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胡腾舞乐中的茶马姻缘
茶马互市这一贸易形式的出现，得益于唐代创造的稳定、和谐的外部环境，以及西北边疆各少数民族对茶叶的客观需求。如一步好棋，茶马互市第一次出现在古老中国的棋盘上，和同时期的文治武功一样成为唐代最为人称道的政治举措。
中国历史上的隋唐五代，曾是封建社会制度高度发展的时期，被史家称为第二个鼎盛期，尤其有唐一代，疆域辽阔、政风清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宗教、科技、医学各个领域内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影响深远，为中华民族赢得了世界性的赞誉，成为代表着人类文明繁荣的一个时期。这并不是唐代的独创，唐代在政治、经济、科举考试、外交、商业贸易等方面继承、效仿、学习隋代制度，加以开拓创新，扬长避短，以使其适应新的历史环境。政治上，完善了“三省六部”的政治体制；教育上，完备了科举考试制度，使得以考试选拔官吏的教育体系进一步规范和完善；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奖励垦荒，以农业为本；商业上，重视和各少数民族的贸易，沿用了隋代“交市监”的外贸机构，并有所倚重和加强，职责为专门和西北边疆各少数民族，如吐蕃、回纥、党项展开广泛的贸易活动，重视商品经济的流通，茶马互市在这一时期内登上历史舞台。
互市，是中国历史上中央王朝与少数民族之间贸易的通称，这同样不是唐代的发明，历朝历代都根据自身所需，不同规模、层次地和少数民族进行经济外贸活动，进一步换取所需商品，扩大自身影响力。在此基础上，增进互市双方彼此的信任、依赖和民族团结，促进国家统一安定。唐代的互市，其特殊之处是在传统的绢马贸易的基础上，出现了茶马贸易，这一贸易形式刚开始呈现零星、分散的状态，到后来成为政府主导，少数民族热烈欢迎的主流贸易形式，其间上演了很多起伏跌宕、风云际会的故事。
唐易隋代，贡赐贸易和绢马贸易一直是双方默认的贸易形式，当丝绸之路连接中西要道，沟通东西文化，交通的瓶颈制约被打破后，中原加工销售的丝织品，深受塞外各少数民族贵族阶层的喜好，他们驱赶羊、驼、大马等牲畜，来往于丝绸之路，一时间，风靡不止。贡赐贸易因为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时断时续。在绢帛成为畅销品、时髦品，绢马贸易盛行的同时，中原王朝的另一种物质——茶叶，逐渐进入双方贸易者的视域中，因此，在唐朝绢马贸易和茶马贸易并存。茶马互市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国内外条件，出现的新型贸易形式，它是新颖的互市形式，为互市增添了新的内容，完成了新时代贸易形式的转型。唐代，成为名副其实的茶马互市的肇始期。
为什么茶马互市会在唐代出现呢？这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其中有关键的三点：
第一是唐初提倡的民族政策。唐代社会长期统一稳定，和平安定的政治大局，促进了贸易、商业活动的开展，再加上唐代统治者认为少数民族都是天子的臣民，不断进行交往，才能泽披雨露、恩及四海，因此出台了大量加强民族团结互信的政策，正是这些利好政策的出台，无疑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插上了一双翅膀，助力腾飞，也为后来唐代的繁荣稳定打下了牢固基础。
唐代“胡越一家”的意识，推行开放的民族政策。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开元十九年，吐蕃政权要求和唐代划界互市，唐代批准和吐蕃在赤岭，即今青海湖东岸日月山一带交马和互市。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正月条记载，当时各少数民族一致认为自己是唐朝臣民，回旋往来至首都长安，如同拜谒自己的父母一样。因为频繁的往来，于是请求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地区开辟一条通道，起名为“参天可汗道”，沿途设置六十八驿，设置马及酒肉等各类生活用品，以供过往使者、行人所用，每到规定时间即供上貂皮等稀有物资当做租赁的费用，并且请熟悉情况的文化人，写作表和疏，以作纪念。利好政策不断刺激贸易的信心，双方都有互市的强烈愿望，自觉自愿地进行经济交流。这是第一点，如果没有统治者的重视，茶马互市就丧失了开展的大背景。
