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尚志”3个字，曾让侵华日军闻风丧胆，“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是倭寇发出的无奈而又钦佩的感慨。被日伪称为“最顽固的反‘满’抗日”分子！
当年东北流传一种说法，叫“南杨北赵”。“南杨”指的是杨靖宇，“北赵”就是赵尚志，他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就读黄埔军校第四期，历经艰难困苦，抗日决心毫不动摇，即使最后负伤被俘，依然宁死不屈。
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第二路军副总指挥等职的赵尚志，是人人皆知的著名抗日英雄。但其生前曾两次被“开除党籍”，死后40年才被恢复党籍的坎坷经历却鲜为人知。
赵尚志，1908年10月26日生于辽宁省朝阳县喇嘛沟的一个农村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赵子服，清末秀才，在家乡教私塾，幼年的赵尚志因此受到良好的教育。1917年初，赵子服因参与打死几个抢掠百姓、强奸民女的官兵而受到官军的追捕，被迫背井离乡，外逃避难。赵尚志于1919年随父举家来到哈尔滨，后经同乡介绍，父亲在资本家吕家大柜当账房先生。年仅11岁的赵尚志从此走上社会谋生，曾当过学徒、杂役、信差等。坎坷的经历，使他成长为一个能吃苦耐劳、具有倔强性格和反抗精神的少年。
曾跟随父亲读过3年私塾的赵尚志，后因家境稍有好转，才重新得到求学的机会。1925年夏，正在哈尔滨许公工业学校读书的赵尚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他才17岁。后因以学生会副会长的身份领导同学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被学校以“不守校规”为由开除。赵尚志离开学校后，经党组织批准，南下广州报考黄埔军校，被编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1926年5月，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要求黄埔军校学生表明党籍。赵尚志毅然退出黄埔军校，按照党的指示回到哈尔滨。
1926年夏，赵尚志回到哈尔滨后，先后在哈尔滨领导学生运动，在双城从事建党工作，在长春市开辟党的工作。同年10月，中共长春支部正式成立，赵尚志在中共长春支部负责党的长春通讯站工作。11月，他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与国民党员一道成立了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并担任常务委员兼青年部长。不久，赵尚志的活动被日本特务机关发现并告密。1927年3月2日，赵尚志被奉天军阀驻长春宪兵逮捕并关进了长春第一监狱，后被押至南京。由于他始终坚持说自己是国民党员，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所以同年5月20日被释放出狱。出狱后，赵尚志又被党组织派回东北工作。1930年秋，赵尚志到达沈阳后被分派在中共满洲省委做团的工作。1931年4月，赵尚志第二次被捕入狱，他严守党的秘密，坚贞不屈。“九一八”事变后，经党中央和满洲省委营救出狱。
1932年初，中共满洲省委任命赵尚志为省委军委书记。同年6月，东北大部分国土都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赵尚志面对国破家亡的危急形势，发誓要在北满尽快成立一支反满抗日武装，以武装斗争直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人民的奴役和压迫。在他的一再要求下，中共满洲省委同意赵尚志离开哈尔滨，秘密前往巴彦县到张甲洲领导的巴彦游击队工作。化名李育才的赵尚志到了巴彦后，帮助张甲洲整顿了队伍，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1932年11月，根据满洲省委指示，巴彦游击队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政治部主任。这支抗日队伍在张甲洲、赵尚志等的领导下，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曾攻占过巴彦县城，打下过康金火车站，进行过西征，横扫过北大荒。后在一次战斗中，部队内部有人擅自缴了两个鄂伦春族牧民的猎枪，此事顿时激起数百名鄂伦春族牧民的围攻。在危急时刻，赵尚志只好率领一部分战士临危奔走。不久，部队又遭到大批日本关东军的包围合击，在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之下，这支刚刚建立不久的抗日武装终于被打散。
