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信是关于什么的呢？最多的是谈诗，讲读书心得，也讨论人生、友谊，有时更会批评别人。这时候吴兴华的措词很尖锐，跟钱锺书差不多，但吴偶尔也会很坦白地批评自己，我觉得他的自省能力比钱锺书要高。总之，这些信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吴兴华显露出来的才学不下于钱锺书，但他不会七国语言连珠炮发那么张扬，我反而觉得他的信比较深刻和耐看，让我想起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或《济慈书信集》那类的信-这两部也是我父亲的藏书。
看吴兴华的信，你很难想象他原来身逢乱世，生活朝不保夕。日本人来了，一家九口挤在会馆，他依然若无其事地跟我父亲讨论梅花诗。这件事我父亲在《更上一层楼》中也有提及：他1942年曾写信给吴兴华，问他对宋人梅花诗的看法，当时在沦陷区没有书可以参考，吴兴华却凭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在回信中把唐、宋、明、清的梅花诗逐一征引，如数家珍，更对诗句优劣品评得头头是道。他这封信究竟怎么写的呢？今天来看，我觉得吴兴华的评论跟耶鲁文评大师Harold Bloom（哈罗德·布鲁姆）所谓“影响的焦虑”有相通之处，他旁征博引不是为了炫耀，而是用实例来说明自己的论点，在这儿应该把它整段抄下来给大家看看。
当时只有二十一岁的吴兴华在信中说：“我很高兴你表示出对宋诗的欣赏。我个人对这一时期的‘热狂’已是过去了，自然我对苏、黄的敬佩还是没有改变的。不过而今我可以不自夸的说，能把中国上下数千年的诗同时在脑中列出，而在那样做时我就看出宋诗的正确地位与它特有的限制。我个人的意思是你引的两个例子并不是宣扬宋诗优点最好的代表，尤其是萧德藻那两行诗（指”湘妃危立冻蛟背，海月冷挂珊瑚枝“），称之曰工巧则可，必说是胜过林逋，也未必然。咏梅的好句中国诗中屈指难数，恐怕没有多少人在提到时会想到萧德藻的杰句。东坡道：‘江边万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万里春随逐客归，十年花送佳人老。’4高启道：‘微云淡月迷千树，流水空山见一枝。’张问陶道：‘美人遗世应如此，明月前身未可知。’唐人诗：‘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这些是放眼大处的话，而萧之两句相形之下只有一negative （否定意义上的）价值，i.e（换言之），我们欣赏他之能避开熟路，而锤出些新的意象，但设想以上那些名句都不存在，人人见了萧的两句恐怕都要笑歪鼻头的。”
可见，吴兴华除了通晓多门外语，国学造诣也很不简单。我父亲说过，他抗战时随张尔田读经，跟邓之诚读史，但最熟的始终是诗，燕京大学和国立北京图书馆所藏的诗集、诗话全部过目。他很喜欢清代诗人，认为他们的成就不在前代诗人之下，尤其喜欢舒位、黄仲则和王昙。当时他打算为清代被埋没的诗人作论文翻案，可惜因时局不稳，最终也未能成事。
关于舒位和黄仲则，虽然吴兴华没有写成那篇翻案文章，但他曾经在信中跟我父亲大谈自己的看法：“黄景仁（仲则）因为有点Baudelairian（波德莱尔式）的颓废气，所以近年曾大受一般花天酒地的文人的崇拜，但他真好的、足追比李白的诗却没有人去念。舒位的《瓶水斋诗集》，这是我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你看了若不拍案叫绝，我准负全责。这两人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在情感上、形式上都有点觉出旧诗拘束的倾向，故此才把它推向最妙、最细，也就是最后的可能去。”
另一封信他又写道：“舒位集你买到我高兴极了。他的五古应以《读论语诗》为冠冕，虽说是出自袁枚、赵翼，但其中最妙的如‘武王曰人十’替女子辩护等篇又远出前人之上，其题材何尝非散文？咏岳庙中铁人（卷十四），因而想及木人、泥人、石人，他儿子改名仲舒而念及史上一切名舒的人。而在这些诗里他的优点偏是自然，永不露出东拉西扯的窘态，仿佛每触一题，他的emotional field（情感领域），借用Murray5的名词，就是这些历史的火花。其七律更不必说，他的属对足称全清第一，如咏陶潜道：‘五株柳树羲皇上，一水桃花魏晋前。’人人心中都知道，但他是第一个凑成这对联的人。”
