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字表述风格与实录传统
正如吴缜所说，历史撰述中事实、褒贬和文采是相得益彰的，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不仅体现在他注重史料真实和坚持实录秦、汉历史的求真精神，还在于他自成一家的表述风格。这三者汇聚在一起，方可见《史记》实录风貌之大概。
扬雄在《法言·重黎》中讲：“或问《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迁》曰实录。”扬雄没有展开对“实录”做进一步解释。但他是把《史记》与《周官》和《左传》相比较得出这个结论的。他认为，《周官》是记载人们行事准则的，《左传》的特点是品列人物之言辞，而《史记》在记事和写人是要如实地记载历史。他已经准确地概括出了《史记》作为历史著述的本质特点，抓住了司马迁的著述宗旨。我们可以说扬雄已经从历史编纂的特点上强调了《史记》“实录”的特征和价值。
在此基础上，班固从叙事和文辞上概括了《史记》实录的表述风格：“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辨而不华”是指《史记》善于使用言辞，语言丰富，能侃侃而谈但不滥用浮华无实的辞藻。其中“华”与“实”相对而言。司马迁曾说孔夫子：“其于宗庙朝廷，辩辩言，唯谨尔”【61】。意思就是说孔子对自己懂得的事情能说很多，但又不夸夸其谈，以谨慎为标准。这也是司马迁追求的风格，班固总结为“辨而不华”，是很恰当的。“质而不俚”是说《史记》文辞朴素而不鄙俗，“质”还有真实的含义，《史记·张释之传》记载：“问释之秦之敝，具以质言。”质言即说实话。此外，《史记》所记几位直臣，如汲黯、周勃等，司马迁都以当时口语写出他们的语言，使人物更真实更生动。“其文直，其事核”是说《史记》记事真实而准确，直述其事而不委婉隐讳。总之，无论记事、写人、记言，《史记》都以真实为准则，这就是司马迁“实录”文风为后世史家树立的榜样，也是人们评价“良史”的一个重要标准。司马迁《史记》不仅做到了“实录”，还富于文采，这引起后代史家极大的兴趣，在撰史和评论中不断探索《史记》“实录”文风的魅力所在，并加以仿效，形成了中国史书实录的表述传统和丰富的理论。人们对实录的表述特征大概有以下几种理解：
第一，文洁事信。范晔曾比较司马迁和班固的文风，认为：“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62】，两相比较，所谓“文直事核”就是说《史记》叙事简洁准确。范晔是很重视文辞表述的一个史家，他对马、班文风的把握也是比较准确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史记》、《汉书》记事风格的比较逐渐展开，如张辅曾以文字繁简比较《史》、《汉》优劣，他的评论多受后人指责，认为这种比较过于简单。其实，他是用这种比较来强调《史记》简洁、真实的实录文风，因此才有这样的结论：“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63】这就是说《史记》文辞简洁而能叙事完备，就在于它写人能够使文辞语言符合历史人物的身份，叙述历史事件则能符合事实，有条有理。这把《史记》记事、写人的风格揭示得更加清楚了，是对班固“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评论的进一步发挥。刘知几《史通》中有《叙事》一篇讨论史书的叙事，提倡文约事丰的叙事风格，他说：“言尽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并且举了《左传》和《史记》的例子来说明。实际上就是说史书语言要具有高度的概括力，这样才能文字俭省，事实清楚而作者意旨亦明。叙事之省“有假赞论而自见者”，如《史记·卫青传》后，太史公曰：“苏建尝责大将军不荐贤士。”就是借着论赞“别出其事”，引出其他事情来。这都是他对《史记》文辞简约而叙事真实的理论探讨，已经是比较全面了。明代何乔新说：“上自黄帝，下讫汉武，首尾三千余年，论著才五十万言，非文之直乎！纪帝王则本《诗》、《书》，世列国则据《左氏》，言秦间诸侯则采《战国策》，言汉定天下则述《楚汉春秋》，非事之核乎！”【64】很明显他也是从文字简洁和史事可信两方面来理解《史记》“文直事核”的风格的。清代蒋彤在此基础上继续做了总结：
班孟坚论司马之书曰，其文直其事核。师古注云：“核，坚实也。”百果之核，无不坚实，叙事义法，“坚实”二字尽之”。无虚假无疏漏，乃得坚实。核无定形，随物为大小。试读《史》《汉》中传，长者数万言，短者数百言，有一字不坚实否？故文无论短长，总有天然结构，如铜就范，有不可增减意，是无他，文洁而事信也。【65】
他以“无虚假无疏漏”来解释《史记》的“文直事核”，所谓“随物为大小”就与史家叙事的剪材之功有关，即根据事实决定繁简。司马迁说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66】，就是说孔子叙事笔法之严谨真实。蒋彤用“有不可增减意”来评价《史记》，实际上就是从这个角度充实了实录风格的内涵。
