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李安的公司买下了《色，戒》电影的版权后，我随即遍读张爱玲和我父亲讨论《色，戒》的那些信，然后把部分资料放上博客。某记者读后便联络我，希望利用那些书信写篇文章，解说《色，戒》的创作历程。
我在前面已讲过《色，戒》了，现在不必重复。这一次我学懂了什么呢？解释创作过程也是很重要的。正因为我没有交代清楚，于是《色，戒》电影一上映，一些极不靠谱的揣测便疯传起来，比如说王佳芝的原型是郑萍如，以致很多人出来指责“张爱玲诋毁民族女英雄”。
我只好竭力澄清《色，戒》故事的来历，但真相并未受到媒体的欢迎。理由我之前已经说过，报刊编辑多数是标题党，“张爱玲与宋淇的文学讨论”这题目永远比不上“汉奸妻张爱玲污蔑民族英雄郑苹如”。我自此也学了乖，如果有什么话非说不可，那一定要抢先说在前头，事后声明根本无济于事。不但出名要趁早，声明更要趁早。
2008年，《重访边城》出版。它是怎样写出来的呢？1963年，张爱玲在美国发表了一篇英文游记，题为“A Return To The Frontier”，记述她在1961年至1962年间造访台湾和香港时的见闻，但当时回响不大。到80年代，她根据这游记以中文重写一次，就是《重访边城》了。
在网上，我见过有人未经授权便把“A Return To The Frontier”译成中文，对那中译本我并不满意。后来我在张爱玲遗物中发现了她自己写的《重访边城》，便很有兴趣地把它跟英文版对比一下。结果我发现这“中译”其实是重写，当然也只有原作者才有权这样做。值得注意的是，英文版的语调很疏离、冷漠，但中文版的字里行间都带有热情。
在《从张爱玲的〈五四遗事〉说起》一文中，我父亲曾经比较过张爱玲的Stale Mates和她自译成中文的《五四遗事》，可惜到目前为止，我仍未见到有人像他那样比较过《重访边城》的中英文版本。
2009年，《小团圆》出版，立即雄霸了各地的畅销书榜首，确实罕见。我在2010年发表过一篇《我看，看张--书于张爱玲九十诞辰》，现在不妨沿用当时的说法，将出版后的读者反应分为“三波”表述。第一波时，多数意见都是抗议出版，有人甚至连书也未看就抢着发言，更鼓吹罢买罢看，媒体乐得顺水推舟，于是有关评论便由负面看法及偏激情绪主导。吸取了出版《同学少年都不贱》的教训，我很庆幸自己在《小团圆》前言中交代了小说的历史背景，否则必定有各式各样的无稽猜测。
第二波时，人们终于看书，小报式书评纷纷出笼，赶着考证“谁就是谁”“谁又做过什么”之类。这阶段的论者以八卦趣味为焦点，问他作品的文学价值，他会答“毕竟新不如旧”，仿佛只要这么一说，娱乐报道就是文学批评了。至于第一波的反对声音，在这阶段已经无影无踪--你既然已反对出版，坚决罢看，还有什么好说呢？他们显然没想清楚自己的前途。
第三波的特点，就是以理智为主导的细读，回到文本之上，探讨作者的技巧、评估《小团圆》在张爱玲整体著作中的地位等。当然，我不认为一切值得讨论的都已经讨论过了，我还期待着更多评论此书的文章。
这次我学了什么乖呢？我事先怎么也想不到，原来很多人是看不懂《小团圆》的。我认为这是张爱玲写作手法最复杂的一部作品，很多读者都跟不上。其实也不难明白，这毕竟是她琢磨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才写成的小说，我们凭什么觉得一个普通人可以随便翻一下，便“破解”了它所有的秘密呢？我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在小说前头找人写一篇导论，解释清楚张爱玲的“穿插藏闪”写法。当然，对文学我们可以有多种多样正确的诠释，没有所谓的官方解读，但我认为至少要想办法给大家示范一下有水准的学术讨论和文学批评应该是怎样的。
