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稳妥改革与急功近利
2013年3月19日，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俄罗斯、非洲三国，并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前夕，在北京接受了几家国外媒体的联合采访。在这次采访中，习近平说了这么一番话：“对我来讲，人民把我放在这样的工作岗位上，就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牢记人民重托，牢记责任重于泰山。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多的人民，这么复杂的国情，领导者要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态度，丝毫不敢懈怠，丝毫不敢马虎，必须夙夜在公、勤勉工作。”“治大国如烹小鲜”语出老子《道德经》，它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典籍之一，两千多年来，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句话很形象地描述了领导者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即要“小心翼翼”，否则就会弄得一团糟。这个比喻同样适合于改革。改革的目的是让中国社会更加健康、更好地发展，因此，改革类似治病与养生，既有面对病症发作的急迫性，也有固本培元的长期性；既需要大刀阔斧地下猛药，也需要小火慢工地细调理。但在现实中，有些人常常只强调改革的急迫性，忽视改革也需稳妥的要求，从而显得急功近利，容易导致改革的偏差。改革是新旧之间的一个动态关系。新的，也许对改革有好处，也许没好处；旧的，也许对改革有利，也许不利。然而，改革者未必能清晰地区分清楚。尤其在改革之初，改革的这种不确定性，常常会导致改革者犯一些类似的错误。
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新鲜，宋代王安石的改革比较著名，王安石也因此被列宁称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对于王安石变法的得失，中国历史上争论了近一千年，至今依然具有启示意义。一般来说，所有的改革者都会首先从权力机构上着手改革，设立一个指导改革、掌握改革权力的特殊机构。王安石时期，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等机构，也就是在旧体制、旧机构之外成立新机构，以新机构来推动改革。这种做法很常见，例如，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提出要设立制度局，作为改革的中枢机构。只是因为“百日维新”时间太短，制度局还没来得及成立，变法就夭折了；“文革”时期也有“文革领导小组”。当今中国改革已进行30多年，“体改委”“发改委”是以前创设的新机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又创设“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以替代或调整以往负责改革的机构，同时也确立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方案。
为了改革而创设新机构，某种程度上就是针对旧机构。因此，在新机构创设之后，改革者往往会大量使用新人。为改革而破格提拔、使用新人，其用人标准因改革的对象、目标不同而不同。例如军事改革往往提拔作战能力强的人，文化改革则需要文化上的新人等。纵观历史，很多改革者都容易犯相同的错误，即，对为了改革而重用的新人，重才不重德。这种现象在古今中外都存在。从一般意义上说，改革在新与旧的较量中，需要很快拿出改革成绩，这是对旧势力、旧制度最好的回答。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谁有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为改革加分，谁就容易得到重用。保守者、中庸者往往不是改革所需要的人才，甚至是改革的对象。激进的新人往往会有让改革立竿见影的猛药，为此，改革决策者“唯才是举”也很常见。改革者的这一心态容易导致急功近利，“唯才是举”容易背离“又红又专”“德才兼备”的原则，从而也成为改革失败的原因。历史上一些改革的失败，实际上是推动改革者的人品决定的，有才无德的改革者，往往会使一场看起来应该成功的改革最终失败。
苏轼在评价王安石的改革时说，王安石“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这个评论颇为到位。改革急躁化、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往往会导致本来正确的改革最终失败。改革有时候需要大刀阔斧、高歌猛进，有时候需要耐心周到、逐步推进。“治大国如烹小鲜”这个道理运用在改革上，则表现为有时需要大胆创新，有时需要小心翼翼。改革需要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相结合，毕其功于一役的急躁情绪往往对改革不利。苏轼批评王安石“求治太急”，这个问题同样体现在戊戌变法中。当今中国的改革应汲取历史教训，避免改革的急躁情绪，动静结合、变守协调，方能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
