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的初中年代
风雨变幻，乱云飞渡；时而打雷，时而下雨，道路一条条泥泞不堪。
一转眼，两年过去，我初小毕业了，我的求学之路又到了需要选择的时刻了。那是1958年，在全国一片共产风下，教育事业仍在发展。景泰一中由初中变成了完全中学，开始招收高中生了；初中1个年级招取4个班。相对来说，这是全县的最高学府，师资力量当然是最强的，办学条件也是最好的，实验室、图书室也已齐备。当时，各乡镇也开始办民办中学，实际上就是在完全小学的基础上又招收了初中班，教师则大体是原班人马，校舍就是原有的校舍，只是把小学生挤在更小更破的房舍里进行圈羊式的管理和教学。兴泉小学也设立了民办中学。按我当时的学习成绩，我完全可以上景泰一中，但是，我的家庭境遇——缺铺少盖、缺吃少穿、缺钱少用的境况，实在令我难以迈出跨进一中大门这一步。尊敬的沈老师已调进县政府当秘书，他曾专门动员我上一中，但是我的苦衷只有我自己明白——怎能给哥嫂们再增加负担和忧愁呢？那时，兴泉民中的校长由原来兴泉小学的罗忠副校长担任，他对我的家境比较了解，就劝告我说：“你家里比较困难，还是就地上学方便些。再说，今年学校还要调来一些能力强的教师。不论到哪里上学，关键在自己，自己只要肯学，在哪里都能成才。我知道你有吃苦耐劳的好学劲头，兴泉民中同样能使你学有所成。”听了他的劝告，我权衡利弊，就决定留在本地新办的兴泉民中上初中了。我的这个决定，使有些要好的同学很惋惜，曾继伟、王建国都来动员我上一中，但我主意已定，不想更改。
民办中学遍地开花，到处都缺乏师资，能从哪里调来教师呢？我们班共有40多名学生，班主任老师是临洮人，名叫张理忠，师专毕业，精明能干，他教我们数学课。语文课和俄语课，分别由原来教小学的王仲科老师和郭天寿老师任教。民中就这样办起来了。然而，虽名为中学，其实，由于种种原因，加之缺乏教师，我们的物理和化学课始终就没能开讲。即使这样，有时学校还要派我和马珍、李林花等同学到旧小学去，给一、二年级的学生上课，以解燃眉之急。尽管师资缺乏、条件有限，我们班上的学生，起初的学习劲头还是很足的。记得当时的同学有高延明、马珍、李林花、马占森、李英、崔耕等，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学习，成绩也都很不错，不但活跃了班风，也使全班形成了良好的学习风气。
可是，好景不长，政治风云滚滚而来，转眼就到了举国上下全民动员，为1070万吨钢的目标而奋斗了。学生当然在全民之中，也当然纷纷投入到了大炼钢铁的运动之中。当时，国际上是“东风压倒西风”，国内是“三面红旗”高高飘扬，共产风吹得人们都飘飘然起来，人间烟火似是要告别了，成片成片的庄稼抛弃不收了。炼钢如炼丹，苦苦去炼，飘飘似仙，似乎共产主义这个仙界马上就要到达了。我们已经开始大讲特讲共产主义的生活标准了，炼钢任务一完成，我们就可以走进天堂——共产主义了。所以，炼钢是压倒一切的任务，还上什么课呢？
世界是一片辽阔的战场，生活就是到处安营扎寨。我们民中学生全部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中。炼钢的主战场是喜集水，我们学生的主要任务是抱矿石、背煤块，再就是抱运那些装满碎矿石的小泥罐儿。当时提倡大干苦干，所以白天黑夜连轴转，有的同学抱着抱着，就跌倒在地并顺势呼呼大睡起来。学生虽然被要求像驼队一样，一个跟着一个，但实际上掉队的掉队，跌倒的跌倒，到天快亮时，早已是不成队列，所剩无几了。这时候，动员、批评，甚至批判都无济于事，人终究不是机器，不可能24小时不停地转动。但是，当时的极“左”思潮，动辄“拔白旗”，所以不论老师、学生，不仅身体上受罪，精神上更是防不胜防，一不小心，就被当白旗拔了——受批判、遭斗争、罚改造。那是一个造孽的年代，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是一个劳民伤财的年代！
