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闻强记的天才
关于吴兴华，我父亲其实从未向我提起过。2005年年底，我收到友人冯睎乾的电邮，他说我父亲是吴兴华的至交，问我家中是否藏有吴兴华的遗稿，这时我才第一次听见这个名字。之后我便留意有关吴兴华的一切。到了2007年，李安的电影《色，戒》上映，我当时正整理张爱玲的信件，竟意外发现了六十二封吴兴华写给我父亲的信。
吴兴华自小便非常聪明，因成绩出众而连续跳级，十六岁即考入燕京大学，同年在《新诗》上发表《森林的沉默》，一鸣惊人。我父亲在《林以亮诗话》中常常引用他的新诗。夏志清在《追念钱锺书先生》一文中曾引述我父亲的信：“陈寅恪、钱锺书、吴兴华代表三代兼通中西的大儒，先后逝世，从此后继无人，钱、吴二人如在美国，成就岂可限量？”后来读到王世襄也这样评论：“如果吴兴华活着，他会是一个钱锺书式的人物。”
吴兴华生于1921年，浙江杭州人，比我父亲小两岁。他父亲是医生，家中兄弟姊妹共有九人。他在北京崇德中学读书时，认识了同校的孙道临，孙道临后来也成为了我父亲的好友。
我父亲跟吴兴华大概在1939年认识，当时吴兴华在燕京大学西语系念书，我父亲则从上海回到燕大就读。由于志趣相投，他们很快便成为好友，父亲也认识了吴的室友孙道临。吴兴华在家中排行老三，故朋友也昵称他为“吴三”。在燕大读书时，他和我父亲合编《燕京文学》，翻译、发表了大量英国浪漫主义诗歌。1940至1941年，他们又向上海的《西洋文学》供稿，吴兴华更相当前卫地介绍并节译了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这部奇书的中译本到2012年才问世）。吴兴华因此认识了当时的杂志主编张芝联。我父亲和张芝联早在1935年已相识，当时他们是燕大同窗，后来又一起参加一二·九爱国运动，一起借读武汉大学和上海光华大学。之后我父亲独自回到北平，张则留在光华读至毕业。多年后，张芝联成为了法国史专家，也倡导了中国的人权研究。
到了1941年秋，张芝联回到燕大研究院攻读历史。他、吴兴华和我父亲在东门外赵家胡同合租了一所四合院，我父亲和吴兴华住西厢房，张芝联和妻子郭蕊则住北厢房，彼此切磋学问。但这种快活日子仅维持了三个月，然后便发生了珍珠港事件，改写了这几个人的命运。
他们读书的情况是怎样的呢？父亲曾自叹跟吴兴华切磋学问，像虬髯客遇上李世民，怎样追也望尘莫及。几年后吴兴华给我父亲写信说，当时大家嗜诗如命，一起“玩命念英国文学恨不得要赛过英国人”。到80年代，我父亲写信给张芝联、郭蕊回忆往事，大谈吴兴华的才学和性情，信里内容很多都被张、郭采用到纪念吴兴华的文章内，已收录到2005年出版的《吴兴华诗文集》。从父亲的这些信中，我发现吴兴华在大学时已很神。
我父亲认为即使没测过吴兴华的IQ，也可肯定他是天才。先说外语能力，他不但精通英语，且法、德、意等欧洲语言皆一学就会，成绩全班第一，听说读写都没有问题。后来还能阅读拉丁文和古希腊文。他外语学得快，除了有照相机般的记性外，也跟耳朵灵敏有关。一次，有位美国教授在黑板上抄了一首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他一看便立即指出某行的“ed”应是“d”，因为“ed”有轻音，那行就写成十一个音，多了一音，一查果然，可见他对诗歌节奏是多么敏感。据我父亲回忆，吴兴华还有一心三用的能力：他往往一边打桥牌，一边看书，同时和其他人谈笑风生，而每一件事都能做得非常流畅，令旁人啧啧称奇。他看书也是一目十行。有次他到学校图书馆，规则是每人限借三本，他却一口气借了十本，当然不批准，于是他就坐在那里东翻西弄，过不了三个小时，便把十本书的重点都记在脑中，然后把书归还，施施然出去打桥牌了。
当然，最传奇的还是他的记忆力。他房间里常放着几本旧诗选集，如《唐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等，故意引人打赌，如果随手翻出一首诗，你念出一句而他不能把诗题、作者和上下句说出来的，他便输两毛钱，否则对方便要用两毛钱买花生请他吃。他从未输过，后来大家知道，都不敢再赌了。一次，有位叫汪玉岑的诗人嘲笑吴兴华只懂埋首故纸堆中，吴之后便对我父亲说：“如果Hello，Mr Wang能举出一位名诗人、一首名诗而我未曾看过的，我可以从此不谈诗。”那“Hello，Mr Wang”就是我父亲和吴兴华戏称汪玉岑的外号。这令我想起钱锺书和我父亲也经常在私下里以诨号称人，例如卞之琳便呼为“鱼目诗人”，叶维廉是“花岂洁”等。1944年，吴兴华写信跟我父亲说，不论是英、法、德、意哪一种语言，只要是好诗，别人一提起，他便能立即说出它形式上的细节、内容的好坏，否则他便回家再念十年书。