第二是绢价导致国内财政紧缩，以及战马的稀缺。纵观唐代，经历了前后两个特征比较明显的互市时期。
唐代前期，重视马政，“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
唐代的牧地，西起陇右金城、平凉、天水，这一线全处在肥沃的黄河沿线，内则在陕西一代，东边接上银川，可以到楼烦，即今山西省西北部的保德、岢岚、宁武一带。全部被划为古代游牧民族的疆域，不可复得，只有河东岚、石之间，有荒山之地，在汾河边上，有广袤的草场，其间水草适宜牧养，这是唐朝的法定牧马地。
可以看出，唐代的牧场几乎横亘当时甘肃全境，其中监地之上牧养的马匹，具有和西北少数民族骑兵对战的资本。马政以太仆寺及兵部为管理机构，下设牧监、副监，监有丞、主簿、直司、团官、牧尉、排马、牧长、群头等，并且分别有正副。这么多官职，都可以对马实行管理，正职管副职，副职管好下属，下属管好自己，一整套行政序列，马都学会了，不然几万匹战马，光靠人去调动，难免忙中出错。
《唐会要》卷七《马》注文，张万岁“三代典群牧，恩信于陇右”，人民对张万岁畜牧业做出的贡献感恩戴德，将马匹的岁数说成是“齿”，以讳其名，这种习惯一直沿用至今。
这个叫张万岁的人，官拜太仆卿，执掌“舆马及马政”等与马有关的事务，自贞观初年，张万岁管理“牝牡凡三千匹”，至“麟德间蕃息及七十万匹，牧事赖之”，用了十五六年的时间，马匹数量增长了200多倍，如此这般，中原的马匹都可以出口了，可见张万岁牧马的本领和驭马之道，真的令人叹为观止。
《新唐书·兵志》记载，在唐朝自觉经营牧地的初期，启用太仆少卿张万岁，负责总领各地马匹牧养，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有马七十万六千匹。在今陕西、甘肃、宁夏一带，土地广袤，幅员千里，有代监牧所所辖八处养马之所，分别叫保乐、甘露、南普闰、北普闰、岐阳、太平、宜禄、安定。这些土地上的田地，大约有一千二百三十顷，招募老百姓耕锄，给他们草料。这些土地上的马匹分为四十八监，因为马多而地少，不能容纳，又在河西地区新辟八监为新的养马之地。
在以马为荣的岁月里，人们对畜牧业做出贡献的张万岁，给予特殊待遇，论及马的年龄不说岁，而说齿，这匹马几齿呀，一齿，二齿，三四齿。在封建社会，“万岁”两个字用不对场合，会带来血光之灾，人们常常把万岁挂在嘴边，不是对皇帝的一种奉承，而是表达对一个官员的崇敬，皇帝也没有反感，这在当时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一是可以看出张万岁深厚的群众基础，在享受老百姓内心的拥戴上，和皇帝平起平坐；二是间接反映当时的人们对以马政为主的畜牧业的依赖和重视。
《唐会要》卷六十六“群牧使”条载，贞观十五年不再任命张万岁为太仆少卿，命其到各地巡察牧监，调研畜牧业，却不给相应的官职，有名而无实，到了麟德元年十二月连这巡察的差事也不让干了。
免官后万岁可能不敢再叫了，但可以想象，内心的感恩之情仍是溢于言表的。有意思的是，离开了张万岁，仿佛没有了值得信服的业内领导人，唐代的马政从此一蹶不振。
《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一《张茂宗传》记载，麟德以后，西戎占有陇右大片土地，使得国马悉数散失，负责监牧的官员和牧马之地早已名存实亡，这些土地因其地利，曾设闲厩使，专门掌管宫廷舆辇牛马，后来因为没有重兵把守，又被吐蕃找机会攻陷，所有的牲口马匹尽数被抢夺。
没有了马匹这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干什么都觉得挡手挡脚，于是在自我发展能力不足，供应不暇的情况下，就要另辟蹊径，解决战马之需，通过互市得到马匹，成为首选。
