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医事制度和医学教育设13科，据《明史·百官志》记载有妇人科。此期妇科专着较多。薛己着《薛氏医案》，成书于公元1528－1544年，即医案16种，凡28卷，大旨以命门真阴真阳立论，对妇科理论也有重要影响。万全着《广嗣纪要》《妇人秘科》，成书于公元1549－1615年。王肯堂着《证治准绳·女科》，成书于公元1602－1607年，其中对妇科疾病的治疗论述甚详。武之望着《济阴纲目》，成书于公元1620年，书中广集别说，细列纲目，资料较全，但少有己见。李时珍着《本草纲目》，成书于公元1578年，并着《奇经八脉考》和《濒湖脉学》，其对月经理论和奇经八脉的论述，对中医月经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明·赵养葵着《邯郸遗稿》，为其晚年作品，赵氏独重命门学说，在《邯郸遗稿》中又有发挥。张介宾着《景岳全书》，成书于公元1624年，全书凡64卷，有《妇人规》3卷，强调阳气阴精互为生化，形成了全面温补的一派，这对妇科理论发展有重要意义。楼英着的《医学纲目》、李梃着的《医学入门》、龚信着的《古今医鉴》等，对妇科疾病也有精辟论述。
此期，中医学对肾及命门学说的研究和阐发，从理论上给妇产科以重大影响，但未能引起妇产科临床的广泛重视。妇产科着述虽多，而大多数着述局限于对前人论述的整理。
清代将妇产科统称为妇人科或女科。清代妇产科的着作较多，流传也较广。傅山的《傅青主女科》，系后人辑录而成，书中辨证以肝、脾、肾三脏立论，论述平正扼要，理法严谨，方药简效，更有独到见解，影响久远。萧赓六着《女科经纶》，成书于公元1684年，内容较丰富，间有己见。亟斋居士着《达生篇》1卷，成书于公元1715年，论胎前、临产、产后调护之法，难产救治之方，平易浅近，尽人能晓。吴谦等编着的《医宗金鉴》，成书于公元1742年，此书由国家组织编写，内有《妇科心法要诀》，集清前的妇产科之大成，理法严谨，体例规范，通俗广传，成为医者必读的参考书。沈尧封着《沈氏女科辑要》，公元1850年由王盂英校注刊行，全书计2卷，最为晚出，而颇多新说。其他着作，如陈士铎的《石室秘录》、徐大椿的《兰台轨范》、叶天士的《叶天士女科》、沈金鳌的《妇科玉尺》、吴道源的《女科切要》、陈莲舫的《妇科秘诀大全》等；专论胎产的有阎成斋的《胎产心法》、汪朴斋的《产科心法》、单养贤的《胎产全书》、张曜孙的《产孕集》等。
民国时期，对妇科贡献比较大的着作有张锡纯着的《医学衷中参西录》，成书于公元1918年。还有张山雷笺正的《沈氏女科辑要笺正》，成书于公元1933年，书中所倡肝肾学说，多是自识心得，切要发明，曾作教本而广泛流传。
总之，清代的妇产科专着，现存不下数十种，在理论和实践中影响较大的首推《傅青主女科》《达生篇》《医宗金鉴·妇科心法要诀》和《沈氏女科辑要》。
五、中医儿科
儿科又名小方脉，也称“哑科”。战国时已有儿科医生，汉初有儿科专着《颅囱经》问世。魏晋南北朝时儿科方面的着作还有十几种，且有了着名的儿科医家。隋代的《诸病源候论》中即有小儿病六卷，二百五十五候，不仅对小儿疾病症状描写得很详细，而且对病因、病理以及对小儿的抚养与护理也作了较详尽的介绍。
宋代小儿科有了新的发展，儿科名医和儿科专着也不断出现。北宋钱乙，字仲阳，对中医儿科学体系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因而被誉为“儿科之圣”。钱乙的主要学术建树，由其弟子阎季忠编集于《小儿药证直诀》一书中。该书归纳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为“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对儿科临床有直接指导意义。钱乙从儿科特点出发，在四诊应用中尤重望诊，对“面上证”“内证”，痘疹类出疹性疾病的鉴别诊断等，都有较详明的论述。《小儿药证直诀》建立了儿科五脏辨证体系，提出心主惊、肝主风、脾主困、肺主喘、肾主虚等，成为中医儿科辨证学中最重要的力法。他制订儿科治则治法，从五脏补虚泄实出发，又注意柔润清养，补运兼施，攻不伤正。他善于化裁古方，根据儿科特点创制新方，制剂以成药为主，切合临床应用。
北宋时期，天花、麻疹等病时常流行，名医董汲擅用寒凉法治疗，总结撰成《小儿斑疹备急方论》，是为天花、麻疹类专着之始。南宋刘昉等编着《幼幼新书》40卷，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儿科学着作。南宋时还有《小儿卫生总微论方》20卷，对儿科各类疾病广泛收录论述，包括多种先天性疾病。书中明确新生儿脐风撮口是由于断脐不慎所致，与成人因外伤而患的破伤风是同一种疾病，提出切忌用冷刀断脐，主张用烙脐饼子按脐烧炙脐带，再以封脐散裹敷，是当时预防脐风的较好方法。