关于吴兴华的博闻强记，例子当然数不胜数，我不妨再举一事。在燕大西语系读书时，包贵思教授（Grace Boynton）开现代诗课，用叶芝（W.B.Yeats）编的《牛津现代英诗选》为课本。大考时选出十节诗，要学生猜出作者并陈述理由，可这十节诗并没有在课本内。吴兴华不但能猜出作者，还能说出诗名和上下文，因为他全都看过，且过目不忘。他有一篇学期论文，题目是《评论现代诗选各选本之得失》，为了写得滴水不漏，他遍读了清华、北京国立图书馆和我父亲所藏的各种选本，然后在论文中逐一论列，内容竟超过包贵思所知。照这类轶事来看，我父亲认为他是另一个钱锺书，的确不是没有理由的。
当吴兴华遇上钱锺书
钱锺书和吴兴华二人有没有交往呢？1942年，我父亲在上海认识了钱锺书，钱比他大九岁。那时吴兴华在北平沦陷区，经常跟我父亲通信。在1942年4月8日的一封信上，吴兴华第一次提及钱锺书，他只写了一句：“钱锺书现在干吗？”我没有父亲回复他的那封信，但可猜到他一定是去信时提及钱锺书，所以吴才有此一问。我想，吴兴华跟钱锺书最早的交往，应该也是我父亲做中介的。到了1943年10月22日，吴兴华在信中这样写：“前几天我又翻了一遍钱锺书先生的杂感集，里面哪管多细小的题目都是援引浩博，论断警辟，使我不胜钦佩。可惜我此时局促在北方，不能踵门求教，请你若见到他时，代我转致倾慕之意。近来我总没心念英文，也找不到一个有点脑筋的谈谈英美文学，此地大部分号称主修英文的人，等毕业了，关于整个世界文学的知识，还赶不上我们大一的时代。”
单看这一小段文字，已可见吴兴华的傲气，对自己的学识十分自负，同时也看到中年钱锺书在那个文化小圈子中的地位。最耐人寻味的是信中提到“杂感集”，钱锺书根本没有一本书叫“杂感集”，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猜那就是《谈艺录》的初稿。《谈艺录》在1942年写就，其后不断修订，直到1948年才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钱锺书在序后附识：“书既脱稿，偶供友好借观。”可知吴兴华在1943年看的“杂感集”，大概就是流传于朋友间的《谈艺录》手稿了，而“杂感集”也许就是《谈艺录》最初期的书题。由此已可看到，吴兴华这叠书信实在很有文学史价值，希望将来能有机会出版吧。
1985年，孙道临来香港，我父亲跟他聊起吴兴华，说吴曾和钱先生对谈古诗源流，博学如钱先生亦不禁叹服。几年前，吴兴华的妻子谢蔚英接受访问时说：“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出版，兴华提了一些意见，都被钱先生接受。”
钱锺书是否真的接受年青小辈的批评呢？友人冯睎乾给我看过一本他多年前买来的盗版《谈艺录》，由香港鸿光书店印行，是上海40年代旧版的影印本。友人发现这旧版中，钱锺书的序后多了一条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附记，只有两行，第一句是：“此书刊行，向君觉明、吴君兴华皆直谅多闻，为订勘舛讹数处。”该是40年代末第二次印刷时加上去的。但我翻查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各种《谈艺录》新版，整则附记都消失了，很奇怪。我怀疑到了80年代，连钱锺书自己也没有这版本，所以后来的修订版都漏了这则附记。
钱锺书、吴兴华真正见面相交，可能始于1952年。当时亚太地区和平会议在北京举行，钱锺书主持英译汉的翻译组，吴兴华、张芝联也参与了口译和审稿工作。钱锺书很爱才，我父亲说他和吴兴华对谈古诗源流，大概就是这时。他们的关系应该很好，因为据谢蔚英回忆，吴兴华在1966年去世，她与钱锺书、杨绛夫妇为邻，杨绛多次问她生活有否困难，还设法帮她。当时她的大女儿吴同十多岁，没有工作，杨绛便借口要找人抄《堂吉诃德》译稿，让吴同帮着抄，每次也付给数倍的稿酬。翻译家李文俊曾说过一件轶事：在干校时，一个年轻人向钱锺书请教一个英语问题，钱先生看了一下，便说：“这种问题还来问我，你去问谢蔚英就行了。”李文俊又说：“谢蔚英在文学所图书室管理外文书刊，钱锺书乘借还书常去她那里闲聊打趣，博美人一粲。这也算是苦中作乐了。”为什么李文俊说她是美人呢？吴兴华在1951年写信给我父亲时曾提及当时还是他女朋友的谢蔚英，说她是“燕京校花”。
