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有关的一个问题，就是保护投资者的重要性。我们这么多年下来，有一千多家上市公司，大体来讲，大部分上市公司都是在“圈钱”，他们不是在保护投资者利益，不是为投资者提供更好的回报，而是在欺骗投资者。这种情况能不能继续下去？我觉得比较困难。
但是，已经十年了，基本状况没有改变。是不是说，我们市场上的投资者就那么傻，心甘情愿地继续希望你在骗他？我们看到，已经入市的股民没有多少人退出，而且不断有新的股民入市。这是什么原因？也可能确实是他们智商有问题，他们太傻。但我觉得，主要不是这个问题。主要问题在什么地方？就在于我国目前为止的资本市场的发展中，政府垄断了资源。在政府垄断了资源的情况下，它可以使资源从场外转移到场内，所以这些受骗的人其实最终也没有吃亏。
举个例子，好比说我是一个庄家，或者是一个上市公司，我从你手里骗了100块钱，但是你知道政府会给你补120块钱，所以你仍然有积极性继续跟我玩。这样玩了十年，你也高兴，我也高兴。那么政府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实现这一点？一个是对上市资格的垄断。在西方讲，企业股票的价值是什么？是这个企业未来收入流的贴现值。就像一棵苹果树的价值，等于每年结的苹果卖的钱的贴现值。但是，得加上一点，如果苹果树不结果子了，把苹果树砍下来，能卖多少钱，这也很重要。
中国的大量上市企业，就像一棵不结果子的苹果树，但这个树枝最后还很值钱。为什么？因为政府对上市公司有严格的限制，就是形成了所谓的“壳”。即使这家企业是亏损的，但是企业的壳却非常值钱，所以仍然有人愿意买它。好比最近的一个例子，还是我刚才讲的郑百文，本来破产了，资不抵债，资产是负的，企业的价值没有了，股票的价格自然就应该为零。但是郑百文事实上涨了好几个涨停板，价格不断地往上走，为什么？就是有人愿意收购他这个壳。
山东三联为什么愿意收购郑百文这个壳？因为山东三联想上市的话，非常的困难，很可能花几个亿都上不了，所以它还不如花几个亿，把郑百文这个壳给买下来。只要这个壳是由政府垄断的，上市是由政府控制的，这个企业的股票价格就不可能反映它真实的利润流、真实的信誉流。它最终反映的，可能只是企业的残值。这就像一个80岁的老太太能嫁一个18岁的小伙子，小伙子不是爱这个老太太，而是爱老太太的遗产，所以他甚至巴不得老太太快点死。她死得越早，她的遗产就越值钱。我们的上市公司，死得越早，壳越值钱。现在不死，到以后壳也可能不值钱了。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政府作为上市公司的主要股东，作为它的主要推荐人，拼命利用自己手里的资源在为企业输血。一个例子就是几年前破产的琼民源。琼民源通过坑蒙拐骗，搞了好多钱，但是最后这个企业破产了，只好宣布停盘。停盘的时候，当时股票的价格是24块多，最后琼民源的股票就以1：1的比例换成了中关村科技的股票。一开盘，琼民源原来的股东皆大欢喜，他们的股票一下子涨到37块钱了。为什么？我们想一下，中关村科技里边，包含了多少由政府垄断导致的有形资产、无形资产，所以有人讲，中关村这三个字，它在股市上就值几个亿。这就给投资者形成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期：我买这个股，垮了亏了，我知道政府应该会给我换成另外一只股。所以现在买中关村科技股的人也不担心，因为如果中关村科技垮了，可以换成另一个公司。这样的话，在买股票的时候，就不会注重这个企业的真实价值。
问题是，这样的游戏我们还能玩多久？这依赖于我们的政府还有多少资源可以释放。新一届证监委已经花了很大的力气来监管上市企业，特别是现在上市越来越自由了，这样，壳的价值可能过几年也就没了。我们的地方政府，国有的资源可能还有，可能还能够玩几年，我们的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应该看得远一点。国家的垄断资源，在壳没有之后，有没有可能到你手里边？我觉得可能比较困难，因为国家对国有企业输血，大致还说得过去的，但如果继续给民营企业输血，就可能在理论上讲不通。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我们的民营企业一定要做好思想准备，你能不能上市？上市以后，能不能有好的投资者来追捧你？关键看你是不是为资本家真正带来收益，企业的资产是不是真正有价值。