元代曾世荣编着《活幼口议》《活幼心书》。曾氏详论初生诸疾，是中医新生儿学较早的集中论述。他议证论候翔实，对多种儿科常见病证分类治法均作了精练而具有指导意义的论述，如归纳惊风四证八候，提出镇惊、截风、退热、化痰治法，立琥珀抱龙丸、镇惊丸等疗惊方，均沿用至今。
明代薛铠、薛己父子精于儿科，善采众长，着《保婴撮要》。薛氏发扬五脏辨证学说，每篇首引钱乙辨证论治纲目，继承张元素五脏相关之阐述，旁征博引，演绎成篇。他们重视脾、肾二脏，治脾宗陈文中而偏温，治肾既宗钱乙养元阴滋生化源，又效陈文中温元阳阴中求阳。《保婴撮要》论小儿各科病证221种，列医案1540则。其中论及小儿外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肛肠科、皮肤科、骨伤科病证达70种以上，脏腑、经络辨证用药，内治、外治、手术兼施，对中医小儿外科学专科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明代名医万全，着儿科专着《幼科发挥》《育婴秘诀》《片玉心书》等。他就不同阶段的儿童，提出了预养以培其元、胎养以保其真、蓐养以防其变、鞠养以慎其疾的“育婴四法”。在朱震亨的基础上，系统提出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肝常有余、脾常不足，心常有余、肺常不足、肾常不足（即“三有余、四不足”）的小儿生理病理学说。他特别重视调理脾胃，并认为“调理之法，不专在医，唯调乳母、节饮食、慎医药，使脾胃无伤，则根本常固矣”，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
清代儿科医家夏禹铸着《幼科铁镜》，认为“有诸内而形诸外”，可从望面色、审苗窍来辨别脏腑的寒热虚实，重视推拿疗法在儿科的应用。《医宗金鉴·幼科心法要诀》是清朝廷组织编写的儿科专书，条理分明，立论精当，适用于临床和教学。谢玉琼《麻科活人全书》是一部麻疹专着，详细阐述了麻疹各阶段及并发症的辨证与治疗。
明清时期，天花、麻疹等时病流行，儿科在产生大量痘、麻专着的同时，应用人痘接种预防天花已广泛传播，《博集稀痘方论》（1577）载有稀痘方，《三冈识略》（1653）载有痘衣法。俞茂鲲《痘疹金镜赋集解》（1727）说，在明隆庆年间（1567－1572年），宁国府太平县的人痘接种法已盛行各地。我国的人痘接种法后来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土耳其及欧非国家，成为世界免疫学发展的先驱。
清朝后期，随着西医传入我国，儿科界也开始有人提出宜中西医合参。何炳元《新纂儿科诊断学》中就在传统四诊之外，引入检诊一项，用于检查口腔、温度、阴器、便路等的变化。民国时期儿科疾病流行，许多医家寻求古训，融汇新知，救治了大批患儿。例如，在治疗重症热病时，徐小圃擅用温阳药物回阳救逆，奚咏裳善取寒凉药物清热保津，是这一时期外感病寒、温两大学派的杰出代表。
六、针灸学
针灸学是研究针刺和艾灸等治法的一门学科，是祖国医学宝贵遗产之一。针法和灸法是两种不同的治疗方法。针法是运用各种金属针刺入穴位，运用不同手法进行治病的方法；灸法是采用艾条、艾柱点燃后熏灼穴位治病的方法。由于二者都是通过调整经络脏腑气血的功能达到治病的目的，常配合使用，所以合称为针灸。由于其具有操作简便、适应证广、疗效明显和经济安全等优点，数千年来深受广大劳动人民的欢迎。
针灸学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早在三千年以前，我国医家已把针灸临床经验进行了初步总结。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周代医书，即记载有“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两篇《帛书》。《帛书》除载有经脉循行路线上的各种疼痛、痉挛、麻木、肿胀等局部症状及眼、耳、口、鼻等器官症状外，还有一些全身症状，如烦心、嗜卧、恶寒等。当时对这些病症，都是用灸法治疗的。
