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霸权者的表现之一是，认为改革阻力来自国内，把国外当成改革的巨大推动力。他们会说“中国的崛起引发外国对中国的疑虑、担心”之类的话，说这话的目的无非是希望中国的改革能够被外国接受，而不要进行那些西方发达国家不愿接受的改革。中国领导人曾经明确指出：“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未必能让西方都满意，因为西方也是复杂的。中国进行改革是为了中国自身，而不是为了西方社会。但改革霸权者要么无视“国际敌对势力”的存在，要么把“国际敌对势力”的要求当成改革目标。尤其在意识形态领域，改革霸权者常常把西方意识形态当成绝对的标准。
改革霸权者还经常说中国的改革要“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这句话听起来没错，但我们可以问一问：中国人自己创造的一切，算不算“人类文明成果”？近几十年来，某些人按照西方中心论的论调，为了实现他们心目中的改革目标，竭力丑化、否定中国的一切：从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九十多年，再到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历史中无数中国人的抗争，再到秦始皇，再到中华五千年文明，他们统统予以否定，从而为他们所希望的“改革”扫清所有观念上的障碍。他们甚至给中国人贴上自私、丑陋、愚昧等一系列标签，从人性上彻底否定中国人，把中国称为“人类的耻辱”……在这种彻底抹黑中国的前提下，改革霸权者所说的“人类文明成果”，其实等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切。
习近平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不久指出，“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那么，当我们说“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时，是否也应该借鉴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从古至今，中国人其实一直都在吸收和借鉴其他文明的优异之处。本来这不是问题，但当改革霸权者设定了彻底否定中国传统的前提后，“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基本上等同于全盘西化。
十八大之前，对于中国飞速的现代化进程，国内外大多使用“崛起”一词，而十八大开始使用“复兴”，两者是有差别的。“崛起”同样可以用于英国、德国和俄国。用它来形容中国，虽然加上了“和平”的前缀，但某种程度上依然把中国纳入西方曾经走过的发展模式。最近，以日本为代表的外国舆论借第一次世界大战百年之际，将中国比喻为当年的德国，实际上就沿用了西方“崛起”的概念，混淆了中国“崛起”的“和平”实质。“复兴”则将同时吸取西方的经验和中国的传统，并且，最终目标也将不同于当今任何西方强国，因为中国历史上即便最强大的时候，也没有像西方那样侵略别人。
改革霸权还经常引用邓小平的话：“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句看起来简单明了、含义清晰的话，在不同的解释者那里，其实是有玄机的。对于改革霸权者来说，奥妙就在于“左”与“右”的解释。在西方政治、学术领域，“左”与“右”有固定明确的认定，但在中国却不一样。有人说，中国的“左”与“右”与西方相比正好是相反的。这个说法不完全正确。中国的“左”与“右”，有些方面含义的确与西方相反。例如，强调爱国主义，注重本国利益、本国立场，接续本国传统，在西方概念中是保守的，属于“右”；强调世界主义、普世价值、全球一体化，属于激进，属于“左”。对这两种倾向的定义，在中国的确是与西方相反的、倒过来的。然而，中国的“左”与“右”，还有一些与西方是一样的，例如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西方属于“左”，在中国依然属于“左”；资本主义在西方属于“右”，在中国也依然属于“右”。
学术上的左右之分只是为了讨论方便，在现实中，不论左与右，都不具备绝对真理的价值。对此，邓小平“不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论述是恰当的判断。改革霸权者基于他们顽固而僵化的思维和价值观，将“左”与“右”在道义上绝对化，甚至不惜故意混淆惯常的“左”与“右”的划分。他们这种浑水摸鱼的做法，实际上类似冷战意识的狭隘。
