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成一家之言”史学传统的历史影响与现代启示
总的来看，“著述成家”是要求史家要有创新精神，这是古代史家在学术和思想上要达到的理想境界，是评定史书、裁量良史的一个重要标准，对我国史学发展有很大影响。如有的学者指出：它“激发了古代史家的进取心、丰富了史学内容、发展史体、探索史学新方法，从而极大推动了古代史学的发展。”【46】这里着重谈谈“成一家之言”在史家思想方面对史学发展的影响及其现实意义。
（一）促进修史制度理论的成熟，表现了史家对主体意识和创新精神的追求
如前所述，“成一家之言”往往是私家修史借以表达著述理想的用语。这个用语并非一种刻意的标榜，而是另有深意。如刘知几所说：“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如鲁、汉之丘明、子长，晋、齐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未闻藉以众功，方云绝笔。”【47】他总结了史学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成一家之言”的往往是私家著述，而不是官方集众而修的史书。鉴于这种状况，并有感于当时官府修史“每有撰述，必以大臣居首”，“当官卒岁，竟无刊述”的现象，刘知几得出这样的认识：
昔丘明之修传也，以避时难；子长之立记也，藏于名山；班固之成书也，出自家庭；陈寿之草志也，创于私室。然则古来贤俊，立言垂后，何必身居廨宇，迹参僚属，而后成其事乎？是以深识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48】
他在这里提出了“成其一家，独断而已”的看法，实际是推崇司马迁等私家著述的创新精神。在《史通》中也随处可见刘知几肯定司马迁创立新体、实录直书、一家著述的言论。这些都是针对当时史馆修史缺乏创造性、凡庸之辈充任史职而发，所以他极力号召有识之士应当学习司马迁等一家著述的精神。这并不是完全否定官方修史，而是要革除史学发展中宁守平庸、无意创新的习气。这样，“成一家”的独断精神就成为刘知几纠正时弊，开辟史学新风气的旗帜。
从刘知几批评官方修史的深层原因来看，“成一家之言”也表现了史家争取修史自主性和维护史家主体性的自觉意识。但这种意愿总是会间接地与掌控官府修史大权的统治阶级发生矛盾冲突，正因为这个原因，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才会被评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的“谤书”。明谢肇说：“《史记》者，子长仿《春秋》而为之，乃私家之书，藏之名山而非悬之国门者也。故取舍任情，笔削如意，它人不能赞一词焉。”他认为《史记》能做到“它人不能赞一词”，在于司马迁“师心独创”，“有所独主，知我、罪我皆所不计也……直书美恶，不少贬讳……今人非惟不能作，亦不敢作也。”【49】即司马迁有自己的撰史宗旨，并能坚持“实录”的原则，这些优点是史家主体意识充分发挥的表现。谢肇还以班固和司马光修史遭到的打击和非议，进一步说明官方修史很难发挥私家修史的自主性。在此基础上，清代赵翼以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揭示了官修和私撰的本质区别，他说：“自左氏、司马迁以来，作史者皆自成一家言，非如后世官修之书也。”【50】他还说，“正史隐讳者，赖有私史，若依样葫芦，略无别白，则亦何贵于自成一家言也？”【51】他一方面指明官修和私史相互依存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以私史的“自成一家言”与官史的隐讳相对立，指出二者有直书与讳饰的矛盾。可以说，刘知几、赵翼等史家所提倡的“成一家之言”，主要是强调史家的实录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对历史人物和历史发展进程的看法，而不为政治因素所左右。这是后代史家在解决史学与政治矛盾时，赋予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重要内涵，反映了人们对史学本质和史家主体性的坚决维护。
值得注意的是，史家们并不是把官修史书和私修史书对立起来，而是强调这两类史著是互有优长，只要能建立一个能发挥二者之长的修史机构和修史制度，也能写出“成一家之言”的著作。这也是时代发展所提出的课题，清钱大昕说：“后之有志于史者，既无龙门、扶风之家学，又无李淑、宋敏求之藏书，又不得刘恕、范祖禹助其讨论，而欲以一人之精力成一代之良史，岂不难哉！”【52】这就提出了官方合众修史的必然性及其必要条件。实际上，这也不是不可能达到的目标，如《梁书》、《陈书》就是奉敕修纂，却有其独特的风格。《四库全书总目》评曰：“持论多平允，排整次第，犹具汉、晋以来相传之史法，要异乎取成众手，编次失伦者矣。”赵翼也说：“《梁书》虽全据国史，而行文则自出炉锤，直欲远追班、马。”【53】如此看来，“持论平允”、“排整次第”、“自出炉锤”等私家修史的优点，在某些官修史书中也能有所体现，说明史家的创新精神与官方修史制度是可以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的。凡此，标志着史家关于修史制度理论的新发展。另外，也可看出，在史学发展史上，不论是史学编纂领域，还是史学批评领域，大抵以司马迁“自成一家之言”为宗师，即使官方修史也以此为准的。“成一家之言”的特征，也成为评判良史的标准。
