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汉代被人们称为“良史之才”，班固以下历代学人也多赞颂其为良史之才。人们通过对“良史之才”不断的引用、阐释和发挥，对“良史”的认识逐渐明确和丰富起来，于是，追踪良史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司马迁作为良史的楷模，在思想认识和撰述活动上对后世史家产生了很大影响。当然，司马迁被称为良史，还在于他对实录精神传统之形成的影响，笔者另有专文探讨。本书这里所要着重讨论的问题是：在后人对司马迁“良史之才”的论述中还形成了一些评述良史的思想，如才识兼备、会通古今、经世致用等。后人尊崇司马迁为良史，这些思想也就深入人心，逐渐丰富了、形成了中国史家的良史思想传统。这是中国史学上极宝贵的思想遗产，对史学工作者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
第一节 才识兼备的素养
在中国史学史上，从理论上自觉、系统地讲史家修养的问题，始自刘知几，他提出才、学、识为“史才三长”，但并没有以此为标准具体论说他心目中的良史，原因是“才、学、识，世罕兼之”【1】。然而，在他身前身后，已有很多人以类似的标准来评价司马迁的“良史之才”，有的是“史才”说的来源，有的则对它有所发展。从这些评述可以看到历代史家对良史素养的重视及所达到的思想高度。
班固评司马迁的“良史之才”：“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主要是从叙事和文辞表述的才能而言。后来，随着马、班比较的逐步展开，人们对“良史之才”的讨论逐渐由叙事繁简、体例编次、史文表述等问题深入到历史思想，即史识的探讨，从而使才识统一的评价标准逐渐建立起来。较早从才与识两方面来评价司马迁“良史之才”的，大概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葛洪，他说：“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先达称为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为《项羽本纪》，以踞高位者非关有德也。及其序屈原、贾谊，辞旨抑扬，悲而不伤，亦近代之伟才。”【2】在葛洪看来，《史记》中被视为不合编次体例的《伯夷列传》、《项羽本纪》和《屈贾列传》等，都含有司马迁对历史、社会的深刻认识，《屈贾列传》还能词旨抑扬，笔端带有感情而不流于浮靡，这是从历史见识与文字表述两方面来肯定司马迁的良史之才。虽然他这段话很简单，有些提法也较含混，但也提出了一个怎样评价良史之才的问题。由此出发，范晔更为明确地从文风和思想两方面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说：“议者咸称二者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3】就是说在史学成就上司马迁和班固都可称为良史之才，但在史识上有高下之分，马、班的文章特点其实是他们识见高下的反映。范晔虽没有点明这二者的联系，但基本上确立了从叙事和议论两方面评价良史的标准。葛洪和范晔的评价表现了一些史家从才识统一的角度要求良史的意识。
随着《史记》的思想价值逐渐被发掘出来，人们对司马迁的良史之才也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尤其是明代，出现了一些围绕《史记》进行评论的史论专书，如《史记论略》、《史概》、《史记评林》等，它们对《史记》的内部结构、论赞和文字风格进行了广泛的评价。很多从汉代开始对司马迁《史记》形成的错误评价开始受到批判，如针对司马迁“发愤嫉时”、“仅工于文”的说法，很多学者进行了辨析。明代杨慎评《伯夷列传》曰：“今试取《伯夷传》读之始言天道报应差爽，以世俗共见闻者叹之也。中言各从所好，决择死生轻重，以君子之正论折之也。一篇之中，错综震荡，极文之变，而议论不诡于圣人，可谓良史矣……真西山《文章正宗》云，此传故以文取其言，又谬。若道理有戾，即不成文，文与道岂二事乎！”【4】他反驳了前人对司马迁“满腹是怨”、“以文取其言”的偏见，认为司马迁作《伯夷列传》达到了文与道的统一，不仅“极文之变”，而且“议论不诡于圣人”，因此堪称良史，这还是从文章的内容和形式统一的角度肯定了司马迁的才识。