一切该停的都停了，一切能停的都停了，还有些不该停不能停的也停了。全民大炼钢铁，学校停课当然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我们广大师生会同景泰一中的高中学生，都聚集在了喜集水大炼钢铁的主战场上。县上的有关领导结合喜泉公社党政领导班子，组成了大炼钢铁会战指挥部，也在那里现场办公。炼钢的土高炉修在了喜泉水的石裸梁上，高高的烟囱直插云霄。各村各队的壮劳力，车马队，全部集中在那里。只见得红旗猎猎，人山人海，标语条条，催人亢奋，整个形成了移山造海之势。可是，庄稼地里的情景又是怎样呢？壮劳力，车马队都去炼钢铁了，村上留守的人员只剩下了老弱病残，庄稼地无人问津了，抛荒的抛荒、丢弃的丢弃，而那些本已成熟的庄稼撂在地里，干枯的干枯，腐烂的腐烂了。
记得有一次，学校派我领了几个同学到生产队去拉口粮，队长哭笑不得地说，确实磨不出面来。队长的话确属实情，那时磨面，全用毛驴拉石磨磨，也实在是没办法。队长说土垧子地里还有很多山药，叫我们自己去挖上些先吃着。我们只好遵从。到了土垧子，我们看见满山满坡的糜子，红灿灿的一片又一片，枝叶都全干枯了，糜穗上珍珠般的颗粒都已破膜露出，轻风一吹，刷刷落地，眼看着实在可惜，但就是无人收获。地里山药秧子也全都干枯了，我们只能找根根寻挖。山药长得很大、很圆实，又是旱地里结出的果实，淀粉很足，吃起来很沙很香，像吃鸡蛋黄一样。我们七手八脚，一会儿就挖满了一架子车，还用柴火烧了一大堆，就地吃饱了肚子，才满载而归。土垧子距喜集水要10多里路程，我们一路小跑，披星戴月，回到大炼钢铁的营地时，已是深夜了，但是，这里是战场，仍是一派炉火通明、吆喝声震天的大干苦干的情景。我在想，虽然战场上嘶鸣声声，但田野里荒迹斑斑，来年老百姓吃什么？极“左”的人们想过没有，难道真是遇见了神仙，能指砂石为食粮吗？
再来看看大炼钢铁的情景：劳力全上了，车马全上了，煤炭全上了，粗壮的大树全当柴烧了，甚至有的人把家里的门板、床板也贡献出来当柴烧了，更有甚者，说是要吃食堂了，把家里的铸铁锅也贡献出去炼钢铁了。炼钢炉里，一层煤炭，一层矿石装满，点燃下面的木柴，然后手摇鼓风机、手拉风箱一齐上马，只听得轰轰齐鸣，浓烟滚滚冲霄而上。这样紧张地战斗若干天，估计炼成时，通开炉底，有的炉子流出来些许铁水，有的炉子点滴未有，只得破腹取卵，取出来是泥罐罐以及碴多铁少的混合蛋蛋。就这样，还要大张旗鼓，礼炮轰鸣，给党报喜，给党献礼。喜报满天飞，牛皮吹破天，我们大炼钢铁成功了，全国超额完成了任务，炼出了1100万吨钢。“东风压倒了西风”，我们炼出的钢，吓破了帝国主义的胆。可是，我发现，我们喜集水炼出的钢，从来就没有被钢铁部门调运拉走过，在当地堆积的时间长了，有的被生产队砌拦洪坝用了，有的被社员拉去砌了猪圈了。这些事叫人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但在当时，谁敢怒，谁又敢言？稍有不慎，就会被当作白旗拔了。真是疯狂的年代发烧的人，劳民伤财谁敢论！