以上史家大多是从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上来提倡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章学诚则从史学自身发展和史学与社会的关系上，阐释了“成一家之言”的意义。他从分析当时学术风气谈起：
讲求史学，非马端临氏之所为整齐类比，即王伯厚氏之所为考逸搜遗。是其研索之苦，襞绩之勤，为功良不可少，然观止矣！至若前人所谓决断去取，各自成家，无取方圆求备，惟冀有当于《春秋》经世，庶几先王之志焉者，则河汉矣。【54】
“河汉”指不着边际，很难达到之意。这是章学诚批评务考索和尚空言两种学风，不能与继承《春秋》“经世”之史义的成一家言者相比。这也是其评价司马迁能继《春秋》家学的苦心孤诣。【55】他认为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乃是经世之言，是学术风气之正宗。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自己对一家之言的认识：“唐后史学绝，而著作无专家，后人不知《春秋》之家学，而猥以集众官修之故事，乃与马、班、陈、范诸书，并列正史焉。”【56】章学诚认为自唐代官修史书始，真正的史学家学就断绝了，“各自成家”的史学传统没有得到继承和发扬。他在《和州志》和《永清县志》的《前志列传序例》中把那些父子前后相承且能自成一家之言的史家和史著，称为“家学”，认为“马、班而后，家学渐衰”。这种看法虽有些绝对，但由此可见他对史家开创新局面的自觉性及创新精神的要求是第一位的，并以此来定史学之兴衰。
综上，从司马迁、刘知几、郑樵、赵翼到章学诚，他们的史学都贯穿着一条思想线索，就是成一家之言的独断精神和创新精神。这在封建时代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首先，能引领治史风气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如章学诚提倡能“成一家言”的通史家风，在他之后直至近代史家探索编撰通史，多从章学诚处得到启迪。另一方面，为史家修史树立了一个崇高目标，指导他们在处理史学与政治、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时，作出正确的抉择。
（二）推动史学发展形成前后相续的修史传统，增强了史家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
纵观我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不论私修、官修，从官方到民间，都保持着修史的传统，或者“成一家之书，以补史官之阙”，或者“成一家之言，传之不朽”。其内在动力就在于他们都有继承前史、自成一家著述的使命感和创新精神。
在我国史学史上，有一个现象引人瞩目：24部正史有1/4出自史学世家。这可以看做史学自觉意识在史学世家中鲜明的反映。而司马迁正是继承父辈修史之业的典型。这也是《太史公自序》感人至深，流传千古的原因。《史记》之后，补续之作不绝，又以班氏父子最能继承其“成一家之言”之志。刘知几对此评曰：“于是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尽一家，乃起于高皇，终乎王莽”【57】，为《汉书》百篇。班固以“尽一家”为目标，由此开辟了断代为史的皇朝史修撰序列。唐代如姚思廉父子秉承其父姚察遗志，修成《梁书》、《陈书》，此外，李百药《北齐书》，李延寿撰《南史》、《北史》，都有家学渊源。这种传统一直保持到元代，胡三省注《通鉴》，一个很重要的动因就是执行先人遗命，承袭家学。这种情况固然与家学影响有直接关系，父辈的学术造诣和治史家风，往往自然而然地感染周围的亲近之人，使其确立“史学不敢废”的志向。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史家对修史的责任感和史学发展的自觉意识。有些史家，不是出自史学世家，或者并非以史家著称的学者，都不乏以“成一家之言”为目标而投身撰史事业者。如《后汉书》的撰者范晔，最初动因是从史学中寻求现实政治中“不可解”问题的答案，在此过程中，范晔认为魏晋以降，撰后汉史者众多，但都不甚理想，于是“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58】。明代史家王世贞的著史动力也来自对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向往，他在《国史策》中说：“愚故欲法司马氏……有能删节其凡例，自羲皇而下迨于今为一家言，以藏之名山大川，愚且愿为之执鞭，而终其身也。”【59】以后又多次申明这种志向，说：“仆生平不自量，妄意欲整齐一代史事，以窃附于古作者之后。”【60】“余谚不自量，冀欲有所论著，成一家言，卒卒未果。”【61】这就说明，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感才是修史序列得以继续发展、绵延不绝的保证。
