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表明了他写《史记》的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太史公自序》中，他也表达了大致相同的意思。近些年，有一些文章阐释了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涵义，这比起人们对“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论述，在内容的深刻性和数量上都显得有些不足，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已经实实在在被忽视、被冷落了。【1】笔者认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内涵和影响，主要表现在思想方面，若只就字面意思理解，恐未能尽之。仅从我们今天仍在各种意义上强调“成一家之言”来看，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精神就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成为人们追求的治学境界。
第一节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实质
近现代史家和学者对司马迁“成一家之言”实质的阐释，因其对《史记》内容的理解不同，以及强调的侧重点不同，而呈现丰富多彩的面貌，兹诠次如下。
（一）实录历史事实成一家之言
如吴忠匡认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主要内涵，就是始终尊重历史事实和生活现实，深入探究事物的本质特征，即挖掘历史的和现实生活中的本质的典型的东西，作出自己的论断，进行史家的历史批判。【2】就是说“成一家之言”是建立在实录的基础上的。刘家和认为：司马迁著《史记》的意图是要就从黄帝开始到当时为止的历史提出一个系统的一家之言。他指出：“司马迁用以表述自己的一家之言的方法是，通过写具体的人和事以展现时代的一般精神”，“通过再现历史的精神来展示自己的精神。”【3】也就是史家经过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提出自己“一家言”的方法。他们已经认识到，司马迁的实录，不是毫无选择地记录史料，而是在通观历史进程的基础上选取具有本质性质的历史事件，把时代、历史和个人融会在一起，给人们以多方面的启示。从史学发展史上看，司马迁的实录精神确实对后世史家及史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写当代史成一家之言
易平认为：司马迁写当代史的过程既是形成自己独立的、系统的见解的过程，又是他表达一家之言的过程。如，司马迁对汉武帝及其时代的肯定与否定，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后作出的，是历史的肯定与否定，司马迁由此成其杰出的一家之言。【4】从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条件和他所自觉承担的历史责任来看，《史记》着力描写了秦汉以来至汉武帝的历史进程，如班固所说：“其言秦汉，详矣！”【5】今天看来，《史记》对秦和西汉前期的历史的详尽、深刻、生动的记述，对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其主要的历史价值所在。
（三）历史编纂上自成一家
有些学者认为，纪传体通史是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基本形式。【6】刘家和把中国古典史学的形成分三个阶段，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即第三阶段——“以史立言”阶段的代表性著作，其相当完备周到的体裁，可视为中国古典史学形成的一个标志。与此相对的观点是：司马迁的主观意图并非在写书体例等技巧上有所创新，而是通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表达自己的崇道立场和以民为本的政治价值取向，以区别于当时“儒术独尊”社会以君为本的政治价值取向。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是在总结我国先秦时代历史经验，面对西汉前期的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归纳出以民为本的政治价值取向。【7】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对我国历代正史的编纂影响极大，这的确是司马迁“成一家之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当然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即体裁要量体裁衣，才有价值。所以才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把内容和形式结合才能成为完整的一家言。
（四）思想上自成一家
首先是历史思想上自成一家，很多史家因强调司马迁历史思想的特出而把司马迁和先秦诸子等学术流派相比附，认为司马迁是借史的形式发表自己的一家之言。此说以近人梁启超为代表。他认为司马迁著述《史记》的根本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卿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8】即司马迁的“一家之言”其实便是“一子之言”，不过是借助了史的形式罢了。范文澜也有类似的观点：“彼本自成一家言，体史而义诗，贵能言志云尔。”【9】言志即指史著能表达作者对历史现实的看法。这种说法在古代和近代都有很大影响，在古代表现为司马迁思想之儒家说、道家说及既儒且道说的争论，在近代则提出司马迁借史明义，旨在突出其历史哲学之成就。程金造认为：“一家言”是太史公明其《史记》一书性质的关键语言。其“一家之言”是太史公一己对人对事的意见，是理不空发，而以事见的，总之，《史记》实是以史明义的书，是一家言的实质。【10】这些说法，究其实质，是强调司马迁在历史思想上能独树一帜。近年已有学者撰文，通过对“家”和“言”的重新界定，认为司马迁要自成的是“史家”，而不是诸子中的一家，依据是：他具有史家特有的强烈的论载历史、保存史文的历史责任感；他首次就历史撰述宗旨和目的、历史研究要求和对象以及历史编纂方法等史学理论问题做了系统阐述；《史记》为后世历史创作提供了范式。司马迁之史家“言”是就史家思想理论之本质内涵而言的，指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并对这“三言”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解释。【11】这一立论是有说服力的。