特别是安史之乱后，国运衰微，盛唐之际那种战马如云的气魄荡然无存。像一个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人，有朝一日，最拿得出手的那一套招式，突然不灵光了，内心就会产生一种无法排遣的焦虑。在此之前唐代和周边少数民族的交易主要以绢帛为主，换取马匹，各取所需，因为传统的绢帛互市，导致大量的绢帛出口，无形间加大了国家财政压力，唐代统治者不得不另辟蹊径，以茶作为支偿物，解决战马来源问题。
第三是茶叶及茶文化在唐代得到快速的发展传播，日益成为各少数民族不可或缺的生活日用品，为茶马互市的展开打下了物质基础，进一步扭转了国内马价过高，用绢帛酬易入不敷出的现状。
《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篇记载，茶，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本草》解释说，茶能止渴，兴奋神经系统，提神醒目，南方人非常喜欢饮茶，北方人刚开始是不习惯的。开元时期，泰山的灵嵩寺，有执意修行的僧人，主张禅教的兴起，学习禅法不分昼夜，晚上也可以不吃饭，这都是茶叶的功劳。从中原流传至边塞苦寒之地，致使回纥每到朝贡的时候，驱赶大量的名马到中原，而又换回茶叶返回，不得不说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有唐一代，茶叶等农业经济作物普遍发展，“穷日尽夜，殆成风俗”，从上层统治者到布衣庶民，离开茶叶，就显得离经叛道，不可救药。甚至禅宗修行者，要达到好的效果，早日成佛，茶也是必备之物。
由此，如阵雨前的惊雷，拉开了河陇地区茶马互市的大幕，直至演变为后世法度严备、体系健全的官营茶马互市，影响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走向。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时期，茶马互市虽然在零星的、分散的、不定期的状态下进行，但已成为民族沟通交流、贸易的主要形式之一，和传统的绢马贸易并存。
唐代的民族贸易，开始以布帛、缯布、金银器为交换物，随后演变为以绢为主，继而以茶为大宗物品，与西北少数民族进行市马交易。当时和唐交易的主要是西北三族：吐蕃、党项、回纥。
唐德宗建中年间，朝廷遣使至吐蕃：《唐国史补》记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蓟门者，此昌明者，此沪湖者。”
《新唐书》卷一百一十四《崔融传附崔从传》记载，党项以羊马为主的互市贸易，唐朝每每都要派遣军队去维持秩序，纪律严明，赏罚分明，致使市易的各少数民族不敢擅自出入交易地。
史料记载回纥恃功，自乾元以后，屡遣使以马和市，仍岁来市。唐德宗贞元末年，唐政府正式开始和回纥的茶马互市：“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
唐代中后期，回纥提出愿拿1000匹良马交换一部由陆羽撰写的《茶经》。因当时陆羽已作古，茶经流传范围有限，诗人皮日休献出了茶经手抄本，才解决了唐朝的燃眉之急。
唐代的民族贸易，用绢布、丝绸、金子银子换，最后用茶，最不吃亏，看着吐蕃河曲马，党项青海骢，回纥马尽入囊中，肯定有种没事偷着乐的闲逸。另一方面，西北各少数民族对茶叶的需求量增大，反过来刺激了中原茶叶的种植和流通，中央政府因此抽取10%的茶税，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绢马贸易带来的国家财政压力，开始由入不敷出，变为增效创收。
甘肃作为丝绸之路东段要冲，至唐代贯通，繁荣程度自不待言，自边州互市的运茶队伍，和西北三族的宝马们，自丝路两端彼此遥望，有激动、欣喜，也有一点忐忑不安。
边州开市，各取所需，自然是一件大喜事，有喜必贺。双方怎样庆祝呢？在一曲豪迈的胡腾舞曲中，找回遗失许久的好心情。