除此之外，“成一家之言”还要求史家有不畏艰难，持之以恒，最终达到成一家著述的意志品质。私人修史不必说，即使官方修史，也有历经几代史官努力才能完成的。如唐修国史，于长安三年正月一日敕撰：“宜令特进梁王三思与纳言李峤、正谏大夫朱敬则、司农少卿徐彦伯、凤阁舍人魏知古、崔融、司封郎中徐坚、左史刘知几、直史馆吴兢等修《唐史》，采四方之志，成一家之言，长悬楷则，以贻劝诫。”【62】然至开元年间，韦述才完成此志：“在书府四十年，居史职二十年，嗜学著书，手不释卷。国史自令狐德□至于吴兢，虽累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类例，补遗续阙，勒成《国史》一百一十三卷，并《史例》一卷，事简而记详，雅有良史之才，兰陵萧颖士以为谯周、陈寿之流。”【63】这里的“成一家之言”就指能否撰成体例完整，记载有法的史著而言，这也是判定良史之才的一个重要标准。司马迁在陈述自己著述宗旨时已经向世人昭示了“成一家之言”对史家自身修养的要求：“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64】撰述成书才算是“成一家之言”的完整过程，这需要为撰史而不惜生命的勇气和坚持著述的毅力，是对史家道德品质和意志力的考验。因此，凡以“成一家之言”为著史宗旨者，一般都要有投入毕生的精力和心血的决心。如以文才著称的曹植也说：“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将采史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名山，将以传之同好，此要之白首，岂可以今日论乎。”【65】他的模仿司马迁“继《春秋》”的表白，显然是以司马迁为史家著史的楷模，其中“采史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可以看做是他对司马迁“一家之言”内容的理解，“此要之白首，岂可以今日论”就是他对“成一家之言”所要求的时日之长和史家毅力之坚的阐释。可见，司马迁“成一家之言”中所蕴含的史家著述精神对后代著述家的影响，已不仅仅限于史学，而且成为所有以著述为不朽之业者的共同目标，其有益学人可谓大矣！
顾颉刚在《二十五史补编》的序言中说：“人事前后相循，不容随朝代而割裂……古今作史者纵自以为成一家之言，而在读史者视之，则实为绵延相承之作。”【66】中国史学连续性的光荣传统，正是通过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号召，经过许多以此为志的史家、学者的不懈努力和追求才得以实现的。相信面对这些绵延相承之作，会有更多的读史者起而行之，继续担负起“成一家之言”的神圣职责。
（三）培养了开创史学新风气的自觉性，在追求创新中发展民族史学
从古代史家“成一家之言”的理论和实践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新一代历史学家应具备的基本素养，端正学风，从而更好地完成时代的使命。“成一家之言”的思想，表现了古代史家关于继承与创新、独断与会通、专家之学与群体之学的认识，并提出了与此相关的很多具有朴素辨证色彩的理论，对当今的史学发展仍很有价值。
“独断之学”，是指历史学家好学深思、富于学术理性、坚持独识卓见的专门之学。章学诚说，坚持专门之学，“未有不孤行其意，虽使同侪争之而不疑，举世非之而不顾，此史迁之所以诸家传其业”。这一方面是指历史学家坚持追求真理，大胆探索，不畏政治高压，不怕流俗指摘的品格和精神，更重要的是要求历史学家应当严守史学渊源，不可轻弃史学义例。这才能保证史学优良传统不间断，并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因此，章学诚痛恨那些“奄然媚世为乡愿，至于古人著书之义旨，不可得而闻也”【67】的学风，斥其为“伪学”，“伪学出，而天下不复知有自得之真学焉”【68】。伪学兴盛就意味着专家之学的衰落。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家提倡“专门之学”和“独断之学”并不是毫无原则地“创新”，那只是无根之学。真正的创新是在充分吸收前代史学精华的基础上，提出新问题、新见解，即使拾遗补缺也是对文献积累新的补充。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日益扩大，国外史学理论和其他相关理论被大量介绍到中国，对中国史学界和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有些影响是负面的。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我们的史学家坚守“一家之学”，坚持本民族的治学宗旨和优良传统，这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
如章学诚所说“熔铸同于造化”，“化臭腐为神奇”，就表现了既重视继承传统，也重视革新进取之精神。至于怎样进行继承和创新，就要遵循时势发展的需要，章学诚说：“学业将以经世也……前人所略而后人详之，前人所无而后人创之，前人所习而后人更之……要于适当其宜而可矣……周公承文、武之后，而身为冢宰，故制作礼乐，为一代成宪……韩子当佛老炽盛之时，故推明圣道，以正天下之学术”【69】。总之，就是要求史家在充分了解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发展和史学发展的要求，或整理前代文献成一代典章，或创立新的治学理念，或提倡新的学术风格，不断探索、革新。这与我们今天提倡的与时俱进的含义是相同的，它从更高层面上阐释了“成一家之言”的社会意义，对我们今天的史学发展不无启发。
