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客满意度战略的指导思想
顾客满意度战略是流行于当今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全新的行销战略。它的指导思想是建立顾客至上的服务，为使顾客获得百分之百的满意，从而使企业效益倍增。所谓现代市场营销观念按照美国西北大学教授菲利普·科特勒的解释，是以整体营销活动为手段来创造顾客满意并达到企业目标的顾客导向的企业经营哲学。为确保顾客满意度战略的实施，必须树立现代市场营销观念，以现代市场营销观念为指导。顾客满意度战略与现代市场营销观念的三层含义关系密切，具体表现如下。
（1）顾客导向是实施顾客满意度战略的前提和基础
顾客满意度战略的实施必须以顾客导向为基础。顾客导向指的是把顾客的需要作为营销活动的起点，从人类生活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实实在在地为顾客着想。正如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西奥多·莱维特在他的《营销近视症》中得出的结论所说，任何企业要想获得成功，任何企业要想长盛不衰，就要改变传统的观念真正以顾客及其需要为出发点。而真正以顾客为导向的企业所提供的东西不是由卖主决定的，而是由买主决定的，也就是由顾客决定的。为此，企业必须首先对顾客的行为进行研究，确定顾客需要的真正含义。在了解顾客真正需求之后，企业还应明确不同的消费者有不同的需求。据此，企业可进行市场调查，确定适合自身特点的一个或几个目标市场，并针对不同的市场形成差异化的营销策略及行动方案，进而付诸实施。
顾客导向不仅局限在满足现有的顾客和需要上，还应包括潜在的顾客需要，因为一方面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同顾客需要的产生和变化在时间、空间等方面有一定的差距，另一方面顾客的需要会随着经济状况、社会地位、文化修养、心理因素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企业坚持顾客导向时应注意潜在的顾客需要。
（2）顾客满意是顾客满意度战略的核心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人们之间存在着互换行为和心理，当人们给他人以帮助和支持后也会得到他人的回报。顾客在得到企业提供的满意产品和服务后就会实施回报行为。据美国汽车业的一项调查表明，一个满意的顾客会引发8笔潜在的生意，其中至少有1笔成交；一个不满意的顾客会影响25个人的购买意愿。由此可见，顾客满意与否不但影响到顾客一方，而且同时也必然会影响到企业一方。上述提到顾客满意包括理念满意、行为满意、视听满意、产品满意、服务满意五个方面。也可以把它们归纳成产品满意、服务满意和社会满意三个层次。
顾客满意的评价和改进
顾客满意度战略实施一轮情况如何，需要通过建立评价原则，提出评价方法，制定评价体系，对最高管理者和顾客满意度主管的职责、市场需求分析、资源结构与质量、过程控制实施测评、分析，找出存在的问题，并及时进行改进，不断提高顾客满意度。众所周知，企业的战略有许多，例如：（1）企业中的战略层次：公司战略、经营战略和职能战略；（2）单一业务公司的战略结构：公司/事业部战略包括市场战略、生产战略、研究与开发战略、人力资源战略；（3）跨行业经营企业的战略结构：公司战略包括若干事业战略。每一事业战略又包括市场战略、生产战略、研究与开发战略、人力资源战略。还有一体化战略（前向、后向、横向一体化战略）；加强型战略（市场渗透、市场开发、产品开发战略）；多元经营战略（集中化、横向、混合式经营战略）；防御型战略（合资经营、收缩、剥离、清算、组合战略）；迈克尔·波特德一般性战略（成本领先、差异化、专一经营、价值链、国家竞争优势战略）。只有通过恰当的评价，顾客满意度的改进才会得以有的放矢。
实施顾客满意度战略的意义
（1）促进企业根据自身特点，把所有的各个被割裂开的战略有机地联系起来，建立全新的顾客满意度战略，有利于制定企业目标和方针。
（2）促进企业根据2000版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建立自己的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制定质量目标和方针，加强质量意识，为让顾客满意打下坚实的基础。
（3）它不仅仅是经营战略，而是企业运行全过程的质量战略，因此，不仅要求服务质量让顾客满意，而且要求全过程质量让顾客满意，因而这样的顾客满意具有乘数作用。即一人满意就会传递十人满意，十人满意会传递百人满意，等等。从而，大大地提高顾客对企业的忠诚度。
（4）促进企业与国际接轨，按国际质量标准提供产品和服务，有利于在国内外市场中竞争。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化加快，中国企业将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外来竞争，这一点十分重要。否则，我们的产品和服务不能甚至没有资格与国外同类产品和服务竞争，更谈不上取胜。因此，只有实施这种顾客满意度战略才能增强顾客满意度才能加强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而立于不败之地。
（5）实施这种顾客满意度战略，有利于企业文化建立，提高企业信誉，还有利于实现利润，增加效益。顾客满意是顾客对企业的忠诚和信任，是企业实现其全部利润的基础。因为企业多一个满意的顾客，就多一个售出产品或服务的机会，就多一份获取利润的可能。因此，顾客满意就变成了企业获利能力的重要内容。
（6）实施这种顾客满意度战略才能使企业注重市场及其变化的研究，由于消费者知识水平的提高，价值观念的变化，现有产品或服务的内涵已难令其顾客满意，加上社会环境的变迁，经济、科技的发展，企业有能力提供更使顾客满意的创新产品或服务。促进企业建立知识、技术库，促进企业技术进步，表现为创造出更多的知识和技术，以及先进的管理手段与方法，提高满足顾客需求的能力。促进企业建立ERP系统以及专家人工智能决策支持系统，实现资源共享，实现决策科学化和最优化（5）。