除了围绕班固有关文字表述的评论来揭示《史记》实录的风格外，人们还经常用这个标准衡量后来的历史著作。李延寿说魏收的《魏书》：“追踪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深致远。”【67】这是说魏收著史不仅从叙事文风上继承司马迁，而且在评论史事上，也能揭示历史深层的真相，深得司马迁论赞的精神。这种夸奖，固然有过誉之处，但可以看出后来史家对《史记》实录的表述特征有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并以此作为自己著史的楷模。
第二，质朴切直。当史学领域出现不良文风和错误倾向时，严肃的史家都会自觉地用《史记》作为标准来进行批评。如南北朝时期直至唐初，由于骈文盛行，很多史家著史讲究用词华丽，多用偶句。对此刘知几批评诸家晋史“荒庄少气”、“沦溺罕华”。他指出：“夫史之叙事也，当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必令同文举之含异，等公干之有逸，如子云之含章，类长卿之飞藻；此乃绮扬绣合，雕章缛彩，欲称实录，其可得乎？”他进而批评唐修《晋书》：“大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68】刘知几在这里强调了史书表述与文学性表述不同，应以司马迁《史记》的实录风格为准则。唐宋古文家常常学习《史记》质朴切实的风格，柳宗元的文章以峻洁著称，他谈到自己写文章的体会时说：“《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69】这里的“峻洁”是指司马迁胆识过人，敢于言人之所不敢言的质实精神。欧阳修修五代史，被人评为“记事似司马迁”【70】。他们追踪司马迁，更加扩大了《史记》实录文风的影响。章学诚评价说：“六朝骈丽，为人志铭，铺排郡望，藻饰官阶，殆于以人为赋，更无质实之意。是以韩、柳诸公，力追《史》《汉》叙事，开辟蓁芜；其事本为变古，而光昌博大，转为后世宗师。”【71】韩柳取法《史记》叙事的质实古朴，与六朝以来的骈丽文风作斗争，开了一代新文风，成为后代史家和古文家效仿的榜样。为了反对浮靡华丽的文风，他们更强调了质朴直书的风格，在他们的提倡和带动下，唐代史家一直保持着质朴切直的传统，刘知几的《史通》就反映出质朴切直的特点。柳宗元作《非〈国语〉》、《段太尉逸事状》，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72】，都有直书的精神和质朴的文风。宋明理学多谈义理，影响到史学领域就出现了撰史不顾事实而滥用义理虚文的风气，致使史书记载的人物“千篇一律”，“皆如板印”。针对这种情况，章学诚提出了撰史之文“与其文而失实，何如质以传真也”【73】的标准，并且以《史记》的《陈余列传》、《管晏列传》、《李斯列传》为例说解史家作传的准则。
第三，寓论断于叙事。明清两代出现了一批从文字表述和体例结构方面研究《史记》的著作，大都是文集评点式的，明代的“唐宋派”和清代的“桐城派”古文家都以《史记》为榜样，对《史记》文字表述的特点进行评论。在此过程中，《史记》叙事风格得到更多新的阐释和发扬。明杨慎说《平准书》“先叙汉事，而赞乃述自古以来，而寓微辞于武帝，叙事之变体也”【74】。邵晋涵说《封禅书》“直记事而其失自见，不用贬词，可为史法”【75】。这些都把《史记》通过记述历史事实来表达作者论断的方法指出来了，并把这种叙事风格看成是“史法”，把它从“叙事之变体”提高到了叙事之准则的地位。顾炎武把《史记》这种保持实录的方法称为“寓论断于序事”【76】，把这些意思都概括进来了，最能体现《史记》文直事核的神韵，是中国史学叙事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当然，《史记》这种叙事风格不限于顾炎武所举数例，而有更广泛的表现【77】，对后人写史有很大的启发。其实，《史记》这种风格的吸引力来自司马迁对历史发展之理解的深刻性，从而使人们了解更深层次的历史真实。在史书撰写上，“文学水平的高低确实对读者的吸引力起很大作用，但理解的深刻性也具有另一种性质的吸引力。当然，我们应当注意表述上的生动。”【78】
第四，自然征实，生动传神。清吴敏树说：“《封禅》、《平准》、《河渠》三书，所叙皆孝武朝大条目事，与后人修史作志者不同。作志要考详先代典故，叙次令明晰而已。至史公所称，皆目睹事迹……学者第能细按当日事势情形，如身执简其侧。”“《河渠书》最为征实，……史公叙述，本其自然，非有强作。”【79】这是说其他史书作志大多排比史料，叙次明晰，而司马迁作三书是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描写当代史事，并能使当时的情形真实生动地呈现出来，使人读了如身临其境。其原因就在于“本其自然，非有强作”，按照事实情况记述下来，自然而征实。这一比较使《史记》的实录超越了记注史料的层面而揭示了它在史著表述上的创造性。不惟如此，即使是描写无法亲身经历的人事，司马迁也能精妙地运用这种笔法，达到实录的效果。清熊士鹏说：
