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者，千古之制度也。
历史的长河不息地奔腾，涛飞浪卷，汹涌澎湃，挟千年风云，淘万古泥沙，从遥远的汉唐，迅速进入20世纪。在曲折的历史进程中，有峡谷，有平川，而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有如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中国社会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遇到了空前难于应付的强有力的挑战，面临着生存的危机。科举制这艘自汉代开始建造的航船，从隋代起锚扬帆后，历经云诡波谲的唐代河段、波涛起伏的宋代流域、跌宕汹涌的元代河谷，进入波澜不惊的明清水域，经过500余年平稳航行之后，整艘船的复杂精细的结构和部件已经变得老化失灵，行驶至清末，船破恰遇顶头风，在强劲的欧风美雨和坚船利炮的冲击之下，已是摇摇欲坠。科举制在20世纪初虽也作过一些改革挽救措施，但就像木制帆船再大再好也终有腐朽的时候，在蒸汽机船时代只能落得被淘汰的命运，更新部件已来不及，终于无法阻止其最后沉没，这一具有上千年历史的古老制度终于千古。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认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的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科举制在1905年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就其现实的和象征性的意义而言，科举革废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种转折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见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译本，第335、635页。）的确，废科举不仅是一次教育革命，而且是一场政治革命，并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
科举制废止之后，长期在华的传教士林乐知在《万国公报》发表《中国教育之前途》一文说：“停废科举一事，直取汉唐以后腐败全国之根株，而一朝断绝之，其影响之大，于将来中国前途当有可惊可骇之奇效。”林乐知是从废科举的积极方面去预见其深远影响的，随后不久他便于1907年5月去世。中国社会和文化教育在废科举后确实发生了可惊的变化，出现了快速的发展，但林乐知大概也没有预料到废科举带来传统社会礼崩乐坏秩序瓦解，其消极影响相当“可骇”，其积极影响则相当“可惊”。由于废科举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十分深远，因此海内外学术界从许多不同的侧面展开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已成为“科举学”的主要热点之一。
就废科举对教育方面的影响而言，更是直接而重大。由于外来因素的介入，中国高等教育在清末经历了脱胎换骨的转型，在从古代向近代高等教育的转变过程的诸多环节中，废止科举是一个关键环节。从此，学堂的兴办走上了快车道，学堂数量猛增，学堂地位上升，学制迅速推广，留学教育勃兴，书院真正式微，学部随之设立。高等教育从培养目标、课程结构到行政管理体制等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对身处高教研究机构的人而言，将科举与高等教育联系起来研究，《科举革废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是一个难得的题目。我于1984年硕士毕业后来厦门大学高教所任教后不久，就曾考虑过这一专题的研究，只是一直心有余而时不足，自己始终无法将此想法付诸实践。1997年，张亚群考为我独立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根据他从历史学出身且有较好的文化素养的情况，我便指导他将此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经过刻苦的努力，他于2000年7月完成了论文的写作，随后通过了答辩，并受到论文审阅专家与答辩委员会的好评。全文严谨扎实，多有新见。《东南学术》2001年第6期还刊出了他的“博士论文答辩录”，将其论文评阅意见和答辩情况公之于众。后来，该选题又列入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如今，该文经过四年的修改补充，终于写成《科举革废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一书，又比原论文充实许多，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
《大学》首章说：“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气定神凝，去除浮躁，才能潜心学问；博学慎思，千虑一得，方能产出精品。具有良好的治学态度是对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文社会科学能否出重要成果的主要因素之一。研究中国教育史须下苦功夫，要想有所得，免不了坐冷板凳，来不得半点“空手道”。张亚群博士书生性情，治学认真，搜寻资料有一股牛劲，考证工夫十分细致，这从本书的内容和引证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以此态度和成果为基础，厚积薄发，宽严相济，相信能够更上层楼。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博士弟子亚群，于今成为我之同仁，岂非“可与共学”者哉？
是为序。
（本文为张亚群著《科举革废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