关于钱锺书、吴兴华的文学因缘，大概还有一件事可以讲讲。那是1985年，吴兴华已去世了近二十年。当时我父亲写信给钱锺书说：“亡友吴兴华在华北沦陷时自修旧诗，昔年曾抄录其戏作旧诗四首，根本未经人指点，亦从未向人提过，今录上以博一粲。”其一是这样的：
哀乐相寻剧可怜，故都乔木又风烟。
铜仙去国三千岁，锦瑟留人五十弦。
北里笙歌犹昨日，西台披发忆当年。
蓬莱弱水今清浅，输与麻姑一怆然。
我查过吴兴华的信，这四首诗是1947年写的，从来没有发表，除此之外，也没有再见过他写的旧诗了。看过他旧诗的人应该绝少，除了父亲，就只有张芝联、郭蕊等几位好友，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人，就是著名的数理逻辑学家兼电子计算器专家吴允曾。他们在40年代中期相识，吴允曾也精通德文，曾写德语情诗，也许正是这样，两人便非常投契。吴允曾记性极强，他很喜欢吴兴华那些格律精严的旧诗，往往一看便能背诵。
钱锺书对吴诗又有何评价呢？他在给我父亲的回信中说：“与兄交近四十年，不知兄作旧诗如此工妙，自愧有眼无珠，不识才人多能，亦克善藏若虚，真人不露相，故使弟不盲于心而盲于目耳。今日作旧诗者，亦有美才，而多不在行，往往‘吃力’，‘举止生涩’；余君英时、周君策纵之作，非无佳句，每苦无举重若轻，‘面不红，气不喘’之写意自在。尊作对仗声律无不圆妥，而蕴藉风流，与古为新，盖作手而兼行家矣。欣喜赞叹，望多为之。”原来钱锺书误把诗作当成是我父亲的，评价虽然不错，但是否只是客套话则很难说了。我不懂旧诗，也无从判断。
谈文论艺
1941年吴兴华毕业，留在燕大任教，本来前途一片光明，校方还打算保送他出国留学，但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封锁燕大，他只好转行当翻译谋生。
在1985年写给张芝联、郭蕊的信中，我父亲谈到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的愿景。那时他和吴兴华在燕大当助教，一心要在学界发展：“学校方面内定在我教书两年之后，送我去Berkeley（伯克利）深造，谢迪克的理想是西语系应有以中国教师的核心，将来以Lucy赵（赵萝蕤）、我、兴华三人为成员。如果没有珍珠港事变，说不定我仍然会走上这条路。如果从硕士读起，三四年下来，英文至少可以弄通。无奈日本人一偷袭美国，兴华同我二人的命运就此重写。”
1941年12月7日后，燕大被日军占领，师生解散，大家便各奔前程。我父亲留在上海，吴兴华则与众多兄弟姊妹挤在会馆的小屋里，终日读书作诗，生活非常艰苦。
沦陷期间，吴兴华的两个妹妹先后病逝，对他打击甚大，同时因为生活清苦，营养不良，结果患上了肺结核，之后再也出国无望。那时为了生计，他曾经和德国神父合编德华字典，又为中德学会编译了中德对照的《黎尔克诗选》（黎尔克，今译里尔克）。1947年，吴兴华把这部诗选寄给我父亲，附信说：“我自己只有这册，希望你别丢了。”但不知道多少年后，这书给人借去，竟真的遗失了。父亲想从别处弄一个影印本来，闻说哈佛有一册，便设法去借，但对方回复因为纸张脆薄，无法影印，结果也没有办法借到。据我所知，吴兴华有二十七首里尔克译诗已收入臧棣编的《里尔克诗选》（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可惜2005年出版的《吴兴华诗文集》却漏收了。
北平沦陷，工作不稳，反而令吴兴华更迷上读书写诗，而他跟我父亲的通信也是这时期最频繁的。现在我家里有他六十二封信，三封是英文，其余的是中文，中文用白话。所有信都用墨水笔写，他曾说没有墨水笔便一切写作翻译皆无法进行。通信自1940年开始，直到1952年，即他十九至三十一岁的时期，多数由北京寄往上海，1949年后我们南下，信便寄来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