有资料称，胡腾舞，是流传于西北地区的一种民间舞蹈。唐代宗时，河西、陇右一带20余州被吐蕃占领，原来杂居在该地区的许多胡人流落异乡，有的以民族歌舞谋生，有的以做边贸生意为生。每当交易谈成时，双方便饮酒作乐，胡人遂趁兴起舞，于是，“胡腾舞”在河西走廊一带流传开来。“胡腾舞”集中体现了东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是西域各族文化乃至西亚文化与中原文化在河西走廊共同孕育的结晶。它的产生和流传，是古代民族大融合的气候条件下各族艺术的相互吸纳和借鉴。经过不断的加工提炼，“胡腾舞”受到河西各族人民的喜爱，并很快风靡长安，同时还被引入宫廷，成为宫廷乐舞。
茶叶要北传，胡腾舞南传，都要经过丝绸之路，这条路当时的接待量太大，不知道会不会采取一些分流、限行的措施，以缓解交通压力。丝路文明、茶马文化走的路途始终都不是最通达的，通过这两条路，双方经济、文化因子快速地传播，借薪以燃，这是一种惯例，也深刻影响到当时人们的活法，对现在的人无疑也是一种宝贵遗产。
风声苍凉，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从唐朝出发的，一路上风雨如晦，剑胆琴心，赶路之余，还想郑重打听一下偶遇的那匹唐三彩马：“您好，请问你几齿了？”
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焉支山、龙首山巍然屹立，遥相呼应，不增不减，静候着古代马帮自沃野千里的河西勒住马缰，怀着一份忐忑，走进故事中。三座山，三兄弟，各自为历史人物、民族贸易积攒了那么多的故事，直到最后自己也成为一个故事。
《太平寰宇记》记载，焉支山，东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其水草茂美，适宜畜牧，可以和祁连山媲美。
焉支山四周都是极好的牧畜之地，自隋代起，一直辉煌。
《资治通鉴》记载，隋炀帝大业五年六月丙午到达张掖后，决定继续西巡，派裴矩邀请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等西域二十七个国家的王侯、大臣、使节在丝绸之路大道之左谒见，全部身着金玉等名贵的佩饰，身穿色彩绮丽的丝织品和毛织品，焚香奏乐，歌舞升平，又命令武威、张掖等地的宫女穿戴华丽的衣服夹道观看，沿途那些衣服、车马不光鲜亮丽的，由所属各县负责督察考核。骑乘盛大，遍及周围数十里，以此来展示中国的富庶。
这段文字说明中国可算是世界上最早的世博会举办之地。隋炀帝西巡，按照古人风水学，焉支山一带自是接地气，只是隋代政权覆亡后，自历史文献中再也没找出如此大规模的万国交易的盛大场面，令人慨叹。
但这并不影响焉支山对唐王朝畜牧业产生的重大影响。
在唐朝，有茶、有马，焉支山风光无限。焉支山坐落在河西走廊峰腰地带的甘凉交界处，位于山丹县城东南40公里处，现大马营乡境内，自古就有“甘凉咽喉”之称。主峰毛帽山高达3978米，是仅次于祁连山的一座独立山脉。山中松柏苍郁，溪水潺潺，云蒸雾掩，景色宜人，有“小黄山”之美誉。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焉支山就是水草茂盛的天然草场，古老的游牧民族氐、羌、月氏、匈奴等曾先后在这里繁衍生息，也是古代游牧民族妇女搽抹胭脂原料红蓝花的重要产地。据传，那时匈奴诸王的妻妾多从这一带的美女中挑选，匈奴语称王之妻叫“阏氏”。“焉支”或“胭脂”是其汉译的谐音，焉支山因此而得名。
我至今都没见过红蓝花是怎样的一种花，也不好随意揣测，但我知道它是美的一份子，像藏红花一样，所有产地在山上的花，可能都参与了美的诞生的竞争。
也有一种美是孤绝的。古代少数民族妇女，目送丈夫牵马出征，对月揽镜，她用细微的勾线笔毫无兴致地在脸上描画，是胭脂，是一笔一笔对美的逼近，她想以这样的方式，期盼丈夫的脚步一点一点地临近。白天她可以茶饭不思，强装笑颜，夜晚在一挑残缺的月亮的怀抱中，她涂抹在脸上的胭脂，无论哪种颜色，都完成了她怨妇的相思，使得她的内心相对完整。有过水痕、尘渍，都是附属的，而只有胭脂，才让一个妇女获取真实的自己，千古之下，我们领略到一份凄楚的美，并透过那夜的冰凉，去体会人类相同的情感结局，是胭脂让故事变幻了另外一种风格。
