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7年起，皇冠曾先后授权花城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授权期限为两年。那时候，市场上已充斥着大量的张爱玲盗印书。虽然版权拥有人是我母亲（当时我父亲已去世），但她年纪大，身体不好，根本没能力管这些事。皇冠既授权大陆出版社，若要追究盗版，也应该由他们负责，因为他们才是在大陆被侵权的机构。但由于某些原因（比如不想惹麻烦、太花功夫等），结果没有人提出诉讼。既然无人追究，盗版便越来越多。2003年我到北京公干，在王府井书店里面，发现有一整个柜子的张爱玲的书，出版社居然超过三十家，当然绝大部分是侵权的。
花城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授权期限过后，由于盗版太严重却没有人处理，结果皇冠考虑了三年，直到2003年才正式授权给哈尔滨出版社。就这样，国内市场出现了一段“真空期”--即三年间没有任何出版社再获得授权，但盗版却络绎不绝。为什么要等三年呢？因为皇冠要部署“清空”一切盗版，才能重新向大陆出版社授权。2003年9月，皇冠的社长平鑫涛发表版权声明，申明除哈尔滨出版社外，“所有未经授权或授权早已期满之张爱玲著作版本均属非法之盗印版”，并表明对那些仍然盗印的出版社将采取司法行动。
至于哈尔滨出版社发行的张爱玲的作品，基本上只是把皇冠2001年出版的14本精装版《张爱玲典藏全集》复制过来，唯一不同的是没有《秧歌》和《赤地之恋》。后来，授权哈尔滨出版社的期限到了，皇冠便另找一家出版社合作。皇冠找的出版社不单是负责发行、印书，最重要是能帮忙维权，结果选中了新经典出版公司。为什么新经典会愿意帮忙呢？一来是他们还签了三毛、琼瑶等皇冠旗下的作者，跟皇冠有较密切的利益关系；另外是新经典会觉得这是牵涉几千万的生意，愿意花功夫去做。新经典处理张爱玲维权的事办得很好，后来村上春树、加西亚·马尔克斯等都与新经典签约。
2005年，皇冠打了第一场维权官司，起诉某出版社侵权，要求它停止出版、发行张爱玲的作品，并赔偿经济损失。被告的出版社曾对张爱玲遗嘱的合法性、遗嘱执行人等提出质疑，但我们在法庭上提出了有力的反证。历经一审二审，法院最后判皇冠胜诉。
据2006年6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所述，“宋淇、宋邝文美依据张爱玲的遗嘱，取得了张爱玲作品著作权中的财产权。皇冠文化公司依据其与宋淇、宋邝文美的授权书，取得了张爱玲作品的专有出版权。”而被控的出版社“未经皇冠文化公司许可，擅自出版、发行了张爱玲作品的图书，其行为侵犯了皇冠文化公司对张爱玲作品的专有出版权，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的民事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所以当我们赢了第一场官司后，之后再有同类诉讼，法院也会按照之前的先例判决，我们的胜算会非常高，这无疑对侵权者起了很大的阻吓。
之后，皇冠再陆续控告其他侵权的出版社，其间对手提出了不少荒诞的“质疑”，这反映了在版权问题上中国司法还是处于起步阶段。例如2007年9月，十一家出版社在《中国新闻出版报》上发表联合声明，指出皇冠拿来做证的张爱玲遗嘱是“失效”的，理由是：根据张爱玲的信和她的遗嘱执行人林式同的一篇文章，张爱玲立遗嘱时并未得到林式同的同意，所以她没有拿去登记，因此这份遗嘱是“失效”的。但事实上，洛杉矶法院早已确认了林式同作为她遗嘱执行人的身份，而他也确实执行了遗嘱上列明的各项任务，这已经证明了遗嘱在法律上绝对有效。断章取义地单凭某封信或某篇文章的一句话来挑战法律，根本是不可能的。
