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成一家之言”史学传统的形成
司马迁之后，历代史家和学者都从各个方面不断地阐释其“成一家之言”的涵义，并且在实践中以此为目标。中国史学“成一家之言”的优良传统就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唐代刘知几首次对史家流派进行了总结，他把古来至唐的史书分为“六家”，并把《左传》、《史记》归为“编次勒成，郁为不朽”一类，这是他心目中真正能成一家之言者。这是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加以区分。若从史学思想来看，章学诚注重“史意”，分史学著作为“撰著”与“记注”两类，“圆而神”、“方以智”就是这两类著作的特征。而司马迁的《史记》即“圆而神”一类，是在思想精神上能承继《春秋》家学的“成一家之言”者。从史料运用上看，“成一家之言”首先要会通古今百家之说，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见解、思想体系。这就是郑樵说的“会通”。除此之外，他们所赞赏的一家之史，都有私家著史的意味，如章学诚所说：“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22】另外，还有从表述风格上来讲“成一家之言”的。如从叙事上讲“一家之言”的，后燕建兴元年，董统受诏草创后书，著本纪并佐命功臣、王公列传，合30卷。慕容垂称其“叙事富赡，足成一家之言”【23】。有用“一家之言”来比喻文章风格的，如清代李晚芳《读史管见》说司马迁：“其识甚高，其学甚博，而其才又足以济之，故其文峻洁雄伟，自成一家。”是指由司马迁才学识的素养发而为文，自成一种文字风格。在后代史书中这种用例很多，如《旧唐书·韩愈传》载：“（韩）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焉。”等等。
可以看出，在前代史家的认识中，“成一家之言”的内涵是很丰富的。从他们对“成一家之言”的运用和论述中，我们多少可以窥见“成一家之言”的特点，以从中领略司马迁“成一家之言”史学精神的精髓。
（一）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
司马迁倡导史学上“成一家之言”，这是史家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的集中表现。从史学发展和对史家思想的要求来讲，这对强调和提高史学家的自觉意识有积极作用，这种意识不仅是史学独立的标志，还促进史学不断成长。因此，司马迁之后的史家在总结史学发展的历史和理论时，总是有意无意地揭示出“成一家之言”所蕴含的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
《隋书·经籍志》在总结前代史学发展历史时说：
谈乃据《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谈卒，其子迁又为太史令，嗣成其志。上自黄帝，讫于炎汉，合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谓之《史记》。迁卒以后，好事者亦颇著述，然多鄙浅，不足相继。至后汉扶风班彪，缀后传数十篇，并讥正前失。彪卒，明帝命其子固，续成其志……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24】
在这里，《隋书》作者表现了鲜明的史学自觉意识。他所说司马谈“成一家之言”，是指他要接续前人撰史的事业，在史学上成就一番功业的理想。这个理想由他的儿子司马迁完成。班氏父子“续成其志”，师法相传。《隋书》作者最后指出“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显示在这种父子相继、世代相传的为撰史奋斗的过程中，“成一家之言”对后世撰史者的感召力。可以说，“接其后事”、“嗣成其志”是“成一家之言”的指归所在，就是要继承前史，修成足以相续的后史，为史学发展作出自觉的努力。
古代史家常以绍法《春秋》为著述的最高目标，而司马迁则是第一个在史学撰述宗旨和撰述实践上树立这一目标的史家。自司马迁起，“继《春秋》”就成为后代史家实现“成一家之言”的理想、自觉发展史学的一个标语。如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时，于仁宗嘉中，语其门人刘恕曰：“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竟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25】这段话表明了司马光总结《史记》以来撰史传统，整合前代历史而“成一家之言”的意向。胡三省释此为司马光著史之义，即“《通鉴》之作，实接《春秋》、《左氏》后也”【26】。司马光所说的“成一家之言”已包含撰史断限、编纂体例、史文表述和史料采撰这几方面的内容和要求，可以看做是他对司马迁“成一家之言”作出的自觉而明确的阐释。
