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弟子子贡（端木赐）是一个大商人，孔子曾评价他说：“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这里孔子把子贡和他最称许的弟子颜回相提并论，认为颜回学问道德差不多了，可是却穷的没有办法；而子贡却不这样，从事于商业活动，并且取得了成功。可见，孔子并没有批评子贡的意思。孔子在周游列国时，子贡在财力上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孔子家语》记载：“厄于陈蔡，从者七日不食，子贡以所赍货，窃犯围而出，告籴于野人，得米一石焉。”正如司马迁所言：“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
（《史记·货殖列传》）子贡虽从事于商业活动，却仍是儒家的一个重要人物。另外，孔子还责备鲁国大夫藏文仲设置税关阻碍商人的自由贸易，因而是不“仁”的行为（见《孔子家语》）。从这些事实和言论，我们可以肯定孔子是赞成，或至少是不反对商业活动的。
孟子的恒产论和井地方案都是专就农业而言的。但是，孟子对商业也并不是采取排斥和否定的态度，而是承认商业和农业有着同等的价值。孟子有“通功易事”论，专谈分工和商品交换的问题。孟子对分工的必要性的认识，可以从他反对许行的“君民并耕”中体现出来。
当许行的门徒陈相向孟子介绍许行的“君民并耕而食”的主张时，二人展开了一场辩论：
孟子日：“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陈相答：“然”。
问：“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答：“否，许子衣褐。”
问：“许子冠乎？”答：“冠”。
问：“奚冠？”答：“冠素。”
问：“自织之与？”答：“否，以粟易之。”
问：“许子奚为不自织？”答：“害于耕。”
问：“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答：“然。”
问：“自为之与？”答：“以粟易之。”
问：“以粟易器械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答：“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问：“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为所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孟子·滕文公上》）
在这里，孟子论述了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社会分工的必要性，并进而论述了商品交换的必要性。他说：“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孟子-滕文公下》）社会分工使从事于不同产品生产的人处于相互依赖的关系中，离开了其他的生产者，任何人都无法满足自己在生产和生活上的全部需要。同时自己生产的超过自身需要的产品，其使用价值也无法实现。而商品交换的存在，可以把社会分工体系下互相依赖的生产者联系起来，互通有无。在孟子看来，商品交换是社会生产能够正常进行所必需的。所以人们应该保护而不能排斥和否定商业。他甚至把惠商政策作为其“仁政”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主张免征商税来保护商业。他说：“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对商业的关注，还表现在他对商品价格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农家许行等在谈到商品价格时，只是从商品的数量关系去断定其价格，主张“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孟子·滕文公上》）。孟子不同意许行的观点，认为“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孟子·滕文公上》）可以看出，孟子认为商品的价格只能由其“情”，即质量来决定。如果不考虑物之情，只注重长短、轻重、多寡、大小等数量因素，数量相等，则价格也相同，就可能使人们相率为伪，影响生产和流通，危害国家的安定。孟子对价格问题的论述，并不见得完全正确，但他能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表示他对商品交换是非常重视的。
荀子是重农主义者，他认为农业是“财之本”，富国裕民，必须发展农业生产。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荀子甚至提出了“省工贾，众农夫”的主张。但是，苟子“省工贾，重农夫”和法家那种“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主张还是有着重大区别。苟子重农，但不轻视或敌视工商业。他是在肯定农业同工商之间的分工，肯定工商业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的前提下，主张对工商业的发展作一定的限制，使其和农业能够协调发展。苟子和孟子一样，也是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论述商业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他说：“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是百王之所同，而礼法之大分也。”（《荀子·王霸》）士农工商各有分工，各尽其责，这是历代都相同的，是“制礼明分”所必需的。
苟子还认为，商业和其他各业一样，都有其自身的特长，彼此不能相互替代，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商业也是不可或缺的。他说：“相高下，视挠肥，序五种，君子不如农人。通财货，相恶美，辨贵贱，君子不如贾人。设规矩，陈绳墨，便备用，君子不如工人。苟（《荀荀·儒效》）
又说：“人积耕耨而为农夫，积斫削而为工匠，积贩货而为商贾。”
（《荀子·儒效》）士农工商各自的专业特长都必须经过长期的学习和积累才能取得，不是随便能够相互替代的。荀子认为，商业存在的价值就在“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从而达到“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荀子·王制》）。即商业的流通功能，可以让各行各业的人能够获得自己不生产而又必需的商品。
另外，苟子还从地区间物资流通的角度论述了商业存在的价值。他说：“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
（《荀子·王制》）正因为有商业的存在，可以使各地的产品相互流通，使“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荀子-王制》）
总体来看，苟子是重农而不抑商。他说：“故仁人在上，则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器械。”（《荀子·荣辱》）从这一认识出发，苟子主张国家对商业的发展要采取保护措施，要求“关讥而不征”（《荀子·富国》），以利于商业的发展。
（二）商业经营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