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
（一）北京边检为什么要提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教育
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阐明了社会主义新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历史联系。中国的文明传统，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理想追求，乃至中国的发展方向。这些论断不仅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价值，而且说明中国的优秀儒家文化传统，仍然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精神动力。
北京边检为什么要提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素质教育”？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人们根据当今世界变化和发展潮流，提出了实施“素质教育”的紧迫性、必然性和必要性。冷战结束后，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为了抢占经济和科技的制高点，全球的竞争日趋激烈，这种竞争又是以合作为前提，民族经济之间越来越相互依赖、相互补充，一国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日益取决于他国和他地区的经济发展，这种国际趋势的出现，对我们的人才素质提出了挑战。日本较早提出了“国际人”的人才培养要求，日本提出“为培养具有国际社会生活能力的日本人，应加强国际理解的教育”。美国一个由33位大学校长和权威人士组成的迎接挑战委员会在一份致总统的建议书中“建议”：1.支持并加强国际问题的研究和学习；2.鼓励老师和学生的国际互换；3.加强各级各类学校的外语教学；4.帮助美国高校与外国高校开展教育与科研的合作交流。1994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的“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一份题为《学习：内在的财富》的报告，指出教育应该具有四个支柱，即学知、学做、学会发展、学会共同生活。人类社会发生了几次科技革命的浪潮，带来了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与飞跃，但也产生了一系列世界性的问题，如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心病加剧、价值标准失范、道德滑坡等等。“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对善和恶都会带来无限的可能性。”主要反映在社会问题和人文精神的失落这两个方面。文化时代的到来：一是知识已渗透到政治、经济等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领域并处于中心的位置；二是知识制约并决定了经济、产业发展的方向、结构和水平，并且成为一种产业；三是知识已成为权力的象征，成为能影响财富、政治权力的来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就是“知识的差距”（6）。
（二）儒家文化与当代道德建设
现在很多边检口岸都在提倡以人为本，实际上，以人为本就是以仁为本。孔子和孟子都是提倡以仁为本的，他们的思想值得在边检行业中推广和贯彻。孔子的仁学思想众所周知，《论语》中论及“仁”字的地方多达一百多处。孟子发挥孔子的仁学，把仁学演化成仁政学说，提出了一系列仁政思想。他强调“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孟子·尽心上》）、“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把儒家的仁政思想推广到边检管理中，就是不仅要注重边检的眼前效益，更应该考虑边检的长远效益。
在人和自然方面，应该达到“天人合一”之境。人类对大自然的暴烈索取造成了无数的自然灾害，全球变暖、飓风、暴雨、泥石流、地震、海啸、臭氧空洞……正在以加速度的方式向人类袭来。2004年东南亚大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吞噬了二十多万无辜者的生命。2005年8月29日的一场飓风，又使一座现代化的都市、美国最有魅力的城市之一的新奥尔良瞬间化为一片汪洋。这难道不是大自然对整个人类发出的警告？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应该对人类提出警告，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被有的诗句通俗化为：“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韩国儒家学者也同样推崇天人合一的思想，韩国大儒李退溪在《圣学十图》中首揭《太极图说》，肯定“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的天人合一模式。退溪自己也极力主张天人合一，认为“人为开形气之拘，虽与天地之化似不相干，而感应消长之理，实与天地相为流通”（《拾遗》）。人类对自然界中的一草一木一鸟一兽都要爱护，它们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应该和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和谐的思想，对解决生态环境危机会发挥非常大的作用。所以退溪在《陶山杂咏并记》中肯定那种“恐或流于洁身乱伦，而其甚则与鸟兽同群，不以为非”的“古之有乐于山林者”，主张“推事亲之心，以尽事天之道，无时而不修省，无时而不恐惧”。