与他同时代的陈文烛则从司马迁的撰述宗旨来理解“良史”的才与识，他说：
司马氏《史记》有良史之才，所论大道微旨，班孟坚犹得而议之。余观迁之《自序》，比于《春秋》二百年之权，而高皇帝一《赞》，谓汉得统于三代，删六经而尊周，盖窃取孔氏之义，此何可议也？余少读是书，识龙门令之大旨如此。至于微言妙词，未惶解析。顷友人陈子寿手录《隽言》一帙示余，欣然有当于余心。昔人谓迁之文章多得于万里游，今江淮如故，即予浮之，求所以益子长处，竟不知何在，盖信古今人才识迥绝也。【5】
这里他明确提出以才识统一为司马迁良史之才的标准。他认为司马迁的著史宗旨是追踪孔子，班固“颇谬于圣人”的评论是不恰当的，从而肯定了司马迁卓越的史识。他进一步指出，《史记》文章之妙不是万里游就能得到的，而是与司马迁卓越的史识有关。
即使同称良史，也有高下之分，其标准就是才与识结合的程度，如清人浦起龙对马、班的比较：
从来称良史者莫如马，其次莫如班……顾其间异同得失，论者纷纷，窃以为二书固亦未可强同者……然固之书，实有未及迁者。迁叙事多以详入妙，班务从裁省，尝有增损一二句，一二字，而顿失神理者……要而论之，文章议论之高，班不及马，而后人无迁之才，则宁学固，不可学迁。【6】
就是说，叙事的才能不是从详略来判定的，而是看能否得其“神理”，这不仅需要高超的文字技巧，更重要的则是对所叙之事的理解，即历史思想。司马迁才高，识也高，因而在叙事和议论两方面都高出班固。
在此基础上，清人明确提出了“良史记事，第一论识”的观点。吴敏树评《项羽本纪》是这样说的：
史家原只依事实录，非可任意措置，然至事大绪繁，得失是非之变，纷起其间，非洞观要最，扫除一切旁枝余蔓，未得恣意详写，使其人其事，始终本末，真实发露，读者惊动悲慨，千载下如昨日事也。如此纪，项氏起吴中，部署徇县诸事，绝无指数，直入渡江击秦，建立楚后，项梁败死不久，其人事迹并略，专向项羽铺陈。至入关擅事以后，怀王彭城举动，不涉一语，独沛公鸿门摹绘累纸，惟恐不尽，其后所置诸侯王，与项氏岂免交涉，竟无所及，独及田齐、英布，益以彭城，皆关楚汉成败紧处，即又不肯琐屑多道。吾意史公作此纪时，打量项王一生事业，立楚是起手大著，救赵破秦是擅天下原由，其后则专与汉祖虎争龙战而已。如下笔万言，滔滔滚滚，如长江大河，激石滩高，回山潭曲，鱼龙出没，舟楫横飞，要是顺流东下，瞬息千里，终无有滞碍处耳。从来良史记事，第一论识。【7】
史家记事本只要依事实录，但要做到“使其人其事，始终本末，真实发露，读者惊动悲慨，千载下如昨日事也”，却不容易。这首先需要史家“深于其事”，“洞观要最”，即对历史进程有一个全局的把握和深刻的认识，同时又能看到每一件事的隐微之处，自然能见其深。这样的见识便是史识。《史记》能详尽、深刻、生动地写出了秦和西汉前期的历史，是因为司马迁对秦汉之际的历史变化有总体上的认识，所以能选择那些“关楚汉成败紧处”来安排事件。这一点，宋朱熹已经认识到了，他说：“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如读《史记》，便见得秦之所以亡，汉之所以兴；及至后来刘、项事，又知刘之所以得，项之所以失，不难判断。”由此他断定“司马迁才高，识也高”【8】。宋代史家还有从《史》、《汉》比较中肯定司马迁识力的，如陈傅良和叶适。陈氏曰：“如班孟坚史，视司马子长加精察，而竟不能过，往往有愧色，亦岂力不足欤！”【9】叶适云：“司马迁变古法，惟序己意，既已失之，然包括上古，收拾遗散，操纵在心，犹时有高远之意，常人所不能测之者。及班固效之，而浅近重复，往往不过常人之识之所能及，至其后史官，则又甚矣。”【10】这些评论从思想和方法上阐述了司马迁的史识，对清代史家关于良史和史识关系的理论认识有很大的启发。
从汉代以“善序事理”评“良史之才”，到明清以来强调“才识迥绝”、“才高识超”、“第一论识”的良史评价标准，经过历代史家和学者的努力，人们对司马迁的良史之才有了更丰富的理解和更深刻的认识，并建立起了才识统一的评价标准，形成了一个优良的思想传统，其影响亦至深至广，这对我们今天的史家仍然是一个高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