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执教清华迎接光明
1947年8月末，学校即将开学，回家探亲的假期亦将结束，在家乡的祭祖和走亲访友活动也已结束，王竹溪和夫人涂福玉带着女儿世铉、世珍，离开公安县家乡回北平。当时正值内战时期，交通受阻。王竹溪到汉口一打听，候车很费时间，于是决定乘轮船到上海，再转火车回北平。武汉、上海曾是王竹溪初中、高中求学的地方，他早与夫人商定，将拜访一些老师、同学和朋友。来到武昌，看到原来就读的荆南中学校园背后（本是蛇山风景区），现在仍然到处存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遗迹：东倒西歪的铁丝网、破烂的碉堡、弹痕累累的战壕随处可见，昔日的国民党政府衙门被炸毁，许多民房、学校、商店被烧，街上行人稀稀落落，风景区更是游人寥寥。要拜访的朋友多数没有找到，有的尚未复员，有的不知去向。在上海，日本帝国主义带来的破坏比武昌更甚。由于天气炎热，在轮船上冷热不均，王竹溪4岁的女儿世铉染上疾病，发烧呕吐，船在上海靠岸后，立即送往医院，医生说医治迟了，经多方抢救无效，不幸夭折，夫妇二人悲痛之极。回忆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惨重的灾难，父亲因日军蹂躏家乡气愤而死，夫妻儿女颠沛流离，在昆明痛失爱子，此时女儿又不幸夭折，王竹溪深感国仇家恨集于一身。因此，他在上海再也没有心情走亲访友了，一心只想早日平安回到北平。
由于种种原因，王竹溪一家三口直到10月份才回到北平清华大学。学校领导们得知王教授的父亲在日本鬼子侵占时忧愤去世，女儿世铉又在途中染病夭折，纷纷前来安慰。众人谈到抗战八年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莫不义愤填膺。
清华大学复员后的第一个新学年是从1946年9月份开始的，教师、学生陆续到校。开学后，王竹溪仍被安排在物理系任教。
1947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政治、教育危机日益严重，青年学生遭受着无穷灾难。5月后，他们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反对各种不合理问题的分散斗争，举行了五四纪念活动。上海学生进行了反内战、反压迫、反卖国的宣传。清华大学自17日起罢课三天，并发表《反饥饿、反内战罢课宣言》，得到各校响应。以朱自清为代表的北平各大学教授数百人，抗议美国培植国民党政权，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北平学生在罢课期间，各校组织宣传队分赴市区向各界群众宣传反饥饿、反内战。18日，国民党政府发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严禁十人以上的请愿、罢课、罢工和示威游行，遭到全国学生的反对。次日，上海学生七千余人欢送沪杭区国立院校学生“挽救教育危机晋京代表联合请愿团”，并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其他各地学生也纷纷派代表赴南京请愿。20日，京沪苏杭地区16所专科以上学校六千多名学生为“挽救教育危机”举行联合大游行。同日，华北地区21所大、中学校学生，在北平、天津举行“反饥饿、反内战”万人大游行。南京、天津的游行学生遭殴打，造成了震惊全国的五二〇血案。国民党的暴行更激起了学生的愤怒，他们继续以罢课、游行等行动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从5月下旬到6月中旬，“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声，响遍了武汉、西安、长沙、重庆、成都、福州等国民党统治区六十多个大、中城市。国民党统治区城市里几乎所有的大学生和大部分中学生参加了斗争，人数达60万。这次运动是中国学生运动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各阶层人民也纷纷起来声援爱国学生的正义斗争。这次运动与人民解放军反击蒋介石反动军队的战争相配合，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全国的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
1947年下半年，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进行反攻。从1948年9月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展开，至1949年1月31日，三大战役以平津战役的胜利而告结束。此时，许多人，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在内，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绝大多数人决心迎接解放，也有的人想去台湾，还有的人打算去欧美。王竹溪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特别是对李、闻惨案的清晰记忆，深切认识到一个爱国知识分子正确的人生走向，将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身上。因此，他决心留在北平，迎接解放。当时，他经常冒着风险，利用大学环境和教授的身份，掩护共产党人和革命者。
王竹溪的导师周培源曾在回忆中写道：“由于国民党政权的没落腐化，竹溪从而将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在1948年年底北平解放前夕，有人劝他南逃，他坚决拒绝，并用一个月的薪水购置了一套沙发来表示坚决留下迎接解放的决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事业的伟大胜利，使竹溪看到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并从此走上了无限光明的大道，他的思想开始了深刻的变化。”
第二节 走出书斋投身世外