苏轼批评王安石的改革“听言太广”，意思是说其改革想面面俱到，实际上这也是急功近利的表现。这一教训对于今天同样有效。“听言太广”并不是指听取意见太多，而是采纳意见太多太杂。事实上，改革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要有广泛的民意基础，这并没有错。但是，各种利益势力往往出于自身考虑表达各种意见，支持改革者或许想大捞一笔，反对改革者也许表里不一，犹豫观望者可能闪烁其词。对于各种意见，不能照单全收，而应该在一个主导思想的框架内，有选择、有重点地实践。各种意见都应该听，各种意见都有权利表达，但是否采纳、如何采纳，应该近远期目标结合，摆正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综合协调。我认为，中共十八大以后提出的“中国梦”，使得未来的改革有了中远期的明确方向，与此前单独提出“翻两番”等经济指标相比，“中国梦”整体性更强，因而中国未来的改革将更具有大局观指导下的协调性，以避免上述问题。
苏轼评价王安石改革“进人太锐”，实际上说到了改革成败的一个关键。王安石对于他推行的改革有一个自己的说法：“善吾法而择吏以守之。”意思是说建立一套法制制度，然后找到合适的人去有效执行。王安石的改革在今天看来有重视制度大于重视人才培养的倾向，具体来说，经济目标是王安石“变法”的重点之一，王安石提出要为国家“理财”，因此，为了改革而使用的新人以具有经济才能为主，一大批熟悉经济的“理财”能手被重用。后人评价王安石破格提拔的新人，大都属于很会算账的“小人”，而非君子。这一只重才能忽略品德的做法往往会危及改革自身。王安石为国家“理财”的目的是增加国库收入，以解决国家财政支出方面捉襟见肘的问题。这一想法本身并没错，但因为缺乏中长期的整体规划，急功近利地使用“理财新人”，导致其政策推行的结果是社会财富向国库迅速大量转移，但在创造新财富之源上乏善可陈。“国富民穷”是人们对王安石变法结果的评价，导致王安石变法最终失去了民意的支持。如今我们重新反思这九百多年前的重大改革，不能完全否定王安石改革的初衷，但在具体手段上，我们的确应该意识到，王安石犯了急躁病。
王安石的主要对立面是司马光。现在很多人把司马光定义为反对改革的保守派，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司马光并不反对改革，宋朝时期所谓的改革派、保守派，其实一样适用“改不改不是问题，如何改才是问题”的结论。司马光曾经说：“苟得其人，则无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虽有善法，失先后之施矣。故当急于求人，而缓于立法也。”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司马光与王安石对于“变法”的不同侧面的要求，王安石强调制度，司马光强调人才。我们今天也许可以“事后诸葛亮”，轻松地“为古人师”，下一个结论说，当初如果两人的意见能够综合就好了。但历史不可重复。当初由于王安石急于求成，在得到宋神宗大力支持的情况下，听不进不同意见，导致很多品行不佳的新人成为改革主力军，从而严重影响了改革的效果。王安石的良法因执行的偏差，并没有出现广泛的良效。
2013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说：“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各级党委及组织部门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努力做到选贤任能、用当其时，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把好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这个讲话说明当今中国领导人已明确地意识到改革过程中德与才的关系问题。改革要面对新事物，的确需要新的人才，但是，新人才的标准不能仅仅是具体的才能。德才兼备是又红又专的另一个说法。在德与才的关系上，有德有才为上，无德无才为末。有德无才虽然对于推动改革可能帮助不大，但对于守成、防止改革偏差依然是有用的。有才无德虽然可能有利于推动改革的进程，但也可能对改革造成巨大的伤害。因此，改革要获得真正的成效，除了具体制度的改革外，具有德才皆备的改革人才是关键，也是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防止重犯急功近利“改革急躁病”的重要手段。
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王安石改革时提出“三不足”主张以表达改革决心，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我认为，用此话表达改革决心没问题，但用它指导具体的改革就容易因过激而走过头，造成“过犹不及”的局面。客观地说，所谓“天变”可以看成是规律，如果过于强调“天变不足畏”，就容易犯违背客观规律的错误。所谓“祖宗”可以视为传统，改革虽然要改变传统中不合理的成分，但也不能彻底颠覆传统，萧规曹随的历史延续未必全是错的。如果过于强调“祖宗不足法”，等于一切都可以推倒重来，它未必能给改革带来预想的成果。所谓“人言”既可以是陈腐狭隘的反对意见，也可看作是民心。过于强调“人言不足恤”，很可能就会无视民意，最终使改革失去民心，导致改革的失败。因此，改革一旦走过头，一旦过激，往往会欲速则不达。
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综合过程，快与慢、动与静、点与面、条与块应综合考虑。改革如果过于迟缓，容易失去最佳时机。改革如果过于急躁，容易功亏一篑。改革要求变，要求改变某些旧的东西。但是，求变应该顺势而为、因势利导，而不应过分地逆势而上。恰如大禹治水，不能简单理解大禹就是彻底放弃“堵”，改为“疏”，而应辩证地看到，“疏”其实是与“堵”的有机结合。有堵才有疏，没有堵的疏，那是恣意蔓延的洪水。成功的改革应该深入了解中国的现实，从实践出发，解决具体的问题。为了改革，我们的确需要学习其他人的经验，然而，如果陷入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泥潭，听从对中国现实缺乏深入了解的某些专家的指挥，改革将难以得到中国民众的支持。在这些问题之上，改革最重要的是确定明确的目标，使国家富强与民众利益相结合，这一目标不可动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