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减权力其实是把大量的本来就该属于个人的权力归还个人。这门是我们家的，现在你把着门，我进自家的门还要给你小费，你说合理不合理？像这样的管制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当务之急，要尽快消除各种各样的审批。审批制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最危险的一点，就是以规范市场的名义继承了计划经济的做法。我一再呼吁，人们一定要有创业的自由、签约的自由，这些权力一定要由政府转移给老百姓。我想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即使对政府而言，限制自己的权力也是有好处的。过去我们认为政府越不受制约，政府得到的好处就越大。政府官员更是经常聪明反被聪明误，误以为权力越大，就越能干事。事实上，政府的权力越大，政府行为的任意性就越大，人们对政府就越没有信心，投资者没有信心就不来投资，老百姓没有信心就不会多花时间去投资专业技术、教育、人力资本，这样，经济发展就会日益落后。相反，政府对自己约束越多，经济发展可能越好，尤其当一个国家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时更是这样。
这里面的原因，是政府不能把老百姓假设为一个被动的机器，政府一定要考虑到每项政策都是跟老百姓、投资者、商人、消费者进行的一个博弈，这中间存在着“激励相容”的约束。这也就是说，政府出台的每一项政策，人家总是有对策。政府可能是先动者（first mover），老百姓是后动者（second mover），但中间一定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老百姓其实是非常理性的，政府的政策随机性越大，变化越大，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度就越低。考虑到这一点，政府的每项政策当然就要预见到老百姓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否则就会得不偿失。
历史上有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就是17、18世纪的英国。在英国17世纪后期“光荣革命”之前，国王享有非常大的权力。当时英国政府的年财政收入不够花，所以要借债。但国王没有讲信用的声誉，他随意修改债务合同，而债主对他没有惩罚的能力。这样，好多人不敢、不愿给他借债。博弈论讲，假如我违约，你惩罚我的能力越大，你就越愿意同我做生意。
但和英国国王做生意，这一前提不存在，人们惹不起只好躲起来。这样，直到英国在“光荣革命”，也就是在1689年的时候，王室能借到的总债务也不到200万英镑。“光荣革命”后，新的政治架构产生，国王的权力受到了议会的限制。当时规定，任何国债合约的条款要进行修改，或者发行新的债务、延长旧的债务，一定要得到国会的批准。这样一来，政府的随意性大大降低，而放款人的信心大增，英国政府的借债能力反而提高了。时隔9年，英国政府的债务达到了1670万英镑。有了这样的融资能力，英国在英法战争中打败了法国，之后就发展成为头号工业强国。
让别人到你这个地方来投资也是一样。如果你的权力太大，为所欲为，你大概只能吸引到很少的一点投资，但是你削减权力、自我约束，反而能吸引到更多的资金。
从英国的例子，我们还可以得到一点启发：行政裁量权一定要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政府直接决策的权力多数有必要转到立法机关。这是因为，立法机关本身不能直接行使这套权力，所以它为自己去牟利的机会相对较少，由它来制定法律就比较有可信性，对社会的损害就会大大减少。就中国的情况来说，我们应该逐步将大量的立法权由政府转到人大，让政府主要变成执行机构，而不能给它太多的权力。
因此，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一定要说话算数，政府的信誉至关重要。外来的投资者，本国的国民，他为什么要相信你的政策，跑到你这里来？你一定要有一个好的信誉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政府搞一锤子买卖，总是追求短期行为，那么所有的人都会追求短期行为。如果政府说话不算数，这个社会也就不会有人说话算数。我想这是特别严重的一个问题。