“专家之学”，还涉及一个博通与专精的问题。如章学诚所说：“博学强识，儒之所有事也；以谓自立之基，不在是矣。学贵博而能约，未有不博而能约者也；以言陋儒荒俚，学一之言以自封域，不得谓专家也。”【70】由此提出“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于专精”的主张。即学贵在著书成家、博而能约。真正的独断之学，不是死守一家之说，固步自封，而是在博学强识的基础上，精于思考，务求学有心得，这样才能成为专家。那么，衡量是否有自得的标准是什么呢？如前所述，章学诚所提倡的“一家之言”本是在开辟学术新风气的前提下提出来的，因此开辟学术风气或纠正不良风气是其“成一家之言”的重要内涵。即“学业者，所以辟风气也。风气未开，学业有以开之；风气既弊，学业有以挽之”【71】。就是说，学业有心得的目的首先是培养自己辨别真学、伪学的能力，并能坚持自己正确的立场，纠学术风气之偏，由此才能见出学业是否“专精”。这是要经过长期艰苦的求真务实，纠偏发微，才能达到的。这就要求史学工作者要有正确的历史观、锲而不舍的精神、坚实广博的知识基础和严谨细致的研究实践。
古今中外，大凡有较高造诣的史学家都具有“成一家之言”的素养与精神。当代著名的史学家白寿彝就很重视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史学精神，不仅进行专门研究，还时时以此教诲后学。他曾认真地说：看一个史家，或者看某个学派，首要的并不是什么具体的学问，而是看他是否成家，学问是要有的，这是基础，但最重要的是成家，司马迁就强调“成一家之言”，成家才是难能可贵的。他提倡的司马迁“成一家之言”，对史学研究而言，不只是追求知识，而是要提高自己肩负史学使命的自觉性，争取有所建树，做出新贡献。【72】在实践上，白寿彝以其在交通史、民族史和史学史等领域广泛而杰出的成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史学风格。在此基础上，他提出用新的综合体编纂新的中国通史，他把生命中最后20年投入到《中国通史》的编纂工作中。《中国通史》代表了我国历史编纂民族形式的新成果，也标志着白寿彝最终实现了其“成一家之言”的宿愿。可以说，白寿彝是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响应了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号召，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它作出了新的阐释和发扬。这无形中已为今天的史学工作者树立了榜样。只要坚持这种“成一家之言”的精神，相信它一定能成为一种推动史学发展和历史进步的精神力量。
注释：
【1】参见俞樟华《司马迁“成一家之言”被冷落的原因试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2】详见吴忠匡《司马迁“成一家之言”说》，《人文杂志》1984年第4期。
【3】刘家和《对于中国古典史学形成过程的思考》，《史学理论》1987年第2期。
【4】详见易平《论司马迁写当代史成一家之言》，《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2期。
【5】《汉书·司马迁传》。
【6】参见罗文博《论史记的成一家之言》，《阜阳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
【7】参见郑振邦、郑红娟《也谈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渭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7年第2期。
<ftnote>81《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史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页。
【9】《文心雕龙注·史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04页注46。
【10】详见高振铎《释太史公自叙成一家之言》，《人文杂志》1983年第4期。
【11】参见汪高鑫《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新论》，《安徽大学学报》2000第3期。
【12】《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版，第181页。
【13】张大可、俞樟华等《司马迁一家言》，陕西人民教育社1995年版，第18页。
【14】参见《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新解》，《贵州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
【15】详见施丁《论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
【16】详见杨燕起《司马迁的〈史记〉与中国史学的自觉》，《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7】详见见白寿彝《〈史记〉新论》，求实出版社1981年版，第51—71页。
【18】《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页。
【19】《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0页。