司马迁作《史记》，变《春秋》编年之法，创为传纪，凡百三十篇。余每读其列传，观其传一人，写一事，自公卿大夫，以及儒侠医卜佞幸之类，其美恶谲正喜怒笑哭爱恶之情，跃跃楮墨间，如化工因物付物，而无不曲肖。读《屈贾传》，则见其哀郢怀沙过湘投书之状，读《庄周》、《鲁仲连传》，则见其则见其喜剑好博倚柱箕踞之状洋倜傥之状，读《韩信》、《李广传》则见其拔帜射雕之状，读《游侠》、《刺客传》，则见其喜剑好博倚柱箕踞之状，读《酷吏》、《滑稽传》，则见其鹰击毛挚摇头大笑之状，读原、陵、春、孟四君传，则见其弹铗负□执辔蹑珠之状，余不暇枚举，然若此者何哉？盖各因其人之行事而添颊上三毫也。故刘向、扬雄称之为实录。【80】
他所举的都是《史记》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列传，表明司马迁写人能够“各因其人之行事而添颊上三毫”，准确地把握人物的性格，选择突出的事件或细节把他们的性格特征描写出来，使人物生动而传神。读者在阅读时自然会产生如在目前的感受。明清时期的史学家有很多人都有类似的评述，但还没有人把《史记》这种生动传神的风格归结为“实录”。实际上，这可以说是《史记》“实录”风格在文字表述上的鲜明特点，也是历代史家赞叹不已、追慕不已的一个目标，是史书实录的较高层次的要求。我们今天仍然要学习司马迁这种文风。
总之，在漫长的史学发展历程中，人们从各个方面、不同角度探讨了《史记》实录的表述特征和精神实质，历代史家自觉地以司马迁的实录为目标，并为此不断地进行切磋和探索，使实录成为史家史料运用、历史评价和文字表述等各方面最基本的标准。在此过程中，《史记》以它各方面的成就影响了后代史家和史著。丰富了中国史学传统的内涵，在中国史学传统的形成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过去的史家难免受时代条件和认识水平的局限，但他们始终坚持以求真求实、反对虚妄矫饰。白寿彝先生说：“司马迁《史记》一书在中国史学上的贡献，是巨大的”，“司马迁成为笼罩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史学大师。”【81】不仅如此，直到今天，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仍然启发着我们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从班固对《史记》实录精神的确认到今天，我们对它的认识已经更加丰富和深刻，实录也成为人们普遍遵守的准则，成为中国史学一个优良传统，推动中国的史学不断向着寻求真理、走进真理的方向前进。
注释：
【1】《汉书·司马迁传》。本书所引正史原文及注文、序文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
【2】详见赵光贤《评班氏父子对司马迁的批评》，《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1期；张子侠《班氏父子与〈史记〉的学术命运》，《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4期。
【3】《论语·述而》，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
【4】《论语·为政》。
【5】《论语·子路》。
【6】以上分别见《史记》的《伯夷列传》、《孔子世家》赞、《太史公自序》。
【7】李约瑟著、袁翰青等译《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8页。
【8】《后汉书·班彪传》。
【9】《汉书·司马迁传》。
【10】《晋书·司马彪传》。
【11】《古史》序，明万历壬子刻本。
【12】《宋史·李焘传》。
【13】关于马、班思想倾向的评价，参见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年第3期。
【14】详见《十七史商榷》卷四《孔子世家》、卷六《儒林列传》。
【15】《蛾术篇》卷九《司马迁所援据之书》，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16】《钝吟杂录》卷八，丛书集成初编本。
【17】分别见《史记札记》卷四、卷一，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1957年版。
【18】《义门读书记·史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
【19】《烟屿楼读书志》卷十二。
【20】其说分别见《史汉愚按》卷二、《潜研堂文集》卷二四序二、《文史通义·史德》篇。
【21】《廿二史札记》卷一“司马迁作史年岁”，王树民校证订补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