现在的问题是，对儒家仁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不是知道不知道的事情，而是实行不实行的事情。从实用儒学的立场出发，应该多抓实行的问题。如果抓好了实行，那么仁的思想就真正深入边检人的心中了（7）。
（三）儒家文化与现代化
东亚地区现代化成功的案例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与中国香港。这五个地区或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再创造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以致被誉为东亚五小龙。这是继西欧与北美之后，人类历史上第二个现代化的例子。值得追究的是：为什么它们能够走上现代化？这五个地区或国家的人接受什么共同的信念？答案非常清楚，这些人的共同信念来自儒家思想的影响。是儒家使他们忠于家庭、服从权威、尊敬长者，以及勤奋努力、俭朴自制、互助合作。如果缺乏这些伦理信念以及由此形成的价值体系、生活规范与社会结构，那么现代化恐怕很难顺利实现。因此，儒家与现代化的内在关联，值得进一步阐明。由于东亚五国的现代化，许多学者在分析儒家伦理的特性时，难免会探问：儒家是否也教人“入世”与“禁欲”？儒家一向具有明显的入世性格，就是鼓励人尽力而为去改善社会与国家。那么，禁欲精神呢？这个重要的特性是不可缺少的，否则我们不会为家庭而牺牲眼前的享受，也不会把百分之三十四的收入储蓄起来，更不会为了行善助人而自我约束。孔子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自己还表现出“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开明心态。至少我们也该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儒家这种立场是温和的禁欲评议，并且在实践之时可以感受自得之乐，因为自我生命的满全正在一步步体现。细读儒家经典，确实感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敦促华人日新其德，向着完美的目标前进（8）。
儒家文化与中国未来的社会力量
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人，中国称之为“80后”一代，即1980年后出生的一代人，他们正在成长、壮大。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识经济的影响之下，他们开始培育自己的独立人格。媒体推崇的“中国十大创业新锐”，其中有一个1980年出生的李想，高中毕业放弃高考，独立开创互联网事业，发展成为中国IT业巨头之一。还有几位IT业巨头，如高燃，25岁；戴志康，25岁；茅侃侃，23岁。他们都创下了宏伟的业绩，媒体称他们：“视野开阔，思维活跃，独立独行，敢于挑战权威。”在大学里，学生不再拘泥于老师的课堂教学，而是独立地寻求知识。对于说教课程，他们采取各种回避方法，最后应付一个考试及格就万事大吉了。中国人二千年的见面语是“吃饭了吗？”可见，“吃饭”对中国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它压得中国人代代不得翻身。近些年来，人们开始把见面语改为：“上网了吗？”后来又改为：“博客了吗？”年轻人大部分成为“博客”，在那里他们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他们心目中再没有至上的圣贤和绝对的权威。
美国《新闻周刊》2006年9月25日一期发表文章说：“新一代乐观向上、有责任心、见多识广的中国人正在其童年时代无法想象的未来。”“中国人自己也发现他们在过渡时期表现的个性是前所未有过的。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在改革开放、城市化和发展的压力下受到削弱。离婚率达到创纪录的水平，这是对家庭作为中国人生活中心的角色发起的挑战。”他们完全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对待家庭、婚姻、生活方式。他们走南闯北，在科技、服务、管理、工厂、商海的各个领域大显身手。这是中国社会蕴藏在内部的才刚刚爆发出来的无法估量的力量。2010年6月《福布斯》杂志发表新闻调查：全球亿万富豪中有十四名女性是靠自身的企业家素质跻身亿万富豪行列的。这十四名女性中有七名是中国妇女。
在中国的新青年和新女性身上，我们一方面看到了儒家文化使社会产生了强大的反弹力，使中国人民埋藏在心底的能量冲破禁锢迸发出来；另一方面在新的社会潮流中也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儒家文化的宝贵。
在这个新的历史关头，人们不得不冷静地审视“公权至上”与“私权至上”两种文化的得失利弊，寻求一种“中庸”的、相互融汇的公权与私权统一的文化模式。历史向人们提出了一个新的使命，就是把儒家的有凝聚力的和谐的公权至上文化与保证个人权利和意志自由的私权至上文化协调起来，升华造就出一种崭新的“第三种文化”，这是人类社会迈进更高一级的发展阶段的必由之路。新一代的中国人，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个历史使命，珍惜自己得天独厚的传统文化，立足于独有的文化主权的圣地，自觉地肩负起这个光辉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儒家文化的未来走向