古代少数民族妇女在焉支山采摘红蓝花，涂着心仪的胭脂，一心一意蓄养的马匹，后来被唐代统治者相中。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记载，从长安之东湖滨大泽一带将马匹移至秦州、渭州以北，会州以南，兰州、狄道县以西，设置监牧官职以负责畜牧，仍以原州刺史为总负责人，监管四地。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八十里，西使在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北使仍在原州城内居官治事，东宫使也在原州城内居官治事。东西大约有六百里，南北大约四百里。唐天宝年间，诸使共有五十监：南使管十八监，西使管十六监，北使管七监，东宫使管九监。
唐朝前期监牧业遍布陇右，焉支山是挑选战马和美女的养眼之地，直到安史之乱，唐朝国势衰微，无力挽救无马可牧的危局，不得不调整政策，通过对外贸易的方式，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市马贸易，补齐急需战马的缺口。茶叶，在唐代高度发展，各类茶税、茶法应时而生，饮茶之风也从中原不断地传向塞外，引起少数民族的青睐，成为风靡一时的高档消费品。因此，以茶易马，进行经济互补，达到双赢，起先是一条出路，后来成为一种国策，一种文化，一种历代奉行的政治策略。
有资料称，唐朝把茶马互市和绢马贸易放在一起进行管理，先后开放大的互市场所有榆林、张掖、焉支山、龟兹、三受降城、赤岭承风戍和甘松岭，为了减轻国内贸易压力，唐王朝对绢马、茶马互市的限额有一定的规定，输往边境的绢、茶每年都有配额，超出配额，不论是中原的绢、茶，还是边疆的马匹均不得出入境，当然民间的私茶、私马互市仍然偷偷地进行着。
唐代，玄宗曾封焉支山神为“宁济公”，当时的河西节度使哥舒翰曾在焉支山修建有“宁济公祠”。据山丹县志《燕支山神宁济公祠堂碑》一文载：“西北之巨镇名叫燕支，本是匈奴王庭，汉武帝曾设为浑邪，开右地置武威、张掖。而山界二郡之间，连峰委会，云蔚黛起，积高之势，四面千里。”
焉支山雄踞张掖、武威二郡之间，唐玄宗封祀山神，于开元十三年封东岳泰山为天齐王，天宝六载封北岳恒山为安天王，又于天宝十三载封燕支山为宁济公，命太子少保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建宁济公祠堂于燕支山南麓，邀请当时名士杨炎撰写了碑记。
杨炎，字公南，为玄宗时谏议大夫杨播之子。史称他文藻雄丽，豪爽尚气，为一时名士，肃宗时曾拜他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在碑记中记述焉支山气象雄伟，曾是匈奴王庭畜马重地。又述历朝获得马匹的重要，说周武王得马以兴，秦始皇得马以霸，汉武帝得马以断匈奴右臂，声威达于西海。并规定每年盛秋为文武官员祀神之时，同时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以崇圣功而怀远略。碑文记述阅兵的盛大场面：“亚旅师氏，旄头弩牙，金鼓七校，车徒十万大阅于山外。”
宁济公是唐朝赐给外姓从一品的爵位，可谓高官厚禄。有了宁济公主持秩序，四面千里，焉支山又成为了隐然待发的江湖，人可以在此挑选美女，马可以用胭脂臭美，所有的江湖行程还没有商定，连金盆洗手的人都想重新有一番作为了。
马呢，焉支山下的山丹马，有没有背着焉支山神，私自涂抹胭脂。
“山丹马”是中国四大名马之一，剽悍骏美，有唐代“八骏”之神采，马匹体型匀称，遗传性能稳定，兼有驮、挽、乘多种性能，适应性强。
李白曾有诗云：“虽居焉支山，不道朔雪寒。妇女马上笑，颜如颊玉盘。翻飞射鸟兽，花月醉雕鞍。”
韦应物也一样，曾写下脍炙人口的诗句：“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
诗人的诗篇，如果是焉支山的个性签名，那匈奴的歌谣，就是焉支山的共同答案：“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蓄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焉支山，一处屏障，一座天险，一个舞台，一个留待传唱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