极“左”的思潮一股强过一股，而这时，个人的努力学习和奋斗能起的作用就显得非常有限了。我在青年时期，遇上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这不能不说是我人生路上的灾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高高飘扬，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泛滥成灾。“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等口号到处流行；“吃饭不要钱”，“实行供给制”的做法风行一时。于是，农村办起了大食堂，以公社化后的生产队为单位，几百口人集中起来吃饭。这简直就是一场闹剧！生产队把每家的粮食集中起来，不允许私人家中存粮，存粮就是犯罪；他们还动员各家把做饭的铸铁锅贡献出来大炼钢铁。年轻人就在食堂就地吃饭，老人、孩子把饭打回去在家吃。大办食堂的前期，由于从每家收来的粮食还算丰裕，所以还能按时按量吃上饭，而且变着花样地吃；食堂管理人员天天还向上面报喜，真是皆大欢喜。可是好景难长，“猪多没好食”，人多能有好饭吗？炊事人员再努力，也是众口难调，更何况储备的粮食已是日渐紧张，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啊！食堂难以支撑了，只能做拌面糊糊，各家用砂锅端回去吃。记得我们每次打来一砂锅糊糊，都是由嫂子掌勺给大家分。她先给爸爸盛一些，再给我和妹妹盛一些，轮到她自己时就只能刮锅底了。那时，大哥多不在家，幸好大嫂多了个心眼，私藏了一点麦子，我们实在饿得不行了，她就炒一些，给我们每人抓上几把充个饥。极“左”的思潮、发热的头脑、浮夸吹牛的作风，再加上食堂化后期因粮食匮乏导致分吃不均，最终是浮肿遍地。人到了这种境况，求活命就是最重要的了。学校上课，时上时停，老师浮肿了，学生流动了，还要时不时参加各种运动。那时，食堂要求管理员要记清明细流水账，公社和大队要时不时地进行检查。我们食堂的管理员叫罗文顺，他的事情太多太忙，文化程度又不高，记起账来实在困难多多。他悄悄地要求我帮他记账，对我而言正是求之不得，因为这是活命的机会。这样，我就成了他的幕后会计，每天晚上帮他记账，然后美美地吃上一顿炒面。队长、管理员他们每天晚上也吃，我们互相心照不宣。我在食堂吃了，就不再回家吃饭了，我的那一份打回去让家里人分着吃。为了活命，我只能昧着良心多吃多占大家的便宜。这件事如今想起来仍觉内疚，但在当时也是无奈之举，更何况多吃多占的我仅仅是个小巫。
1958年“钢铁元帅升帐”，一切都荒废了，农业上是典型的“增产欠收年”；1959年天旱，大搞抗旱运动，漫山遍野地搞小秋收——收集草籽树叶；1960年，“三面红旗”就飘动不起来了，度荒活命成为当务之急。
生产队的粮食物资损失殆尽，人人都是一副面带菜色、皮包骨头的样子。吃公家粮的供应标准，不久就调整下来，由月供应28斤调到23斤，又调到18斤；供应的粮食也由白面变成黑面，再就是供应些豆饼、油渣。我们的老师浮肿了、眩晕了、饿倒了，有些外地老师实在撑不下去了，就只有“走为上策”了。如纪青波、许文章等老师被饿得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学生也是以谋生为主，学习时断时续。当时我们兴泉，有很多榆树，榆树的叶子和树皮都被饿急了的人们吃光了。人们又把滩里的米星柴秧子、烟葫芦柴【1】秧子收割来，三番五次用水淘洗，冲去碱腥味，晒干后磨成面，再掺和些粮食拌成糊糊，吃起来咸涩难咽，但饿极了仍可充饥。这种东西吃了又很难便下来，很多人都被弄得脱了肛。当时，我大哥正给生产队用砂锅换粮食，每次回来都能给家里偷偷地留一点，这样，在草籽柴秧里我们就能多掺和一些粮食，我们家的情况较别家就稍微好一点。记得有一首流传的小诗，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景：
谷撒地，薯叶黄，
青壮炼铁去，
收禾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农民鼓与呼！