可惜的是，我们不少政府机构经常是说话是不算数的。前段，中央电视台报道过陕西兴平市有一个工厂需要500万元的投资，当地政府承诺说，谁能够在10天内打进500万到账上，谁就可以经营这个项目。后来一个私营老板真的把500万打到了账上。结果呢，政府又不承认了。这就是政府的机会主义。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像卖企业，政府今天将这个企业卖了，过两天工人一闹，赶快又收回来，一点不考虑当初卖企业的合同。政府这样机会主义、言而无信的做法，怎么能不导致个人的短期行为？投资者怎么可能形成稳定的预期？个人之间交易，我的东西本来可以卖100块钱，结果我犯傻，10块钱就卖出去了，然后就后悔。后悔怎么办呢？打自己两耳光吧！但政府不是这样，后悔了，就打你两耳光，以保护国有资产的名义撕毁合同。
第二个方面，如果这份权力还必须由政府拥有的话，那就要改变行使权力的方式，尽量用市场化的方式来改变公共权力行使的方式。有一些权力，好比说土地的审批权，政府一时实在放弃不了的，可以多在这方面想些方法。
权力行使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选美”的方式，让有权力的人来选择合适的人。另外一种是拍卖（auction）的方式。拍卖方式优于“选美”方式的地方在于，它更加“公平、公正、公开”，有利于监督代理人对公共权力的使用，从而减少腐败行为。现在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电信营运权实行的就是拍卖方式。当然，好多权力运用市场方式也不一定解决问题。比如说，拍卖一个企业与拍卖一个古董不一样，古董谁出的价格高我卖给谁，但企业也许不能简单地因为谁出的价高就卖给谁。这里边还有个环境考虑的问题，还有个我对你的信心问题，还有解决劳动就业的问题。但是，拍卖的方式至少可以大大减少腐败。
北京的出租车有六万辆，一辆汽车牌照的市场价码在十万块以上，仅这一项多少钱？六十多亿。如果拍卖，比如说你这个出租汽车公司需要多少辆车，可以去参加竞标。拍卖的钱收归财政。财政有了钱，可以减少其他许多扭曲的税收，一举多得，效率还可以提高。我们现在不采取这个办法，结果这些好处都变成个人的了。
第三个方面，如果权力使用的方式也无法改变的话，那么一定要想办法提高政策的透明度。我举一个例子，香港回归之后，它的交通规则就没跟大陆接轨，我们靠右行，它是靠左行。这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因为信息和规则是透明的，所有的香港人都明白你是靠右行的。由于规则透明，香港的司机到了深圳后，他仍然可以开车，只不过应该按照这里的规则来开就是了。以往，我们喜欢把规则装在兜里，不给人家看。这不行！你这样不透明，让投资者不放心，谁愿意到你这里来投资？
透明度的问题今后会越来越重要。我们加入WTO，与国际接轨后，并不是所有的规定都必须和它接轨，有些规定不一定是要跟它接轨的，因为接轨是一个长期变革的过程，但是规则一定要是透明的。
另外，政府还有一项重任，就是要承担起法律保障特别是保护产权的责任，这包括立法和执法两个方面。如果政府在这方面不花力气，如果力气仍然花在经济建设，特别是增长速度上，就像现在大部分的地方所做的那样，就想歪了。
问：我们国家也在努力放松管制。但人们的认识好像还不是特别清楚，有的时候甚至会往回走。
张：应该说这二十年来我们走得还是不慢的，问题是我们的要求也更高了，我们现在看到了更多的问题。原来认为是习以为常的东西，从另一个角度看，现在发现实际上是很不正常的，需要进一步地改。
这里我想提一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口号。十一届三中全会废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旧的教条，提出全党工作的重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此以后，经济建设成为各级政府的中心任务，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则成为政府官员头上的紧箍咒。以往二十年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应该说对中国经济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政府的工作是不是应该转移到“以制度建设为中心”上来？政府保护产权、维持公平交易的规则就够了，最好不要插手具体的经济建设。因此，未来二十年，为了继续发育和完善市场经济，政府应以维护市场公平为中心，以保护产权为中心，以制度建设为中心。