吴兴华的最后一句评语，令我想起在钱锺书《谈艺录》中也有近似的说法，就是说好诗都能道出别人的心中事，令人看着看着，好像是自己记得那些诗句一样。
提到舒位，我就记起一件轶事，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父亲有一册吴兴华亲手抄的诗集，是天下孤本，第一页抄录了一首署名舒位的诗，没有诗题，起首是“天地有生气，终古不能死”，共二十八句。父亲不能肯定是哪首诗，甚至不能肯定是否真是舒位的诗，便到大学图书馆翻查《瓶水斋诗集》。谁知道图书馆认为这书是善本，不予外借，父亲只好在那儿匆匆翻了一遍，却找不到那首诗。当时还没有百度、谷歌，怎么办呢？只好“人肉搜索”了，即是说，他写信向钱锺书求救。结果钱锺书是这样回复的：“所示诗不知出何人手，寒家一无藏籍，惟不得《瓶水斋集》检之；港大有此书，目为罕籍，而珍秘不许检阅，Les extrêmes se touchent！此集即原刊亦不足为善本，大有寻常小家女被选列三千粉黛之概。王右丞诗所谓‘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可以移咏矣。”
父亲其实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港大”是钱锺书自己想当然而已。“Les extrêmes se touchent”是法文谚语，意思是说，两个极端的事物往往会碰头。钱锺书又引法文又引唐诗又打比喻，不外乎要说那部《瓶水斋诗集》根本价值不高，却偏偏得到最高待遇。我觉得这封信也真有意思，因为一般人要是不懂得一件事，只会简简单单说一句“我不知道”就完了，但钱锺书有问题不懂得答，还要旁征博引、妙语连珠，好像他不懂的时候比他懂的时候还要博学，这也可以算是“Les extrêmes se touchent”了。
后来我父亲在给张芝联、郭蕊的信里写道：“钱锺书对舒位评价不高，大概吴（兴华）以外国眼光看，钱以传统中国眼光看，品位不同。”我记得几年前《南方都市报》曾访问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巫宁坤，他跟吴兴华和钱锺书都曾经共事，他说“吴兴华的英文可能比钱锺书好”。我不评论巫教授的意见，但看过吴的书信后，我倾向于接受父亲的看法，即吴的思想、观点和品位都比钱更接近西方。
我一直想弄明白我父亲和吴兴华究竟要好到什么地步。吴兴华似乎觉得我父亲是他第一号的知音人，他这样说：“即使我的诗只能使你一人喜欢，别人全讨厌，我也不会懊丧，正相反，我的自信会更增深。”
另一封信又写：“悌芬，我诚实地告诉你，我觉得你是我所认识的人中胸襟最大，眼光最好，最适宜作一个欣赏态度的批评家的人。面谀，你知道我是素来不会的。你在这点上比我强得多，因为我不管怎样鞭策自己，仍禁不住有时抱着点‘己见’去念别人的诗-自己写诗一个应得的责罚。但是你却像永远能跟着创作者的脚步，有时我的诗格略变，甚或大变时，当我自己都不确定，你总是站在我拐弯的地方，告诉我这些改变是all for the best（好事）。你自己并不是没有个人的好恶，但你永远不让它们obtrude upon（干扰）你的判断，你总是那么虚心，我就不行。”在吴兴华眼中，我父亲是一个比他自己更优秀的批评家，所以他还称我父亲为“批评家中的王子”。
正因为他如此看重我父亲的判断力，有次便为了一句含糊的评语而责怪我父亲。话说在1941年，他们有个朋友叫石奔，寄了一篇诗文之类的东西给父亲品评。父亲用英文回信，只抛下一句“sureness of touch”（中文大概就是“挥洒自如”）的赞许。吴兴华于是也用英文写了一封信给父亲，说石奔收信后样子非常忧愁和困惑，因为所有人都觉得那句“sureness of touch”很莫名其妙。吴兴华认为，父亲是大家最信任的批评家，不应该给这种空洞的评语，而应该明明白白地告诉石奔等人什么写得好，什么写得不好，要具体，因为“High-flown criticism is to them，Greek”，即是说，他们绝对不会明白那种装模作样的评论。你在这件小事上不单可以看到吴兴华的文学批评观，也可见到他的为人很率真，对父亲也是爱之深、责之切。