被控的出版社大概无计可施，居然质疑皇冠没有把张爱玲遗嘱的正本呈上法庭。事实上，张爱玲的遗嘱正本会永久存放在洛杉矶法院（正如我父母的遗嘱会永久存放在香港法院一样），只要是经法院核实的遗嘱副本，已经是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又何需正本呢？更有甚者，被控的出版社就是死活不肯认罪，那么方法很简单，皇冠只要到书店里搜集那家出版社的盗版张爱玲书籍，然后呈上法庭一对质，他们便无话可说了。
结果，当然是一律由皇冠胜诉。但法院判的赔偿金额不是统一的，有些出版社只要赔大概一万几千元，有的却要赔偿四十万。为什么呢？那要看皇冠是否能证明他们侵权的程度以及他们有否说谎。例如某家出版社当庭辩称只印了一千本，只有七百本流入市场，可能只赔几千元，但如果皇冠能够找到一个发行商，证明那家出版社的进货记录有一千二百册，那么法院便会因为他们做伪证而提高罚款。又例如某出版社曾主动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审读处和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备案，报告自己响应“扫黄打非”运动已停止印刷、发行，并收回已经发行的盗版图书，但皇冠后来却提出证据，显示那家出版社即使在备案后还继续印行那批盗版书，这又构成多种伪证罪，罚款自然更重。
你可能会认为，我打赢了这许多场官司，应该已发达了。我可以告诉你，第一次胜诉我只是“惨胜”。当时那笔赔款有四十万，可是算一算律师费，用剩的只有一万多。但是我在香港找律师出具证明，是我自己出钱的，那里已经要十几万港币，所以到头来我是贴钱，但这场官司原则上还是要打的，因为提出的证据、判决结果毕竟长期有效。大陆的多番诉讼过后，我、台湾皇冠、大陆代理的出版社收的赔偿金我们三方都没有用，只是把钱花费在张爱玲的事上，例如张爱玲五年计划、2010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张爱玲研讨会等。我认为都用得其所。
之后，基本上有规模的出版社都闻“张”丧胆，不敢再盗印了，因为所有案例都是皇冠胜诉。
正规出版社虽然不敢再侵权，但街头巷尾却出现了不少劣质盗印本，显然是一些个体户自己动手印的。2009年4月，有朋友前往北大参加《小团圆》首发仪式，见校园外的书摊光明正大地贩卖《小团圆》盗版，每本才售人民币十五元，朋友便买一本给我留念。
这本山寨版很搞笑，让我约略描述一下：当时只是2009年4月，但书的版权页却印着“第1版2009年8月”；出版社是盗用一家省级出版社；字数标明为“280千字”，但正版实际只有154千字；至于那个国际标准书号，我上网一查，原来是盗用一本叫《学会选择学会放弃》的书；版权页底部当然还循例印有“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的声明，以示清白；随便翻一翻我自己写的“前言”，英文的“p”字完全消失了，Stephen变成了Stehen，euphoria变成了euhoria，Spy Ring变成了Sy Ring等，简直不可思议。
后来，大概不会是良心发现，只是盗版市场也有很多竞争对手，于是这些个体户盗版商也致力于改善书本质素，这就涌现了一批更专业的盗印本出来。方法不外乎是扫描正版书，令各方面都完全一样，包括出版社名称和国际标准书号，一般人根本分不出真伪。我到过一间书店，满架满柜都是这种专业盗印本，按斤一捆捆地发售，令人啼笑皆非。
盗版张爱玲作品的问题，我花了好几年才总算处理好，现在出版社侵权已近乎绝迹。谁知道还有更一塌糊涂的，那就是苹果App Store电子书商店。你到里面只要付九毛九分美金（人民币大概六元），便可以下载到整套《张爱玲全集》。他们的营业方法是三七分账，商店所有者拿七成。当然我没有授权，也没有人会支付版税给我。