【22】《潜研堂文集》卷二四《序》二，《嘉定钱大昕全集》，陈文和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23】《文心雕龙·史传》。
【24】何焯《义门读书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
【25】《左传纪事本末》卷三十一，中华书局1979年版。
【26】参见罗炳良《从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的转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2期。
【27】《考信录提要》卷下，中华书局1985年版。
【28】《史记·三代世表》序。
【29】吕思勉等《古史辨》第七册，开明书店1941年版，第47—48页。
【30】关于崔述考信方法的论述，参见陶懋炳《崔述〈考信录〉初探》，《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1期。
【31】罗根泽《古史辨》第六册，开明书店1938年版，第441页。
【32】《太史公书知意·序论》，成都尚友书塾1937年版。
【33】对章学诚“史德”说的评价可参见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23—726页。
【34】《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9页。
【35】其事分别载《左传》宣公二年、襄公二十五年。
【36】《文心雕龙·史传》。
【37】《汉书·司马迁传》。
【38】《论衡·案书》，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
【39】《论衡·感虚》。
【40】《晋书·孙盛传》。
【41】《晋书·华表传》所附《华峤传》。
【42】《晋书》卷八二“史臣曰”。
【43】《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注。
【44】《三国志·魏书·王肃传》。
【45】《三国志·魏书·董卓传》注。
【46】《傅子·补遗上》，转录自马总《意林》，四部丛刊本。
【47】《晋书·张辅传》。
【48】《抱朴子·内篇·明本》，诸子集成本。
【49】《旧唐书·刘子玄传》。
【50】《史通·直书》，浦起龙释本。
【51】《史通·曲笔》。
【52】《史通·惑经》。
【53】《史通·申左》。
【54】《史通·惑经》。
【55】《史通·鉴识》。
【56】《新唐书纠谬·序》。
【57】《通志·总序》。
【58】《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
【59】《藏书》卷四十。
【60】《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
【61】《史记·孔子世家》。
【62】《后汉书·班彪传》后论。
【63】《晋书·张辅传》。
【64】《何文肃公文集》卷二《诸史》，明名论著丛刊，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年版。
【65】《丹棱文钞·上黄南坡太守论志传义例书》，丛书集成续编集部第141册，上海书店1994年版。
【66】《史记·孔子世家》。
【67】《北史·魏收传》。
【68】以上二则见《史通·鉴识》。
【69】《柳河东集·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
【70】《宋史·欧阳修传》。
【71】《文史通义·墓铭辨例》，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1994年版。
【72】《旧唐书·路随传》。
【73】《文史通义·古文十弊》。
【74】《总纂升庵合集》卷一三，清光绪八年刻本。
【75】《史记辑评》卷二《封禅书》，转录自《史记评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76】《日知录》卷二十六《〈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黄汝成集释本，岳麓书社1994年版。
【77】参见白寿彝《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1年第4期。
【78】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6页。
【79】分别见《史记别钞》之《平准书》、《河渠书》，清同治间刻本。
【80】《鹄山小隐文集》卷二《释言》，转引自《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1页。
【81】《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