五、企业家与博弈论规则
接下来我再简单讲一下企业家与博弈论规则的关系。目前来讲，在中国的情况下，我们的游戏规则非常混乱。我们政府的政策就经常在变，今天合法的，明天不一定合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企业家经常感到无所适从，更有积极性追求短期利益，而不是企业的长远发展，或者想方设法地绕过规则，通过各种不合法和不正当手段来为自己牟利。如果遵守规则，就像前面所讲的那样，我们的企业就很难做大，我们的很多企业都要停业，没法生存，所以我们只有违规，违规就包括贿赂政府。
但是违规的代价是什么呢？代价也很大。第一个就是你违规越多，你对企业内部员工的控制力就越差。为什么这么说？如果你平时的行为都是违规，你怎么能够管你的副总？你不敢管的。如果你得罪了他，他以后一告你，那你就完蛋了。据我了解，现在我们好多老总给抓起来了，大多都是被内部人控告的。你连你的司机也不敢得罪，因为你的司机手里拿着你的好多把柄。那么，你这个企业要有效率，要真正利用能人，要能够辞退不能干的人，就变得非常困难了。这也会导致激烈的企业内部斗争。在西方的话，你的副手与你不合的话，那他就得走人。但在中国，他不走，还要跟你斗，你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政府要修订这些规则，废除不合理规则，提高规则的透明度，给企业家一个更自由的创业环境，使得遵守规则成为最有效率的经营行为。其次，企业家要认识到，推动规则的变化比利用现有的规则或者通过贿赂违规，更为重要。我们知道，改革是比较难的，但企业家要有推动改革的责任感、使命感。至少你可以进行一个成本——收益的比较：假如你违规，贿赂政府官员，最后你可能要坐牢；但如果你推动规则的改革，你就是一个改革家，最糟糕的情况也不过是坐牢而已。
所以推动规则的改变，包括跟政府打官司，都比你通过贿赂越过规则更优。这是我们中国企业家的一个责任，也是所有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企业家的责任。本来外国企业家来到中国，看到不合理的东西，看到不合国际商业惯例的规则，他们应该大胆地提出来，去跟政府争，然后促进政府去改变规则，但好多外资企业不是这么做，而是想尽办法跟政府拉近关系，然后给自己一个特许权。如果大家都这么干，就会觉得这个规则不重要，就像中国有句话：不怕你干不到，就怕你想不到。所以我想提醒一句，对企业家来说，推动规则的变化，从长远来说，比利用现有的规则更重要。
六、企业家与WTO
最后我再讲一点：企业家与WTO的关系。加入WTO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就是规则的变化，也就是我们的规则要跟国际接轨，要适应国际的规则。这样的好处是什么？是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创业机会、更自由的创业环境。但是中国企业家也面临一定的困惑：新的规则，更为自由、透明的规则将导致市场上更为剧烈的竞争。这对我们好多民营企业来讲，都是一个挑战。所以我们的企业家处于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状态：我们希望有更好的规则、更透明的规则、跟国际接轨的规则，但是我们又很担心在这样的规则下，我们有多大的生存能力。所以有时候，又宁可这些规则不要改，因为我们中国人要比外国人更能适应这个规则，这样我们就可以跟他们竞争。这就像阎锡山的铁路一样，尽管与其他地方不接轨，但好处是可以使得他人的火车开不进来。
下面我引用一位中国很有名的民营企业家的一段话，他这段话很有意思，他说的是对内开放的问题，对内开放的问题也就是国内的规则如何与国际接轨的问题。他说：“从民营企业这些年来的发展条件看，中国现在的情况甚至比美国、德国还好。在西方充分竞争的条件下，它们的私营企业要成长可能更难。而在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速度是非常惊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有一大批非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相比，这些企业的制度非常落后。所以中国民营企业虽然吃了政策的亏，但占了制度的便宜。更何况，有些地方已经在给民营企业‘吃偏饭’了。”