史学自觉意识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史学发展源流的理论总结。司马迁的一家言就是在总结先秦学术和史学发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表现了要求史学独立发展的意识。这一点，在章学诚身上有突出体现。他认为后世修史应设立《史家传》。他说：“经师有儒林之传，辞客有文苑之篇，而史氏专家，渊源有自，分门别派，抑亦古今得失之林，而史传不立专篇，斯亦载笔之缺典也。”【27】至于“史家传”的内容，是要阐明师儒传授，祖述渊源。他说：“马班《儒林》之篇，能以《六艺》为纲，师儒传授，绳贯珠联，自成经纬，所以明师法之相承，溯渊源于不替者也（自注曰：《儒林传》体，以经为纲，以人为纬，非若寻常列传详一人之生平者也）。后代史官之传，苟能熟究古人师法，略仿经师传例，标史为纲，因以作述流别，互相经纬。试以马班而论，其先藉之资，《世本》、《国策》之于迁史，扬雄刘歆之于《汉书》是也。后衍其传，如杨恽之布迁史，马融之受《汉书》是也……凡若此者，并可依类为编，申明家学，以书为主，不复以一人首尾名篇，则《春秋》经世，虽谓至今存焉可也。”【28】可见，章学诚要建立的史官传并非是为一二史家事迹始末，而是要使史学的渊源流别、作史家法得以流传。他认为这是后代史家“成一家之言”的前提条件：“欲成一家之作，而不于前人论著，条析分明，祖述渊源，折衷至当，虽欲有功前人，嘉惠来学，譬则却步求前，未有得而至焉者也。”【29】这的确实很有见解。作为一个史学家，对前史得失茫然无知，对史学法度、家学渊源，自然无从谈起。因此，我们可以说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既是“成一家之言”的前提条件，又是其基本精神的体现。
（二）鲜明的著述宗旨
“成一家之言”者首先树立自己的著述宗旨，刘知几在《史通》中已有明确总结。他说：
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体统各殊，指归咸别。夫《尚书》之教也，以疏通知远为主；《春秋》之义也，以惩恶劝善为先。《史记》则退处士而进奸雄，《汉书》则抑忠臣而饰主阙。斯并曩时得失之列，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详矣。【30】
刘知几认为前代史家能“成一家”者，都各有“指归”，即史家关于“得失之列”“是非之准”的认识，并能把他们贯彻到自己的史著中。刘知几还指出了这种做法的重要性：“夫前哲所作，后来是观，苟失其指归，则难以传授。”【31】就是说，史家有鲜明的撰述宗旨，才容易为后人接受，从而继续把这种思想传授下去。这样，刘知几把“成一家之言”与史有指归的辩证关系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刘知几是从史学批评的角度提出这个认识的，而章学诚则从史学思想和史家修养方面提倡“成一家之言”。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就是一部“成一家之言”的著作。他在写给钱大昕的一封信中说：“拟为《文史通义》一书，分内外杂篇，成一家言。”【32】可见，“成一家之言”本是章学诚著《文史通义》之宗旨。在史学批评上，他贵有别识心裁的专家之学。他说：“吾于史学，贵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圆求备，有同类纂。”【33】从这一观点出发，他特别著《申左》为郑樵辩护，赞其能“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自为经纬，成一家言”。在史学思想上，他对“史意”的重视实际上就是强调撰述宗旨在“成一家之言”中的核心作用：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急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34】
章学诚认为，撰史之义在于“笔削”，其意不仅在于记载完整的事迹，或写成中规中矩的文章，而是要成一家之言。这是《春秋》所昭示的“史意”。为此，史家就要做到不随波逐流，不为传统观念所囿，会通变化，有所创新，这才是《春秋》家学的要点。他以独断于一心、成一家之言，来阐发《春秋》之义。并肯定了“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认为司马迁“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者，惟创例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学耳。”【35】司马迁能继《春秋》家学，得史家之学的精义，乃在于他有卓见绝识，能创例发凡。这就对史家提出了见识和独创性上的要求，这可以说是“成一家之言”的基本要求和思想内核。
（三）立言不朽的著述理想
古人视“立言”为人生不朽之盛事。在中国史学史上，提出著述历史“成一家之言”的是司马迁，以历史著述真正成其一家之言的是《史记》。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从此，“成一家之言”的撰史目的与“立言”不朽的著述理想就紧密结合在一起。司马迁这种表述已成为史家寄托著述理想、立言不朽的一个典型表白，而且往往是在阶级矛盾尖锐时，私家修史借此表达个人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患意识。明代李贽一生对司马迁非常崇拜，不仅仿效《史记》纪传体撰成《藏书》，而且其标题也是承自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宗旨：“曰《藏书》，上下数千年是非，未易肉眼视也，故欲藏之，言当藏于山中以待后世子云也。”【36】清代顾祖禹的《读史方与纪要》，是有感于明朝统治者失败丧国之痛，希望来者吸取历史教训而编撰，“予小子既已奉遗命，采旧闻，旁搜记载，规之正史，稍成一家之言……藏之家塾，以俟来者”【37】。言下之意，他们都把自己的“一家言”看做不朽之业，因为他们有这样一种观念：“国可灭而史不可废”，历史的发展前后相续，永不断绝，后人从他们的撰述中认识历史的发展和“上下数千年之是非”，他们的撰述也就可与历史一样长存。这其中寄托着一种深沉的以撰著推动历史发展、振兴国运的愿望。