“原创”儒家文化与“新创”美国文化的并驾齐驱。西方的学者提出了一个非常有积极意义的问题：“如何全力消除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的自由民主是相互矛盾的偏见？”“如何促成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新加坡《联合早报》2007年2月18日以“中国对世界外交的贡献”为题发表文章说：和谐世界的理念是“以天赋人性的善，来疏导外交死结和纠纷，在自己获益的同时让别国也得利”，“好说好商量，和气生财，平等互助，以义托利”。“这既符合中华文化中的道德仁义追求，也符合基督教文化的永久和平和公正秩序理念。”这种文化融合的切合点，这种文明和谐的契机，已经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美国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首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各自代表着世界发展进程中的一股力量。近年来世界上有一种显赫的声音：中美两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两个引擎，中美两国将决定人类历史发展的未来。一个血液里凝结着仁义礼智信文化信条的民族，怎么能与一个推行强权的国家混合在一起呢！这岂不是与狼共舞吗！中国人民谋求的是“朋友遍天下”，中国人民只希望在自主、互惠的原则下与美国发展公平的经贸关系，只希望在互相尊重、相互包容的原则下与美国发展和谐的文化交流。历史的发展把中、美两极文化推拥到一起了，因此必须加深对中国儒家文化和美国宪政文化的认识，深入研究两种文化发展的轨迹，促进两种文化的交流、融会、吸纳、升华，这是关系人类未来福祉的大课题。
这两种文化在当今的世界上各自占有自己的重要地位，各自代表着一种文明的存在和文明发展方向。有人提出，世界的前途和未来是由这两种文化的相处方式和相互关系的性质决定的，因为两种文化代表了两种强大和发展的力量。两种文化和谐相处、互相包容，世界就进步发展；两种文化互相敌对、相互冲突，世界就会倒退，甚至可能会陷入困境。前述俄罗斯《政治杂志》文章说：“‘北京共识'倡导包容。”文章说：两种文化不可能互相取代，理想的前途是“两种模式和价值体系之间实现某种妥协”。两种文化摆在世人面前，是相互冲突还是相互包容，关系到人类的福祉（9）。
（四）从多元文化视角看儒家文化的人文价值
刘宗贤论及儒学是一种世界性精神文化资源，“儒学是中国人生命气质的一种世界性文化资源，它像一座富矿，蕴藏着对现代人的精神生命、未来人类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的恒久价值。”（参见刘宗贤：《21世纪：儒学的地位及儒学研究的发展》，《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第3期。）因此，如果我们能从当今世界多元文化并存的视角来透视儒学的话，可更清楚地看到相对其他东西文化的不同的人文价值。
生于19世纪的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曾经把人类历史分成四个阶段，并提出轴心时代的观点。他认为其中第三段对于人类文明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就是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的“历史的轴心”时代，在这一阶段人类几大文明区的精神基础几乎同时、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而直到今天，人类文明的发展仍附着于这一阶段所定的精神基础之上。（参考冯天瑜等著：《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之道》，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30页。）雅斯贝斯说：
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所发生的精神过程，似乎建立了这样一个轴心。在这个时候，我们今日生活中的人开始出现。让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之为“轴心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充满了不平常的事件……这都是在几世纪之内单独地也差不多同时地在中国、印度和西方出现的。（[德]卡尔·雅斯贝斯：《人的历史》，见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9页。）
“轴心时代”的观点可以作为提出世界多元文化起源和发展的深刻的历史理由。人类文明有各种不同的文化表现，不同的轴心时代的文明有不同的精神资源，不同的潜在力和不同的发展脉络。“轴心时代”的观点被不少学者所认可。这里亦将从这种世界多元文明起源的观点，来看儒学作为其中一种文明所具有的人文价值。正像有的学者在探讨东亚文化复兴现象时所指出的：
处于不同传统中的人们对自己的传统作自我分析批判；而这种自我分析批判之所以可能则在于回溯原创，以及在自家的渊源和其他文化原创的渊源之间作深入的比较研究。因为各民族在其文化原创中固然已经包含着因历史境遇差异而来的特点，仍然总是最接近于人类的本真本性的。从这里出发，我们将能找到对各种传统加以重新审视和批判的原动力，使被视为绝对的东西重新活起来……（杨适：《为了东亚的文化复兴我们该做些什么》，《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儒家文化价值的基本定位：儒家伦理精神
如何评价思想的现代意义，特别是在本土中国的现代意义？笔者以为首先应该破除两种实用的观点，即政治上的实用观点和经济上的实用观点。前者表现为为了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从主观上任意褒贬儒家及其思想，后者则不看实质，只就表面去看儒家思想与现代经济发展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不仅肢解了儒家思想的整体，也存在主观杜撰之嫌。而正确的态度应是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儒学的历史过程和整体结构，找出核心的思想和精神，即至今仍在民族性格、社会心理及价值取向中存活着的民族文化的灵魂，然后再决定对它进行批判取舍的具体方案。这才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态度。这里不妨借用贺麟先生的话来说明问题，他说：