我们认为，司马迁著《史记》固有其以史明义的一面，但若将其性质等同于诸子，则违背了太史公的初衷。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就是说诸子百家都是各执一说，而不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综观全局，得出可信的认识。司马迁是要运用自觉的历史意识从历史演变中找出一种原则，他要提出历史家的更接近历史真实的看法。即他要成为不同于其他诸家的史家，这一点在现代学者中已得到普遍认可。白寿彝认为：“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是在史学领域里第一次提出这个‘家’字，这是一个开创新局面的史学家自觉的表现。”【12】张大可认为，“从学术上说，马迁自成一家就是一个历史家。”【13】有的文章还专门检讨了司马迁思想的道家说、儒家说、既儒且道说等，认为司马迁的“一家言”是史家之言，代表了西汉时期新产生的一个学派，即史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构成了他的“一家之言”。【14】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司马迁之前史学的发展，也在逐渐壮大，如《春秋》、《左传》、《国语》等，它们不仅为《史记》的产生提供了可信的史料，而且也为司马迁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思想，这也是司马迁构建其历史哲学的主要依据。
在此基础上，有些史家进一步强调司马迁在史学思想上自成一家。如施丁认为：司马迁所著《史记》，在体例、内容、史学思想诸方面，尤其是深邃的思想，比之前人与同时代人贡献了很多新东西，确已达到了既定的目标。对后学来说，可以明确，“成一家之言”，不是随便提出一个无关宏旨的看法，或发表一通无足轻重的意见，或编写一本人云亦云的史书，就能轻易达标；而是在史学思想上确有高见卓识和新的成就，才能名符其实。【15】杨燕起认为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和“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作为自己的撰著宗旨，这是最为集中地表述了他的史学思想，他的这一思想，是过去时代文化思想在史学领域第一次最富创意的概括和升华。【16】白寿彝则把司马迁史学思想上“成一家之言”概括为史学上的创新精神和自觉精神。他认为：《史记》作为一部历史书，在“成一家之言”方面是个创举。“言”者，议论也，即有意表达一个人的思想主张的意思。“成一家之言”既要继承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风气、传统，又要在史学领域中有所创造，敢于拿出自己的主张。具体表现为：第一，综合古今典籍及其他资料，创造出一部通史；第二，综合古今学术，辨别源流得失；第三，综合已有的史体，创立新的历史体裁；第四，《史记》继春秋，述往事，思来者，把历史事实、自己的理想、评论三者很好地结合在一起。【17】即司马迁在通史撰述、辨章学术、创新史体和历史学表述方法上都能“成一家之言”，体现了司马迁的创新精神和自觉精神。白寿彝对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评价很高，曾写有专文加以解释。他说：“《史记》有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多字，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的天汉年间，是一部通史，也是一部取各种史体之长的综合体史书。特别应当指出来的，这是史学领域里有意识地要‘成一家之言’，而在史学实践上也做到了‘成一家之言’的第一部史书，在历史观点、史料搜集、文字表述上都有显著的成就。这是中国史学已成长起来的显著标志。”【18】他还说，“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指司马迁）对自己提出了‘成一家之言’的要求，实际上也是对一个史学家提出了自觉精神的要求。这应该看做是关于史学史论述之有开拓性的重要贡献。”【19】这些评价强调了史学思想上的自觉性、创新性和系统性是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核心内容，这对我们认识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精神价值很有启发意义。司马迁说自己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这三句话的逻辑联系上看，他是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基础上“成一家之言”，显然其史学思想上自成一家言的意味最强烈，也最重要。
总之，司马迁实现了“成一家之言”，是我国史学已经规模完备地成长起来的标志。正如翦伯赞所说：“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时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20】瞿林东也说：“《史记》的成一家之言，标志着在意识形态领域史学已卓然成为一‘家’，因而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21】这也提示我们，应从“成一家之言”所蕴含的内在精神和思想层面上探讨司马迁“成一家之言”对后代史家和史学的影响。
我们把这些看法综合起来，对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了解也许会更准确、更全面、更深刻。即：“成一家之言”的最终目的是要完成一部完整的史家著述，这就包含了著述体例、史料编次、文字表述和撰述思想等不同层面上的“成一家之言”，只有这几方面较好地配合才能称为“成一家之言”。总的来说，司马迁所说的“成一家之言”的内容很丰富，但其鲜明的进步性和独创性，是“成一家之言”的前提，这也是《史记》“成一家之言”的价值能够超出史学的范围，为后人广泛探求的主要原因。可以说，“成一家之言”不仅是司马迁对自己的工作要求，并且以其巨大的实践成就，为以后的史家指出了前进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