；所以明师法之相承，溯渊源于不替者也（《儒林传》体，以经为纲，以人为纬，非若寻常列传，详一人之生平者也。自《后汉书》以下，失其传矣）。”《永清县志列传序例》又说：“列传之有题目，盖事重于人，如《儒林》，《循吏》之篇，初不为施、孟、梁邱、龚、黄、卓、鲁诸人设也。”“为列传而不知神明存乎人，是则为人作陈年甲状而已矣。”此所谓“事”即借以明道之事，此事也须借人来体现，所以，道、事与人是互相贯通的。在章学诚的时代，他还不能用科学的社会历史观来解释类传记事的本质，但从他的具体论述来看，他所说的“明大道散著，师授渊源”，“明风会变迁，文人流别”等，是说史书列传，尤其是类传不仅仅是为某人作传记，而强调其在反映社会历史趋向上的职责，最好能把记人的形式与记事的功能契合无间。这大概是《史记》以来纪传体史书为中国史学塑造的一个独特的品格，如汪荣祖所说：“作史者应见其大，盱衡全局，记政教分合，和战因果，与夫帝国之兴亡；一人一生之事，虽详之矣，犹如临细流而欲窥江海之浩瀚，其可得乎？……今之论师，仍不‘以传属史’，盖史非众生相，不得视为传记之汇聚，而系军国大事、典章制度之综述。中西史传异同，略见之矣。”【12】《史记》的列传有较高的文学成就，后来史书在描写历史人物传记的水平上赶不上《史记》，但《史记》创立的类传由于更注重反映社会历史，而在后来史书中得到发扬光大，类传之社会史的功能和性质因此更加突出了。
后来梁启超对章学诚这个观点做了进一步发挥，他说：“一个人的性格兴趣及其作事的步骤，皆与全部历史有关。太史公作《史记》，最看重这点，后来的正史，立传猥杂而繁多，几成为家谱墓志铭的从编，所以受人诟病。其实《史记》并不如此，《史记》每一篇列传，必代表某一方面的重要人物。如《孔子世家》、《孟荀列传》、《仲尼弟子列传》代表学术思想界最重要的人物；《苏秦张仪列传》代表造成战国局面的游说之士，《田单乐毅列传》代表有名将帅，四公子平原、孟尝、信陵、春申列传代表那时新贵族识力，《货殖列传》代表当时经济变化，《游侠列传》、《刺客列传》代表当时社会上一种特殊的风尚。每篇都有深意，大都从全社会着眼，用人物来做一种现象的反影，并不是专替一个人作起居注。”又说，“每一时代中须寻出代表人物，把种种有关的事变都归纳到他身上。一方面看时势及环境如何影响到他的行为，一方面看他的行为又如何使时势及环境变化。”【13】这就很明确地说明了，《史记》的列传，不仅仅是在写人，目的是在反映社会和历史，描绘由众多人物组成的生动的历史画卷。
近现代很多史家对此都有论述，而以蔡尚思、曹聚仁、朱希祖和白寿彝等人的论述更透彻，并且他们的论述有密切的联系。蔡尚思说：“刺客、游侠、滑稽、日者、龟策等类，是‘横通’的社会史。”【14】这已经把类传的性质定为“社会史”了。曹聚仁说：“司马迁《史记》，在他本身是一部极贯串连络的著作，本纪、年表是一个纵的系统，世家、列传是一个横的系统，再加以以事为中心的书，包含纪传、编年、纪事本末三种体裁。可惜后来史家，只知偏重‘政治’及‘英雄’，把史的意义丧失掉了！”【15】这就是说，后来史家只看到了《史记》“以人为中心”的形式，而没有领会其“史”的实质，所以史书就成了英雄谱。朱希祖说：“子长列传，原有以人为纲以事为统两类，以事为统，后世谓之丛传，又称汇传；盖书志之记事，重在政治，汇传之记事，重在社会，例如《平准书》与《货殖传》，皆记财货之事，而其注意实有不同者也。”【16】这也是要人们更客观地理解《史记》纪传体的性质。
在此基础上，白寿彝指出：“列传虽主要是人物传记的形式，但如儒林、游侠、货殖等传都是综合论述而带有传记的形式。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及大宛等传都是综合论述并带有纪事本末的形式。”他还认为，把《史记》的体裁称为“纪传体”不够全面，但《史记》中历史人物的传记占最大的比重，纪、传并用也是对后来史书的编写最有影响的体裁，他还说：“后来有些史书模仿《史记》，但并不具备上述五种形式，而只具有纪传两种形式，这称作‘纪传体’就更确切些。”【17】因此，白寿彝把《史记》所创立的纪传体称为“综合体”。这样就把前人关于纪传体的意见都包括今来了。
从这些争论可以看出，历代史家围绕《史记》类传所展开的讨论，实质上涉及纪传体史书的社会作用及史家历史观念等问题，这也说明类传在这些方面有其独特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