在思想和文化的范围里，不可与古代脱节。任何一个现代的新思想如果与过去的文化完全没有关系，便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绝不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贺麟：《儒家思想之开展》，见《评新儒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0页。）
这里把儒家文化的实质概括为一种伦理精神，是从中国文化的本质特色及其与西方文化比较的意义上而言的。从中国文化的特点看，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具有一种人文主义的特色。但这种人文主义又是紧紧围绕着伦理问题展开的。儒家思想以伦理问题为核心，着重于对人的伦理特性的研究，把人看作从群体需要出发、维护社会群体利益的伦理主体，要求人人都要致力于道德人格的完善，以便维持一种以道德理性为原则，用道德关系作为调节杠杆的稳定的社会秩序。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说，西方文化有基督教思想的传统，可以称之为宗教精神。根据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分析，这种宗教传统在经历了中世纪后期的宗教改革后，曾经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即使在今天，宗教作为一种精神信仰、一种文化传统，也仍然活在西方现代人的思想中，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观念。儒家思想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但它与宗教有着相通之处。即它与宗教一样包含着对人的生命，以及人的终极目标的关心。不过，西方宗教关心的是人的自然生命及其信仰的独立地位，中国儒家则把着眼点更多地放在与群体关联的社会的人身上。儒家哲学是道德的哲学，用孔子的话说叫作“为己之学”，但它不仅说明现世的修身之道，而且从本体上说明做人的道理。它所追求的“圣人”的理想人格，及从“圣人”之德推而广之的理想社会，具有超越现实的意味，与西方人的宗教体验有着相似之处。因此，儒家伦理绝不只是历代现实社会政治制度的附属品，也不单纯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它作为一种基本的价值观念或为人之道，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伦理意识，存在于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渗透在我们的血液里，构成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内在灵魂。它造就了我们民族的性格，并且至今仍对人们的行为、态度，以及思想信仰发生着作用。所以，我们把儒家文化的伦理特色定义为一种伦理精神，认为它在文化的意义上可以与西方的宗教精神相提并论。
什么是儒家伦理精神？儒家伦理精神，说穿了就是一种以人为伦理主体的文化精神。这种精神作为儒家文化的产物，是在儒家思想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形成，并在民族文化和社会生活中传承下来的。儒家思想创始于孔子。在孔子之前，早在殷商时期，儒学所赖以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社会制度，所宣扬的道德观念、依据的部分学术经典就已形成。但当时所盛行的思想，还是代表一种神的“天命”或“天帝”观念。这其实与西方的宗教神学没有本质的不同。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他的思想，是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大潮流下，对殷商文化进行反思的产物。他反思的结果，突出了人的价值和地位。孔子提出“仁”的观念，标志儒家人文思想的开端。所谓“仁”，指社会伦理之仁。孔子认为，“仁”是最高的德（“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是人所得于天的内在本质（“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是人参与社会和宇宙的伦理责任（“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孔子改造了殷周以来的天命观，把决定和主宰的力量从天拉向了人，确定了人作为伦理主体在宇宙中的位置；同时，也就规定了人的最高需求，即对主体首先人格的追求。与“仁”同时，孔子也提出了“礼”，“礼”是“仁”的外在表现，是以社会组织者及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道德人格为依据组成的社会秩序（在封建社会就是以君主为最高统治者的封建等级制）。孔子之后，先秦主要由孟荀发展了儒家思想。孟子把“仁”向内在精神的方向发展，荀子则把“仁”向礼义传统的方向发展。孟子讲性善论，把“仁”与心性联系起来，阐明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本性（即本原善性）。“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仁”以心性为主要标志。孟子从类分的角度说明人与禽兽先天的本质不同，又提出“尽心、知性、知天”的修养路线，表明“仁”不只是人之为人的内在本性，也是自然宇宙的法则。这就不仅从内在根据上肯定了人作为伦理主体的尊严和地位，而且从人的心性出发，说明了天人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