1949年4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傅作义将军率部队25万人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自1948年年底开始北平两百多万居民日夜担心打仗，人们认为枪炮子弹不认人，一旦双方战斗打响，百姓的财产就会受到重大损失，这座世界闻名、建都六百多年的文化名城也将遭到严重破坏。傅作义的这一行动，得到了北平人民及全国人民的好评，特别是得到文化、科学界人士的赞赏。1949年1月9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清华大学。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入城仪式，市民、教师、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挥红旗，舞彩带，敲锣打鼓扭秧歌，夹道欢迎解放军。王竹溪和夫人、孩子们都沉浸在欢乐之中。
1949年5月，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王竹溪被任命为物理系主任。自此，一介书生的王竹溪决定走出书斋，为人民多做工作。
组建中国科学院是中国共产党为发展新中国的科学事业而采取的重大措施。1949年春，当全国解放胜利在望的时候，中共中央决定由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负责筹划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组建科学院，恽子强、丁瓒、钱三强和黄宗甄先后参与协助陆定一做这项工作。7月13日，全国科学界在北平召开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议，选举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代表，共商建国大计。科代会筹委会的计划委员会经过多次讨论，向全国政协会议提出“设立国家科学院”的议案，由其统筹并领导全国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事业。9月中旬，在经过调查并广泛听取了科学界人士意见的基础上，丁瓒、钱三强和黄宗甄起草了《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草案将科学院拟名为“人民科学院”，借以纠正“为科学而科学”的偏向，强调“科学为人民服务”。人民科学院的基本任务，是有计划地利用近代科学成就为工农业和国防建设服务，并组织和指导全国的科学研究。草案提出了对科学院组织机构的构想，暂时就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机构进行调整改组，并对两院的20个研究所作了扼要分析，提出了具体的合并调整意见。这份草案勾画了初创科学院的基本框架，为后来科学院的筹建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以政务院为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政务院设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和各部。在部级建制中设有科学院，与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等平行，同受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指导。科学院被赋予了管理全国科学研究事业的政府行政职能。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郭沫若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三天后，郭沫若主持讨论科学院组织问题。在10月25日召开的政务院第二次会议上，决定科学院的正式名称为“中国科学院”。10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命令，向郭沫若颁发“中国科学院”铜质印信。11月1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东四马大人胡同10号开始办公，王竹溪出席了在此召开的中国科学院成立大会。科学院的筹备是以建立国家最高科学机关为目标的。建院伊始，中国科学院整合全国科研机构，调配各科专家，团结全国科学界，迅速组建了第一批研究所，从而树立了科学院为全国科学中心的地位。
是年，王竹溪与恩师周培源合作，在我国自然科学总论类核心期刊《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中国近三十年来之理论物理》。
1950年6月25日，美帝国主义悍然出兵侵略朝鲜，还以武力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同时，美国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3年7月，中朝与美方签订了停战协定。在此之前，国内开展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大批青年踊跃参加志愿军，大批工人、农民和医务、技术、文化工作者奔赴朝鲜前线，担任各种后勤服务宣传工作。王竹溪说：“我在学校工作的时候，所看到的抗美援朝运动，主要是在加强爱国主义，扫除崇美、恐美思想，打倒买办思想的残余，消灭隐藏在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势力，把中国从半殖民地地位彻底解放出来。”
1950年，王竹溪应邀在中国科学院的自然科学讲座（物理之部）发表题为《波动与微粒的统一》的演讲。
1951年2月中旬，北京市举办了中学教师学习会，同月18日，王竹溪在会上作了题为《五十年来物理学发展概况》的学术报告。报告共分三个部分：首先，讲经典物理学在20世纪的继续发展，包括流体力学与空气力学、无线电、低温现象；其次，讲物理学基本概念的革命，分别介绍相对论、原子物理学、量子力学；最后，讲回顾与前瞻。报告共花了两个多小时，全文刊登于《物理通报》第1、2期上。