对于改革霸权者来说，中国有两个东西如果不改革掉，他们永远不会认为改革成功。一是中国还剩余的国有经济；二是中国的执政党。对于他们来说，国有经济只要还存在，经济改革就还没有完成；所谓经济改革的攻坚，所谓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在他们那里等于要把现存的国有经济全部私有化。对于改革霸权来说，共产党的性质只要不改变，中国一党执政、多党合作的制度不改变，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完成。改革霸权者认为，只要国有经济和执政党这两项改革完成了，他们就等于是攻克了最顽固的山头，改革便大功告成。所谓“宪政”之类，背后的含义都在于此。他们故意模糊一个基本事实：当今中国也有宪法，当今中国其实已经是宪政国家。只不过，当今中国的宪政，与他们所要求的宪政不一样。改革霸权者认为，只有他们的按西方模式要求的“宪政”才是唯一的宪政。
改革霸权者着力强调“宪政”，声称由“宪政”设计一套完美的制度，便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制度性问题。并以美国为例说，美国制定了一部《宪法》，二百多年来没有改动过，带来了美国的崛起和繁荣。这一观点的错误首先在于，他们把美国有立有废的“宪法修正案”排除在宪法之外，从而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试图误导民众。其次，即便是西方国家，各国宪政、民主制度也不一样，例如，英国至今都没有成文宪法，为何他们偏要强迫中国与某个西方国家一样？
改革霸权者也显示出他们自身的矛盾。一方面，他们将改革道德化，似乎只要改革就是好的、先进的，不改革就是不好的；另一方面，他们又只认定他们自己的改革方案是好的，不符合他们意愿的都不是改革，或者是反改革，或者是倒退。于是，在改革霸权者那里，出现了一个新的“两个凡是”：凡是他们认可的，都是改革；凡是他们不认可的，都不是改革。改革霸权者由此呈现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横行霸道。这种对于改革的小集团化理解、认定，将会危及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如果这一小集团化的改革霸权长期占据上风，将会断送中国真正的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三十年就没有改革、不是改革吗？改革有成功有失败，这很正常，改革本身并不具有道德感。改革霸权者将改革意识形态化、将某种意识形态当成改革标准的做法是错误的。他们这样做无非是要垄断改革的话语权，独霸改革的方向盘，独占改革的利益成果。
改革的对象不仅仅是制度，还涉及人们的观念，“解放思想”常常与改革相伴。改革霸权者也经常重复要“解放思想”。对此提法我没有异议。但我认为，“解放思想”的要求不能只对着别人，仿佛自己早已解放完了，自己已经是一个绝对正确的解放者，其他人都是未被解放的封闭者、愚昧者。如果谁掌握了话语权，就把“解放思想”等同于要求别人接受他们的思想、观点，甚至等同于他们所全盘接受的西方观念，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很多声称要“解放思想”的人，自己的思想恰恰是最应该被解放的。换句话说，固执己见的改革霸权者本身是否也需要“解放思想”？是否也需要在“解放思想”之后，重新考虑一下“如何改”的问题？重新审视一下被他们定义为“反对改革”的那些意见？
基于西方中心论的理论基础，人们常常认为新思想就是对的，旧思想等于是错的。因此，“解放思想”就等同于抛弃旧思想，全面接受新思想。与此同时，新思想等于西方思想，旧思想等于中国传统，“解放思想”因而等同于抛弃中国传统，全盘接受西方思想和理论，这一观点也不符合辩证法。任何思想都来自社会现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结论是正确的。对于当今中国来说，“解放思想”应该更加深入、全面，西方中心论也应该是思想解放的对象。否则，我们就会因为相信某个东西的必然正确而陷入盲目的崇拜。当我们接受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对人类文明作出过巨大贡献这一事实，当我们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抛弃西方中心论对于中国传统的一系列定论和偏见，何尝不是一种思想解放？
面对改革霸权，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一个问题：一旦中共十八大制定的目标在未来实现，一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变为牢不可破的现实，改革霸权者顽固坚持的改革唯一目标便将没有市场。对此，改革霸权者很有可能会出现“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不惜以破坏改革的方式来推行他们的既定目标。因为，“中国梦”不是改革霸权者的目标，他们的目标是“西方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