我觉得他的这段话表明了我们的企业家的一种心态，我们希望有一个更好的制度环境，但是我们也很担心跟国际接轨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站住脚，所以又想“吃偏饭”。但是这个“吃偏饭”的政策跟国际的规矩是不相容的，我们中国的企业就是吃了太多的“偏饭”。撇开“偏饭”引起的腐败问题不讲，更重要的是“偏饭”提高了交易成本，使企业之间没办法进行公平的竞争。
当然，心态归心态，如果中国要加入WTO，规则是非改变不可的。网络化、WTO和经济全球化对政府的挑战最大。简单来说，它使政府变成了一个“企业”。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政府享有垄断权，在它的领土之内没有人跟它竞争，经济全球化使政府要面临国际的竞争，政府本身也要经受生存竞争的考验。因为没有竞争，过去政府制定规则时可以不考虑老百姓接受不接受，但未来可能不是这样了。中国人即使不出国，也可以为外国公司工作，限制人才的流动也越来越难。这样，政府就要重新研究一下，你怎么能够留住你的“客户”。政府的客户是谁？是企业、消费者、投资者。
如果你不能满足你的客户的要求，投资者就不会来，中国投资者也会将资金投到国外去；消费者就不买中国的产品，而买外国的产品；中国的企业也可能跑到外国去了。作为政府的客户，他们需要什么？需要的不是政府为他们承担风险，为他们提供具体的产品，而是一个安全的产权，一个稳定的投资环境，和一个创业的自由。只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为投资者、消费者和企业创造这样的环境的时候，这个政府才具有竞争力。这样，国家之间的竞争实际上不是技术的竞争，不是人才的竞争，而是制度的竞争。愚昧的、落后的制度征服先进的、文明的制度的历史不可能再有了。要在国际竞争中生存，我们一定要有好的制度，我们一定要有投资者信任、让人安心消费的制度，所以我们中国的规则怎样改变对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有些规则也许可以与国际上的不一样，但这些不一样的规则必须变得非常透明，让人容易理解。举个例子，在香港开车是靠左行，我们大陆是靠右行。香港回归之后，这个规则不一定需要改变，但是香港的司机一定要知道大陆是靠右行的，这样他们才可以开着大卡车到深圳来。但我们政府制定的很多规则恰恰不是这样，让你违规了，你还不知道。加上规则随时更改，使人们无所适从，资源浪费非常大。交通规则也是这样，好比在北京，这个道路今天还允许你左拐，明天又不允许你左拐了；今天这路还允许卡车走的，明天说奥委评审团来了，就不让卡车走了。规则随时变化带来什么问题？你要有对这种预期不到的规则改变的准备，比如说，去机场必须提前出发。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办每一件事都要这样提前5分钟、10分钟，资源损失有多大？所以规则的稳定性和透明度变得非常的重要。我相信我们的政府一定会改变这样的规则，我们企业家要适应这种变化，预期到未来的变化。靠政府的保护已经不可能，通过跟政府搞关系、贿赂政府官员得到优惠政策，以后会更困难了。政府要考虑怎样告诉企业，不要再依赖政府了。这就好像教育孩子一样，我们对孩子要求很严，因为我们知道孩子长大以后我们保护不了他，所以从小就要练内功。我们的企业也一样，再过5年、10年，我们的政府，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不能保护你们，所以你从现在开始就要练内功，这样才有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本文是作者于2001年2月22日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岭南财经论坛”上的演讲，曾收入《产权、政府与信誉》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