2010年，《异乡记》出版。这是一部不完整的八十页笔记，以第一人称叙事，讲一位沈太太由上海到温州途中的见闻。当初我对这残稿不怎么留意，因为从未有人提及它，便一直搁在一旁。
编《张爱玲私语录》时，我才发现张爱玲曾跟我母亲说：“除了少数作品，我自己觉得非写不可（如旅行时写的《异乡记》），其余都是没法才写的。而我真正要写的，总是大多数人不要看的。”又说：“《异乡记》-大惊小怪，冷门，只有你完全懂。”之后我慢慢明白了它的真正意义，原来《异乡记》就是张爱玲在1946年初由上海往温州找胡兰成途中所写的札记。我又发现手稿的很多片段，后来都在她的《秧歌》和《怨女》中重现了。明白它的意义后，我便决定把它出版。
2010年，我编的《张爱玲私语录》出版。我父母跟张爱玲交往四十多年，绝不随便向人提及张爱玲，公开写她的文章也只有寥寥数篇，而且每一篇都是为了宣传她而写的。这几篇文章虽发表过，但流传不广，所以我便把它们辑录成书，作为《张爱玲私语录》的头三部分。然后我又从他们三个人那六百多封信件中选出部分内容，准则以反映友情为主，作为第四部分。
通过这些文章和书信，我希望能解释清楚他们三个人的友谊。我看过不少张爱玲传记，大多鲜有提及我父母；即使提到，有时也是负面的。这显然跟我在信里读到的内容背道而驰。我出版《张爱玲私语录》，主要目的正是要纠正这些谬误。
1995年张爱玲逝世，遗嘱执行人林式同在她的遗物中找到The Fall of the Pagoda（《雷峰塔》）及The Book of Change（《易经》）的英文手稿，然后便按照遗嘱把它们寄来宋家。
读手稿时我问自己：她在世时何以不出？是自己不满意？但书信中她只怨“卖不掉”，却从没说写得坏。是为了迎合美国读者，却不幸失手收场？是美国出版商不理解中国，只愿出一些符合他们自己偏见的作品，结果拒绝了张爱玲？无论如何，事实已没法确定，我唯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处理这些未刊稿。
我选择出版这两部遗作，读者也可自行选择读或不读。由于张爱玲的主要市场还是华人社会，当中很多人未必能流畅地阅读英文小说，你不提供官方译本，自然会有山寨版，我只好找人把它们翻成中文。于是在2010年，我便把这两本小说的英文原著和中文译本都出版了。
张爱玲和我父母间的通信全集，目前已完成了文字输入，大约九十万字，正在校对。我没预计什么时候出版，总之一切妥当后才出。
2013年3月，夏志清出版了张爱玲的信，立即有人批评他侵犯私隐，是不道德的。有人为此事而访问我，我的回答是：“但如果大家八卦的材料来自胡兰成的《今生今世》、电视剧《她从海上来》等，张爱玲会满意吗？”
在《南方都市报》的宋淇系列中，我已屡次示范如何利用那些书信破解一连串围绕张爱玲及她作品的疑团了。我家中的信始终是会出版的，也会添上注释--也许要到那时候，大家才有可能读到一本有根有据的张爱玲传记。
有人说，处理张爱玲的未刊稿最好的办法就是捐给学术机构，让严肃的学者来进行严肃的研究，而不该拿来出版图利，让大众“消费”张爱玲。很理想主义啊！
我现在就告诉你一个实例吧。1997年，我母亲早已把英文小说《少帅》（The Young Marshal）手稿的复印本捐给美国南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你可参考我姐姐宋元琳给张错教授的信（收录于高全之的《张爱玲学》）。但这么多年来，没有学者研究过《少帅》。一个原因是地点不方便，除非你住在同一城市，否则也不会千山万水去看一篇小说吧？我不是理想主义者，不觉得短期内会有学者碰它，唯有亲自行动。《少帅》的一个意义在于，张爱玲向来只喜欢写自己或改写从友人处听来的故事，把一个公众人物拿来当小说主角，是她写作生涯中绝无仅有的例子。