因此，刘知几在《史通·杂说下》“杂识”条说：“夫载笔立言，名流今古。如马迁《史记》，能成一家；扬雄《法言》，可传千载。此则其事尤大，记之于传可也。”他把自成一家作为流传千古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如果著述不能自成一家言，其人其书早晚都会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也不值得载入史册。在刘知几看来，古代史家能立言不朽的就是左丘明和司马迁，“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38】。可见，“成一家之言”最终是以能否编次勒成、“立言不朽”为衡量标准。传之不朽虽未易至，但这作为每一个欲“成一家之言”的史家努力的目标，必然会鞭策他们精心编撰出有见识、有价值的史著。
（四）会通古今自成体系的创新意识
不论是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鲜明的著述宗旨，还是立言不朽的理想，都要在具体的撰述中体现出来，才能构成“一家之言”。它们在一部完成的史著中集中体现为会通古今的思想和方法，以及在作者鲜明的著述宗旨的指导下，建构史书体裁的创新意识。这些在后人对《史记》史料、体裁的评价中，已经有所论述。除汉代班氏父子的评价外，“《史记》三家注”较早地对《史记》进行了全面评价，虽然它们更多从训诂名物上作注，但对《史记》的宗旨义例也多有发明。如吴缜在《新唐书纠谬序》说：“夫古之修史多处一家，故司马迁、班固、姚思廉、李延寿之徒皆父子论撰数十年方成，故通知始末而事实贯穿不牾也。惟後汉东观群儒纂述无统，而前史讥之。”其“东观群儒纂述无统”之语，实道出了官修史书的通病，另一方面也指明了一家之史的优点在于“通知始末而事实贯穿不□牾”，这就从史料运用和撰述宗旨上，提出了以《史记》为代表的“一家之言”会通古今自成体系的特点。对司马迁开创纪传体之功，前人颇有论列，此不赘述。但后人在运用时，不知变通创新，未能真正领会司马迁“文随义而换”的精神，编年纪传孰优孰劣的争论因此而起。对此，皇甫□在《编年纪传论》中说：“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认为体裁运用关键在于“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即根据历史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史家才能而变。他进一步指出：
合圣人之经者，以心不以迹，得良史之体者，在适不在同……观其（司马迁）作传之意，将以包该事迹，参贯话言，纤悉百代之务，成就一家之说，必新制度而驰才力焉。【39】就是说要“成就一家之说”，那就要求史家“必新制度而驰才力”，刻意于创新。
从史学发展上看，能成一家之作必定是在网罗前代已有成就、会通古今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并且是能代表一代史学成就的巨著。这来自于史家“自得”的修养，也就是郑樵所说的有“自得于心”：
凡赋物不同形，然后为造化之妙，修书不同体，然后为自得之工，仲尼取虞夏商周秦晋之书为一书……袭春秋之作者，司马迁也，又与二书不同体，以其自成一家言，始为自得之书。后之史家，初无所得，自同于马迁。【40】
处处与人同，则不能自得，与人不同，“自成一家言”，才能有自得之书。郑樵把史家的主体意识和创新意识称为“自得”，来阐释司马迁的“自成一家言”，以警戒后世史家。郑樵所著《通志》，被宋高宗称为“敷陈古学，自成一家”【41】，可以说与他坚守“自得之学”有直接关系。司马光《资治通鉴》也是一部会通古今自成体系的著作。金毓黻评价《资治通鉴》说：“前代编年之史，有若两《汉纪》、《晋纪》、《宋略》、《齐典》、《梁典》，皆为断代之书，本可据之以通为一编……且《汉纪》一书，系由班书钞撮而成，绝无剪裁，殊乏精义。而《通鉴》则不然，凡前汉十二帝之纪事，虽不出荀悦所纪之范围，而与《汉纪》之面目则大异，盖取《史》、《汉》之文，徐徐自出手眼，冶于一垆，创为新作。试取其书观之，无一语不出于《史》、《汉》，而无一处全袭《史》、《汉》，非特前汉为然，全书无不如是，所谓剥肤存液，取精用宏，神明变化，不可方物者，非《通鉴》一书不足以当之，此所以为冠绝古今之作也。”【42】前皇甫所谓“以心不以迹”、郑樵所谓“自得”和金毓黻所谓“剥肤存液，取精用宏”都是说史家要善于领会前代史家的精华，学习其创新精神。“神明变化，不可方物”是章学诚对《尚书》“因事名篇，不为常例所拘”的评价，而“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43】，说的正是《史记》“成一家之言”的融会贯通、创立新体的特点。金认为《资治通鉴》也可当之，正可见司马光对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后世蔚为大观的“通鉴学”也是这一精神的具体影响和继续发展。
“成一家之言”在后世往往成为会通古今的创新之作的代名词而被广泛使用，甚至大大超出了史学范围。如皮锡瑞评惠栋曰：“为东南汉学大宗，然生当汉学初兴之时，多采掇而少会通，犹未能成一家之言。”【44】他又评郑玄曰：“郑君博学多师，今古文道通为一，见当时两家相攻击，意欲参合其学，自成一家之言，虽以古学为宗，亦兼采今学以附益其义。”【45】这些都是从会通古今，有所新创的意义上来讲“成一家之言”的，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成一家之言”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