向苹果投诉或跟他们打官司都涉及很繁复的程序，这令我很为难。首先，因为苹果公司在美国，但他们说App Store是由一家在欧洲卢森堡的公司运作，打官司要去卢森堡。然后苹果会要求我解释很多问题，比如张爱玲是谁？怎么知道这个张爱玲就是你说的张爱玲？怎么知道这些是张爱玲的作品？你怎么证明她死了？你如何成为她的合法遗产执行人呢？诸如此类。
待我证明完毕，苹果一方会说“好，可以接受”，然后把该商店封掉。但是第二天，那个店主便可以用别的名字重新注册，轻轻松松又再开张。接着我又要做另一轮举证，没完没了，每天早上起来就要上App Store巡视。因为举证责任由版权持有人负担，不法卖家只要改头换面便可照常营业，代价近乎于零，怎么可能禁绝呢？这个侵权问题不限于张爱玲，很多知名作家也是受害者。我认为有责任处理这个问题的应该是苹果，而不是我。
今次谈张爱玲的大陆出版史，实际是讲她的盗版史。最初是百家争鸣，几十家具规模的出版社公然侵权，大量印刷、发行、销售，获利远比正版要多，形成了一种“盗版霸权”。之后法制渐趋成熟，剩下来的，便只有一些零星的、无名无姓的个体户，以偷鸡摸狗的方式继续经营。到今天，最棘手的盗版商竟然来自全球第一品牌苹果公司，我现在也束手无策。
由实物到电子商品，由上海沦陷区到App Store，张爱玲的出版故事反映了社会、时代的变幻。在今天的互联网世界里，她的作品再次沦陷，可以想象，这将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无形抗战。
半生缘未完：遗作的出版
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张爱玲，但印象不深，事后也不曾回忆，直到2003年我从美国返港，情况才有点改变。我写过一篇关于张爱玲轶事的短文，其中说：“（张爱玲）整天就只神秘兮兮地躲在卧室，即使偶尔同台食饭，彼此间也静默得宛如隐修院的院友。她从不挑剔饭菜，胃口也不大，但根据我家老用人阿妹的暗中观察，她最爱吃的似乎就是隔夜面包。至于外表，她身材高瘦，打扮朴素，阿妹分析说衣服都是她自己裁的，我不肯定是不是，只是印象中没见过她穿旗袍。记得最清楚的，倒是她深度近视又不戴眼镜，看事物总要俯前-也许她担心把我和姐姐混淆了。”
这些年来我屡次受访，讲述对张爱玲的印象，也不外乎上面讲的那些。如果有人在2003年问我：“你愿意管理张爱玲的文学遗产吗？”我的答案一定是：“不！”我对出版没有经验，也不感兴趣。但事情总是不知不觉间发生的。2003年，母亲中风，我回到香港照顾她。最初我只是负责整理张爱玲的合约，给她逐一签好，然后归档。我当时并未在意家里那些塞满了张爱玲遗物的箱子，更不知道里头有书信和小说稿。随着事态变化，我终于慢慢接受和履行了自己的责任，结果一本又一本的张爱玲遗作陆续出版，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学懂不少东西。
2004年，《同学少年都不贱》出版。事先当然已征得我母亲同意，但由于健康问题，她没有能力具体参与什么。小说出版时引发争议，有人更质疑那是伪作。当年大家对这部作品的一切了解，都仅仅来自张爱玲写给夏志清信中的一句话。她说的“外界阻力”是什么呢？可谓人言人殊，不是过度诠释，便是想当然的猜测。
那时我已经看到父亲写给张爱玲的信，信中劝她不要出版《同》，也把原因讲得一清二楚，于是我便在博客上把相关的书信段落都发表了。但当年一般人都不会把我的博客跟张爱玲挂钩，所以那些资料也流传不广。现在回想，如果我在《同学少年都不贱》的前言里补上那些书信内容，便可免去大家不少无谓猜度了。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交代清楚作品相关的历史背景是非常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