吴兴华对我父亲的爱护，通过另一件事也可看到。那时张东荪是燕大的哲学教授，他找父亲做一些中译英的工作，但不满父亲的英文写作style（风格），便找吴兴华去改。根据吴写给父亲的“密函”所述，张东荪理想的style是“每句必过一行”，大凡简单的句子，都要用“which”把两句联为一句。张把不满之处全用铅笔标出，并加上评语如“连起来”“去掉头一半”“太中国味”之类。他有时还自己动手改父亲的译文，吴兴华发现他的英文错误百出，便又替他再大改一遍，还对张明言，照这种改法肯定会比父亲的原文更差，但张竟然说“不要紧”。后来吴兴华改了四十页，忍无可忍，用橡皮擦子把所有“太中国味”的评语擦掉，不加修改便交还给张东荪，结果张也没有发现。
很巧合，钱锺书也做过类似的事。话说杨绛译了一部英文小册子，给傅雷看，傅雷给了她很多修改意见，她回家告诉钱锺书，钱叫她不用改，原封不动地给傅雷再看一次，第二次再看时，傅雷便很满意了。
我父亲、吴兴华和钱锺书是很要好的朋友，但性情爱好都各有不同，例如我父亲很喜欢《红楼梦》和简·奥斯汀，吴兴华则不太欣赏，说“明知是好书，却不喜欢”，这大概就跟性格有关。除了一天到晚都是这首诗或那首诗，他们还有什么共同兴趣呢？我想，答案就是侦探小说。父亲说吴兴华读它们读得爱不释手，而钱锺书在牛津时，也是一天看一部Agatha Christie（阿加莎·克里斯蒂，著名侦探小说家）来消遣解闷，我父亲当然也喜欢看。我不禁想到，也许他们做学问的方法都跟他们喜爱推理找凶手有关，像探究一首诗的出处、某个意象在不同语境的运用、作者的创作意图等等，不是跟破案很相似吗？
抗战那几年，父亲在上海做生意、搞戏剧，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又办一些座谈会，广东人所谓“八足咁多爪”（同时做着很多不同的事），静下心来读书作诗的时间自然少了。在北京的朋友像吴兴华、张芝联等都很担心，怕父亲长此下去会浪费自己的才华。傅雷曾说父亲是dilettante，所谓“周身刀，无张利”，这也是很多朋友所忧虑的。
吴兴华曾说自己跟父亲“情好过于朋友”，看见他如此“自暴自弃”，便立即写信劝他。这封信很直率，也处处流露着关心：“我希望你能把持住自己，而珍惜自己所实实在在有的、你自己所知道有的、别人也相信有的、稀有的才能。并不一定要读多少书，你读的既已不少，而是时时使自己保持着清洁的心。你现在对我们谈起剧坛、交易所，总是急急地解释说你目前只是以之消遣度日，可是时期已经够久长的了，在自己未醒过来之前，准已经变为地地道道的剧人、交易人了。至于你说想自己在文学方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才能，更是假得使我们寒心。你哪点比不上芝联，比不上我？”
但父亲始终要为生活奔波，不可能让时光倒流，回到燕大读书时那种无忧无虑的日子了。
那个年代生活过得很苦，吴兴华究竟是如何在乱世自处，怎样保持“清洁的心”呢？父亲对他的鼓励当然很重要，吴兴华曾写道：“信收到了，你鼓励的盛情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我现在觉得自己仿佛是个蜘蛛，只悬在几根友情上，你就是其中最坚韧的。”
另外也因为他自己天生好学，有封信这样写：“我在幼年，时时想成为一个man of action（重视实践的人）并不下于任何人，便是现在我钻研经史子书时，也是想做一点有用之学，而不愿像从前那样倾注全力于词章。清人曾说过，士人只要能学些薄技糊口而自养其廉耻之心就够了，余时正好锐意向学，不必奔走于权门以求上进。我现在最苦的是没有同心的朋友互相策励，不要说几日不见就觉鄙心顿生的以友兼师的人物，便是可以共谈为学之道的人都没有-芝联平日太忙，读书又是得晨夕相研讨的事。有时禁不住自己也心灰意懒起来，想还不如移转精神干点别的。我之所以迄今未改者，并不是因为环境之怎样对我有利，事实上要不是实在无法破除自己嗜书如命的积习的话，环境供给我的打击已足够使一个比我忍耐性强十倍的人另谋出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