《黄帝内经》对经络、腧穴、针灸的适应证、禁忌证及治疗原理等，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尤其是《灵枢》中有大量篇幅专门论述针灸学理论和临床治疗，故被称为“针经”，标志着针灸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成。《难经》关于奇经八脉和元气的论述，补充了《黄帝内经》的不足；同时，还提出了八会穴，并用五行学说对五腧穴的理论和应用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已佚的《明堂孔穴治要》应该是这一时期有关腧穴的专着。华佗亦对针灸颇有研究，创立了“华佗夹脊穴”。这些成就都丰富了针灸学的理论，从而奠定了以经络学说为核心的针灸理论体系。
现存最早的论述针灸的专书是晋代皇甫谧编着的《针灸甲乙经》（公元282年）。
该书在《内经》的基础上，对针灸理论进行了整理，依照不同部位确定了三百四十九个穴名，为针灸专科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针灸学发展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唐代孙思邈在《千金方》中绘制了三幅彩色针灸挂图，分别把人体正面、背面、侧面的十二经脉、奇经八脉用不同颜色绘出。王焘又绘成了12幅彩图，并在《外台秘要》中重点介绍了灸法，唐代“太医署”中设有针灸专科，有针博士、针助教、针工等，从事专业工作。北宋王惟一编《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公元1026年），当时曾刻在两块石碑上，树立在汴京（今河南开封），供学习者拓印和阅读。公元1027年，王氏还创造了两座针灸铜人，为我国最早的针灸模型。
明代是针灸学发展史上较为活跃的时期，具体的表现在对前代针灸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出现了许多学术流派和争鸣，创立了丰富的针刺手法，对于没有归经的穴位进行归纳而形成“奇穴”。代表性的医家和着作有陈会的《神应经》、徐风的《针灸大全》、高武的《针灸聚英发挥》、杨继洲的《针灸大成》、吴昆的《针方六集》、汪机的《针灸问对》、张介宾的《类经图翼》、李时珍的《奇经八脉考》等。其中《针灸大成》可谓是继《针灸甲乙经》后针灸学的第三次总结。该书是杨继洲在家传的《卫生针灸玄机秘要》的基础上，汇编历代诸家针灸学术观点、实践经验，是后世学习、研究针灸的重要参考文献。
清代针灸学开始走向衰退，当时医者多重药轻针，尤其是清代统治者竟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所宜”的荒诞理由，于公元1822年废除了太医院的针灸科。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帝国主义入侵，在各地设立教会医院和西医学院校，排斥和歧视中医学；更有甚者，国民党时期竟有人提出废除中医的议案。然而，由于中医针灸疗法经济、方便，具有良好的疗效，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因此，针灸依然在民间得到广泛的应用。
七、中医眼科
中医眼科的萌芽时期远在上古，经历了商、周、秦、汉诸代。我们的祖先通过一段漫长而原始的一症一药、对症治疗眼疾的年代之后，开始向着探索眼的解剖结构、生理病理，乃至辨证论治的方向进步。自从有文字出现以后，有关眼病的医药知识逐渐有了记载。不过，最初多散见于各种书籍文献之中。随着《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医药专书的出现，有关眼与眼病的知识，在医药书籍中开始有了比较集中的记载和论述。《黄帝内经》中记有目盲、目下肿等15种眼病，将眼的解剖分为瞳子、黑睛、白睛等六部分，还有针灸治眼病的记载。《神农本草经》载有眼科药物70种，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有目疾38论。
唐代《龙树眼论》是我国第一部有影响的眼科专书。书中的眼部解剖名词比以前的文献丰富，如眼睑、眼皮等皆属首见；所涉及的眼部病，已增至60余种。治疗方面，不仅重视药物，还记载有多种手术疗法，如首次提出对胬肉攀睛使用割烙法和对“睑皮里有核（即胞生痰核）”施行手术治疗，而且对“开内障用针法”的叙述也较前人详细。《刘皓眼论准的歌》是晚唐时期着成的另一部眼科专书，又称《刘皓眼论审的歌》（《宋史》）。全书为诗歌体裁，便于记颂。现存《秘传眼科龙木论》中《龙木总论》之“审的歌”，即来自该书。书中所载的“五轮歌”及将72种眼部病证按内、外障分类的方法，对以后的中医眼科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