《少帅》的原稿是英文，以现存的七章来说，是她花几年时间写好的，本身已经相当完整，她会否写下去则另当别论。按照过去的经验，这本书的导论当然会交代创作历史。不仅如此，由于《少帅》夹杂了虚构和史实，要读通这本书，最好是能够同时熟悉张学良和张爱玲，甚至根据张爱玲的经历和她其他的作品来诠释，这不是容易的事。但汲取了《小团圆》的教训，我会尝试提供这样的一种导论。
2007年，我开始接管张爱玲的文学遗产，到今天已出版了好几种她的未刊稿。张爱玲在世时，对她作品的评论主要见于报刊，评论者不过是一小撮学者或文评家。除了偶然几次例外，她一般不会回应。至于大众的意见，当时没有什么途径可以表达。
今天是互联网世界了，现在出版她的书，回响不会像当年那样微弱或口径一致，而是众声喧哗，意见纷纭。人言可畏，我自然要考虑大众的看法，但同时我也明白，索性忘掉那些大众的看法可能更好。我出书，会有人骂我贪钱、侵犯私隐；我为了某些原因（例如认为她写得不好）而把稿子销毁，会有人骂我是文盲，“你懂个屁”；我什么也不做，不出版也不销毁，便会有人骂我什么也不做。既然怎样都会挨骂，我决定还是自己做主较好，现在我只会做我认为正确的事，而不会再在乎大众怎样想。
事实是，大众正因为有不同需求，才有不同看法。我不可能同时满足所有的需求，所以我唯一可以且应该做的，就是让你有机会按自己的需求做出选择。把稿子出版，选择权在你，你喜欢就读，不喜欢就不要读，你有的是自由。若我决定不出，那表示我已经替你做了选择-谁也不许看，或者我喜欢给谁看就让谁上我家看个够。
张爱玲在世时，出版商、朋友、经理人等时常干预她的意愿，甚至代她做“不出版”的决定，以致有些作品到今天依然不见天日。我现在的责任就是把选择权归还读者，而不是给张爱玲的未刊文字做最后审判。
50年代，宋邝文美带张爱玲到香港兰心照相馆拍摄了这张后来广为流传的照片。张爱玲后来说：“我喜欢圆脸。下世投胎，假如不能太美，我愿意有张圆脸。（正如在兰心拍的一张照片，头往上抬，显得脸很圆。）”
1991年6月20日，宋淇致信皇冠编辑方丽婉解释当年如何结识张爱玲。
张爱玲的美国移民“绿卡”。证件显示她到美国的时间是1955年10月22日，地点是旧金山第13区第26港。
宋邝文美手抄胡适致张爱玲的信。1954年，《秧歌》出版后张爱玲给胡适寄了样书和信，胡适在回信中说：“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
1957年5月12日张爱玲寄给宋淇的《二八佳人》剧本大纲，一张信纸的正反面都写满了。
张爱玲1992年所立遗嘱的影印件。
张爱玲生前使用的毛毯，她去世时身下就垫着这床蓝灰色毯子（其实是一张蓝灰色的毯子在上面，三张棕色大毯子在下面）。
林式同给宋淇夫妇的张爱玲遗物清单。
1967年3月24日张爱玲致信宋淇夫妇谈“少帅故事”，图为信件影印件（部分）。
1990年2月15日张爱玲致宋淇信，谈及想写一篇谈相面的文章。
《爱憎表》手稿第一页。
《今日世界》第六期杂志，封面人物是我姐姐宋元琳。1953年《秧歌》中文版在该杂志连载。
1977年3月14日，宋淇给张爱玲信中所画的《色，戒》中女主角临场变节一幕细节地图（左图）；1977年4月16日，张爱玲给宋淇信中所画的更为详细的地图（右图）。
1977年10月31日，张爱玲致信宋淇，谈到《往事知多少》（即《相见欢》）的来源。
1983年1月4日，张爱玲致信宋淇，谈到三篇先用英文写的小说，包括《上海懒汉》。
1951年11月，张爱玲的《十八春》（即《半生缘》）单行本由上海《亦报》出版，署名梁京。
1978年5月26日张爱玲致信宋淇，表示对《同学少年都不贱》并不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