1951年5月，高等教育部北京各大学教授及其他科技、文化单位的部分高级知识分子赴东北老解放区参观访问。王竹溪为其成员之一。参观团于4月28日从北京出发，次日一到沈阳，即开始紧张的参观访问和讲学活动。上午参观东北工学院，受到院长靳树棵的热情接待，介绍了该院教学科研的工作情况。王竹溪与靳树棵是多年的老朋友，此次相见，特别高兴。介绍完后，两人兴致很高，对弈三局，不分胜负。5月2日，经鞍山到大连，参观大连工学院，听取了各方面的汇报，5日，参观了该院实验室。10日到达长春，王竹溪在市礼堂作了《牛顿力学定律》的学术报告。19日到哈尔滨工学院参观访问，之后瞻仰烈士纪念塔，23日讲《运动的坐标系》。6月12日，离开东北回北京。此次活动历时46天，参观访问了主要的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和一些文化单位，参观团成员看到东北三省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新面貌、新气象，深受感动和鼓舞。
1951年秋，王竹溪又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晋冀鲁豫分团，赴太行山区进行参观访问。8月10日自北京出发，9月20日回北京，历时40天，行程一千多公里，访问了山西省的沁县、武乡、左权和河北省的涉县、武安、磁县。老根据地人民给了访问团成员很深的教育，使大家的政治觉悟得到进一步提高。
访问团每到一处，人们都排着长队，夹道欢迎。在访问团来到之前，群众都修补了道路。河北省涉县西辽城村提前搭桥，以便访问团的大车通过。在代表会上和群众大会上，人民代表向毛主席献旗，献信，献土特产，向访问团鲜花，表示一定要“发扬革命精神，争取更大光荣”。王竹溪和访问团其他成员一道访问了抗日战争时期第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到了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住过的地方——王家峪和砖壁（这两个村都在武乡县），凭吊了关家垴烈士冢，经过了左权将军的牺牲地点麻田。大家从访问中了解到，日军第一次对太行山区的进攻是在1938年4月，分九路围攻，保卫战由彭副总司令亲自指挥。在武乡县长乐村，八路军歼灭了日寇一个大队，粉碎了敌人的进攻。这次战役中，武乡县旧县城被烧毁，直到访问团来到的时候还是一片瓦砾。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动员115个团共40万兵力，同时在正太、同蒲、平汉等县发动进攻，破坏敌人的交通线，与日军20万人战斗了三个月，歼灭敌军两万余人，解放井陉等地煤矿工人一万多人。10月底，武乡县关家垴的歼灭战是百团大战中最为激烈的一次战斗。百团大战这一次大规模的战役，摧毁了敌人进攻根据地的计划，牵制了敌人大量兵力，拖住了敌人进攻大后方的后腿。据当地干部和群众介绍，百团大战后，敌人对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扫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1942年6月的一次反扫荡战斗中，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于辽县麻田村附近壮烈殉国。为纪念左权将军，以后，辽县改为左权县。老根据地人民在反扫荡中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并逐渐壮大起来。当时太行山区的人民进行过游击战、麻雀战、地雷战、窑洞保卫战等。最大的窑洞能容纳全村群众和牲畜，有个描写窑洞的歌谣：
拐三弯，
过三关，
楼上楼，
天上天，
熏不透，
找不见，
跑得脱，
饿不死。
武乡县三区树辛村的窑洞在访问团参观时还保存着。
抗战初期，由于压迫人民的反动封建势力仍然在作威作福，以致到处有汉奸为敌人做眼线，人民抗战的实力损失很大，日寇气焰嚣张，耀武扬威，国土日蹙千里，大城市、大交通线很快就全部沦陷，当时形势十分危急。经过1939年的改造政权斗争和1942年的减租减息运动，抗战的力量逐渐强大起来，人民的抗战情绪日渐高涨，敌人再次发动进攻与扫荡时，会处处碰壁，动弹不得，最后不得不退出。例如，1943年夏天，日军围困蟠龙，一直到第二年2月，共围8个月，造成20里以内的无人区，农民白天躲到山里，黑夜回来种地，坚持对敌斗争，敌人找不到一个人出来组织维持会，结果不得不退出，以后就一直没有再来过。当地群众有这样一首歌：
山高水又明，
今年二月春，
围困八个月，
打退鬼子兵。
回到北京后，王竹溪深有体会地对周培源说：“通过实地参观和考察，我进一步认识到，1945年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完全是必然的。”从此，王竹溪下决心争取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
1951年冬天，北京、天津两市高校的教师开展“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周恩来总理还亲自给老师们作了报告。当时正是抗美援朝时期，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也较复杂。
王竹溪的导师周培源曾在《一代相知哭良友·吊王竹溪同志》中写道：“记得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他（王竹溪教授）总是怎么认识就怎么讲，绝不哗众取宠。他的自我检查未能使得群众都满意，他一方面积极努力分析思考，另一方面找人谈，并在最后一次检查的前夕开夜车直到凌晨。但他仍然按自己的认识来检查，绝不考虑怎么讲群众就会满意。”
1952年5月，经社友们的介绍，王竹溪正式加入九三学社，成为爱国民主党派的一名成员。九三学社原名为“民主科学社”，1945年9月3日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定名为九三学社，其成员主要是文教、科技界的知识分子。早在西南联大工作期间，王竹溪就从与有关的社友的来往中了解到它的宗旨与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