1933年1月中旬，赵尚志等突出重围，悄悄潜入敌伪统治下的哈尔滨，准备向中共满洲省委汇报部队失败的原因。不料当时主持省委工作的负责人，由于此前就对赵尚志怀有成见，因此在不了解部队失败的真正原因的情况下，就擅自做出《关于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议》。省委的这个决议一开始就遭到包括赵尚志本人在内的多数省委委员的反对。然而满洲省委在王明“左”倾错误的指导下，仍然顽固地坚持把赵尚志开除出党。意外遭受这一严重打击，性格坚毅的赵尚志心情也变得格外沉重。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不禁感叹：“风打麦波千层浪，雁送征人一段愁，披靡无数，被屏逐于千里之外。”尽管如此，赵尚志也没有消沉下去，依然坚定地投身抗日战场。虽然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但考虑到他的革命经历和多年对敌斗争的表现，大部分省委委员仍然主张让他担任群众工作，不久即被任命为工会主席。
1933年4月，赵尚志来到宾县孙朝阳的反日义勇军参加抗日活动。初为马夫，后在攻打宾县的战斗中，孙朝阳采用了赵尚志的军事谋略攻下了县城，赵尚志因此被任命为该部队的参谋长。1933年10月10日，赵尚志又投身中共珠河县委领导下的反日游击队，担任县中心大队的队长。一度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赵尚志，在珠河一带挥枪抗敌。1934年5月，赵尚志率领的反日游击队接连攻克了五常和巴彦两座县城。这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在赵尚志的率领下，给了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寇因此对他恨之入骨，并曾登报悬赏一万元通缉他。1934年6月，珠河反日游击队扩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被任命为总司令。
1935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人发生变动，当年坚持开除赵尚志党籍的个别负责人已经调离。根据赵尚志的多次请求，新的省委慎重考虑赵尚志在离开党组织两年时间的表现，并多次派员亲往宾县和珠河认真倾听赵尚志的意见。同时为慎重起见，省委又找了解赵尚志情况的同志谈话，终于搞清了这起冤案的来龙去脉，于1月12日正式作出《关于恢复赵尚志同志党籍的决议》。省委在《决议》中首先指出1933年对赵尚志的处分是失当的，同时明确指出：“当时省委执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根本不懂得在当时满洲情势下的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而执行了破坏统一战线的‘左’的机会主义，现在以正确的立场，重新认识对赵尚志开除党籍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省委《决议》在谈到赵尚志被错误开除出党后的表现时说：“赵尚志同志被开除以后，在民族革命战争的烈焰中，能继续艰苦奋斗，在与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斗争过程中表现出坚强勇敢的精神。……一年来创造和发展了珠河游击队，开辟了满洲反日游击区域，扩大了党与游击队的很大政治影响，推动了满洲反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展。”1935年1月18日，赵尚志被任命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后还曾任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后改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1936年，赵尚志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第三军所属的9个师，在赵尚志的率领下，在半年多时间里就参加了大小百余次战斗，歼灭敌人1000多人。
1936年9月，伪满军进入“南满”“讨伐”杨靖宇，关东军主力则汇集到三江地区“讨伐”北满和吉东抗联各军。9月中旬，由三军三师政治部主任吴景才率领的二、三师先遣队跨过松花江，刚进入铁力东山，就与当地日伪军展开了激战，先后消灭了80多名敌人。