读了这首小诗，我深深地被感动了。要知道：“民以食为天”啊！遗憾的是当政的官僚们，为何不想想这一层道理呢？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人们的起起落落原本是很平常的事，重要的是无论何时都不能放弃希望，也不能放弃努力，而且要保持一颗平常的心。天灾加人祸，国家形势难遂人愿，但是，我们还得努力活下去。1960年的秋季，我已升到了初三。学校的外地老师基本上都饿得跑回老家去了，景泰本地的老师，又把兴泉周边的学生动员回到学校，要恢复上课了。老师们的月标准供应粮也恢复到了23斤，可是一点副食都没有。留下的老师仍然坚持工作。学生的大灶开不了锅，大家都是每星期天回家背些草籽和炒面之类的干粮，充填饥腹，坚持上课。学校基本上是上午上几节课，下午由学生自己从事边复习、边挖野菜之类的自由活动。
我们家的情况是：我帮大嫂收拾些草籽之类的代食品；大哥在给生产队用砂锅换粮时，偷偷地给家里拿一点；父亲在给生产队喂牲口时，偶尔也能从马槽里捡一些碎粮食，这样由大嫂精心计划，几种东西掺和着充饥，算是保住了几条性命。当时的情景是越闲着肚子越饿，就越想着吃东西，只有把心思放到书本上，让书的情节和人物牵着思维走，才有可能忘掉饥饿。所以，一闲下来，我就在书本里打发时光，倒还觉得过得轻松。对我来说，当时肚子里虽闹着饥荒，脑子里却添了不少营养。记得一些大部头的小说，如《林海雪原》、《苦菜花》、《迎春花》、《吕梁英雄传》、《青春之歌》、《红日》、《红旗谱》、《烈火金刚》等等，我都是在这段饥饿的日子里读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物质饥饿，精神饱腹，只要我们为追求希望而努力，希望就一定会有的，绝不会幻灭！
还有一件需要提一下的事儿，就是当年的全民动员搞发明创造、技术革新的政治任务，学生自然要首当其冲。但彼时彼景，那是违常理、悖科学的，只是瞎干。比如，把好好的钢筋截成小节，然后用锤子砸成滚珠，破坏了多少吨钢筋，砸成的滚珠又都是废品，像这样幼稚可笑的事情频频发生，但谁又敢不参与其中呢？记得当时我用幼稚的想法设计出了一个沙地拔麦机，当然这是因亲身体验到了农民沙地拔麦的苦累，由衷地产生的一种善良的动机，但在机械这一行里我们毕竟是外行。我的沙地拔麦机构思设计出来后，领导很重视，让我带着所谓的图纸（实际上就是承载着我的想像的草纸），参加了定西地区的技术革新成果交流大会（当时景泰属定西地区管辖），在那里把我的这新项目交给技术员鉴定，如果有效可行，就交付定西机修厂制造。我给技术员看了图纸，并把我的想法给他较为详细地讲述了。技术员听了很感兴趣，但也很为难，因为他既看不懂我的图纸，那设计又缺乏精确的计算，这实在令他很痛苦。我看出了他的为难，提出让我再想想、再算算、再画画，然后再交给他鉴定。出于礼貌，他痛快地答应了，而后，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这件事说明，即使是清醒的头脑，在洪荒的年代里也很难有所作为，只能随波逐流，闹出违背科学的笑话。所以，人的清醒，首先要能够科学地认识自然和我们人类自己，这样才能以科学的头脑开创出科学的时代，才能求得科学的发展。
那些年的社会动荡，并不是一无是处，那点点滴滴的记录，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我们确实应该关心国家大事，同情民族遭遇，思考人生命运，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实事求是、诚实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