问：这些年来人们对政府“真抓实干，发展经济”早已习惯成自然。现在你提出政府“以制度建设为中心”，这个弯要转起来可不太容易。
张：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目前还将大量的精力花在经济发展方面，甚至像深圳这样观念比较超前的地方也是这样，但真的是想歪了。其实，到了目前的这个阶段，你只要进一步将体制理顺，让每个人都有积极性去干活，经济自然就发展起来了。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反倒容易拔苗助长。你看人家发展那么快，也要发展那么快，然后就运用政府的力量，上大项目，结果能好吗？像高科技，本来靠的是优越的体制，而不是政府能催生出来的一种东西，但我们看到人家美国的高科技、硅谷，羡慕得不得了，然后就想通过政府来搞创业投资，发展高科技。其实政府搞创业投资注定是要失败的，这是因为，高科技行业最依赖于每个人创业的积极性。如果人们没有创业的自由，或者创业以后缺乏稳定的预期，高科技就不可能发展。
靠政府拔苗助长，发展高科技，最后必然是“欲速则不达”，劳民伤财。最近《财经》杂志报道，比利时有个L&；H公司，号称是高科技公司，在美国上市后，股票一度涨到一百多块钱。比利时的人很骄傲，因为一个小国出个“明星”很了不起。但后来，人们发现这个公司的情况全都是假的。L&；H公司的股票现在跌到了每股五十多美分。为什么会这样？就因为政府帮助他们借风险投资，并帮着他们作假来膨胀。
问：那么，对于政府出台某些扶植高科技的产业政策，你怎么看呢？
张：我不同意给高科技产业优惠政策的做法。高科技依赖于个人创业，同时面临很大的市场风险，要想搞好实在不容易。如果政府放出风去，说是要制定高科技方面的优惠政策，企业家就会把心思用于怎样获取政府的资源，并通过获得政府的资源来打垮竞争对手，而不是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来打败对手。最后的结果就是，大量的资源流向某几个企业，短期内这些得到政府扶植的高科技企业可能发展很快，但一旦面临国际竞争，它们就完蛋了。
我的看法是，政府最重要的是保持一个中立、公正、不偏不倚的政策，而不要去搞什么针对某些企业的优惠政策。政府应该清楚，它对一部分企业的优惠就是对其他企业的不公平，而优惠政策还可能变成腐败的渠道。我主张政府的政策应该是一视同仁的（uniform）、普遍性的（universal），对于任何行业都不搞什么特殊政策。如果你这个政策对这个行业是好的，为什么不对所有的行业都一视同仁？如果你这个政策真的有生命力，为什么不向全行业推广？
高科技如果真的有利可图，自然就会有人搞高科技。政府只要给创业者自由，让创业者有稳定的预期，理性人自然会去选择最好的东西。我们现在发展高科技的问题并不是优惠政策太少，而是整个经济管制太死了。这种体制不仅不适应高科技，也不适应低科技。只是低科技我们靠别人已有的技术还可以维持，而高科技在向我们转移的时候很慢，使得我们捉襟见肘。政府真要发展高科技就应该从根上解决问题，就应该清楚如果有一个很好的公平竞争的体制，以及有效的产权保护，什么都可以发展起来。
我这里顺便指出一点，为了发展经济，当前一些地方热衷于聘请外商做顾问的做法是违背公平的。据报道，北京市聘了30个外国大企业的CEO或董事长做顾问，这种做法对吗？许多人可能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其实这在市场经济下是很不合规范的做法。为什么呢？
因为政府一旦聘请了这些人，他们就跟政府有了一种特殊关系，就有可能破坏公平竞争的规则。你当然可以说我的目的只是让他给我提建议，但是其他的企业怎么去监控你，怎么能够相信你说的是真话呢？
人家没有办法。所以这时候容易形成对市场规则的破坏。我听说除了北京外，好多地方现在都在聘请企业经理，特别是跨国公司500强的企业经理当顾问，对这些被聘的人来说，何乐而不为？至少有利于他获得优惠条件，但是对市场秩序起的是破坏作用。
问：美国政府放松管制后，导致了“新经济”的出现，放松管制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是否会有类似的促进作用？
张：我问过大量的企业领导人，他们平均50％到60％的时间都花在对付政府上，而且这个成本每年都要重复。所有的管制、审批制度解决之后，会产生多大的增长力量？我原来说国内生产总值可以实现30％的增加，我现在还要更乐观。
*本文是赵晓博士受《21世纪经济报道》委托，对本书作者的采访，发表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3月21日，曾收入《产权、政府与信誉》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