三军先遣队在铁力的出现已引起北满日军最高指挥官的高度注意，赵尚志率三军主力刚刚启程，日军司令部便迅速部署“大讨伐”。在敌人重兵围堵之中，赵尚志率领骑兵队声东击西，迂回急进，让敌人相信他的攻击目标就是木兰以西的呼兰县城。日军在巴彦一线迅速组织起数道大纵深的阻击。赵尚志率队突然转道北上，向庆城、铁力前进。12月中旬，赵尚志进入海伦、通北两县交界处，他决心对尾追之敌杀个“回马枪”。时值隆冬，冰天雪地，赵尚志率领部队进入深山，在一个叫“冰趟子”的地方设下了伏兵。
这“冰趟子”乃是一面山坡，上面是几座伐木工人住的木营（木屋），山顶终年流淌着几道泉水，冬天便在山坡上结成了冰面，当地人称它为“冰趟子”。赵尚志让部队在沟口两侧用雪和水筑成冰墙。第三天夜晚，七八百日军果然进沟了。赵尚志发令“：
打！”刹那间，山沟两侧，枪声震耳，弹雨纷飞。日军仗着人多，“呀呀”叫着向我坡顶阵地冲击。敌人夜间看不清楚，冲上“冰趟子”就往下滑，滑下来再往上冲，最后只能趴在沟底，被动挨打。是夜奇寒，我军战士的枪栓半小时就上冻，赵尚志令人在木营里生上几堆火，让大家轮换着进来烘烤枪栓。日军就惨了，他们趴在“冰趟子”上，枪栓拉不开，受伤的日军则被冻在冰面上，一夜竟有数十人冻死。天亮时，我军子弹已差不多打光，一部分日军才从沟口突围而出。赵尚志派人打扫战场，发现被击毙或击伤后被冻死的日军达300余人。
“冰趟子”战斗后，赵尚志率一师和军部少年连继续北上，进入黑龙江流域和龙门境内。这里是一片茫茫林海，没有人烟，部队在零下四五十摄氏度的酷寒里夜夜露宿雪野。给养已断绝，赵尚志被迫下令杀马充饥。日军派来3架飞机和大批步兵，紧追不舍。这时赵尚志身边只剩下百余人，他让人将多余的枪支埋起来。一天夜晚，部队宿营时哨兵因过度劳累而睡着，跟踪而来的敌人趁机将我军包围。战斗中我军牺牲30人，还失去了所有战马，突围而出的仅70余人。他们在赵尚志带领下靠橡籽充饥，终于穿越茫茫原始森林，回到了汤原汤旺河后方根据地。一年多的时间内，面对日军的重点“讨伐“，三军和六军部队风雪2000余里，大小百余战，虽打破了关东军1936年冬季对抗联各军“聚而歼之”的计划，实力却受到了重大损失。在长期缺粮的情况下，他们仅战马就吃掉1500匹，困厄之中，他的目光北移，希望得到来自莫斯科的支持，因为中共代表团正在莫斯科领导东北的斗争。东北抗日联军既是为祖国而战，也牵制了日军，保卫了苏联。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在中国东北大量增兵，斯大林断定日苏战争不可避免，苏联远东军急需得到日军的各种情报，东北抗联部队恰恰可以帮助他们获得这些情报。1939年2月，苏联远东军情报部门代表王新林（化名），与监狱里的赵尚志举行“会晤”，表示过去发生的一切都是误会，苏方基于国际主义精神，答应赵尚志过江时提出的要求，从各方面帮助东北抗联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同时要求抗联与之建立“情报共享”关系。
赵尚志思考了两天后，同意苏方的提议，唯一的要求是让他将所有越境后在押的东北抗联人员组织起来，编成一支队伍，由苏方提供服装和武器弹药，打回东北去。
赵尚志很快组织起了自己的队伍，这支百余人的队伍里包括了北满方面历次入苏被扣押的人员，其中有六军军长戴鸿滨、十一军军长祁致中。赵尚志将这支队伍编成一个总队，两个中队，一个教导队，任命六军军长戴鸿滨为参谋长兼总队长，直接领导教导队；十一军军长祁致中为副官长兼一中队队长；刘凤阳为二中队队长。苏联人给这支队伍配发了全套日军军装及武器装备，以及一部用于与苏方联系、“分享情报”的电台。1939年6月末的一天夜里，这支队伍在黑龙江北岸一个叫拉宾的苏联村庄登上一艘旧式苏联客轮，一夜航行后顺利地将赵尚志和全体队员送上了自己的国土。
东方露出黎明的曙光，重新踏上祖国土地的赵尚志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赵尚志回国后，没有意识到他的思想、情感、新的生命目标赖以建立的两个支点是很脆弱的。支点一是：虽然坐了一年半的牢，他却终于获得了苏方的承认和支持，在30年代末的东北党内，这是一个很重的砝码。别人即使出于对苏联和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的尊重，也要尊重和服从他的领导；支点二是：一年多的铁窗生涯之后，他仍然坚信自己在北满党和军队内威望依旧，以为只要自己回到东北境内振臂一呼，北满党和军队就会重新回到他身边来。赵尚志不明白，第一，苏联人需要的不是他这个人，而是想通过他得到日军在东北的情报，“一旦苏方发现他不能控制东北抗联部队，或者别人能比他更好地实现苏方的初衷，黑龙江彼岸对他的承认和支持就将不复存在”；第二，经过1938年3月开始的“反倾向”斗争，北满党和军队内部新的领导与权威中心已经形成，没有人再需要这位过去的领袖和英雄了。不仅如此，他的突然回归，还将使北满党和军队肌体上一道刚刚愈合的伤口重新开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