【20】《中国史纲》第二卷，大孚出版公司1947年版，第654页。
【21】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07页。
【22】《文史通义·家书二》。
【23】《史通·古今正史第二》。
【24】《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56—957页。
【25】刘恕《通鉴外纪·后序》。
【26】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
【27】《章学诚遗书》卷二十七《湖北通志检存稿·前志传》，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94页。
【28】《文史通义·和州志前志列传列传序例》上
【29】《文史通义·和州志前志列传列传序例》中。
【30】《史通·忤时》。
【31】《史通·探赜》。
【32】《文史通义新编·上晓徵学士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23页。
【33】《文史通义·家书三》。
【34】《文史通义·答客问上》。
【35】《文史通义·申郑》。
【36】《焚书·自序》，中华书局1974年大字本。
【37】《读史方与纪要·总序三》。
【38】《史通·辨职》。
【39】《全唐文》卷六八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030页。
【40】《夹遗稿》，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页。
【41】《宋史·儒林传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944页。
【42】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60—261页。
【43】《文史通义·书教下》。
【44】皮锡瑞《经学通论·易经》，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33页。
【45】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中衰时代》，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9页。
【46】李汉林《中国古代史家治史的优良传统》，《吉首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47】《史通·忤时》。
【48】《史通·辨职》。
【49】《五杂组》卷十三《事部一》，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267—268页。
【50】《廿二史札记》卷六“三国志书法”条，中华书局1984年订补本，第121页。
【51】《廿二史札记》卷十三“北史全用隋书”条，中华书局1984年订补本，第273页。
【52】《潜研堂文集》卷二八《跋柯维骐宋史新编》。
【53】《廿二史札记》卷九“古文自姚察始”条，中华书局1984年订补本，第196页。
【54】《章学诚遗书》卷十八《文集三·邵与桐别传》，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页。
【55】参见施丁《论刘知几和章学诚之评司马迁》，《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5页。
【56】《文史通义·答客问上》。
【57】《史通·古今正史》。
【58】《宋书·范晔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20页。
【59】《明经世文编》卷三三五，《王□州文集·国史策》，第3599页。
【60】《州山人续稿》卷一九，《书牍·徐孺东》，《四库全书》本。
【61】《州山人四部稿》卷七十一，《□州堂识小录》，《四库全书》第12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42页。
【62】《唐会要》卷六十三，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094页。
【63】《旧唐书·韦述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84页。
【64】《汉书·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5页。
【65】《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裴松之注，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59页。
【66】《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版。
【67】以上二则见《文史通义·答客问中》。
【68】《文史通义·感遇》。
【69】《文史通义·天喻》。
【70】《文史通义·博约中》。
【71】《文史通义·天喻》。
【72】参见施丁《治史学要成家——缅怀白寿彝》，《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