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璐璐
一、全球技术的竞争与革新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世界正经历着全新的变革。世界技术的进步循序渐进地将世界塑造为一个全球村，英国的丹尼斯·汉斯莱在其着作《千年将至》一书中将该过程划分为由零到四共五种维数。
第四维数是以电子革命、知识爆炸和通讯信息革命为标志的虚拟化世界，即托夫勒所描述的第三次浪潮。
丹尼斯·汉斯莱生动地描述了人类技术的不断变迁以及由此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一系列重大影响。在现阶段，人类技术所经历的升级换代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中有三项技术革新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标识：第一项为生物技术，该技术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生物技术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可以对生物的细胞基因结构进行控制，对卫生事业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对多种硬化症、某些癌症、肝炎、侏儒症的治疗有很大帮助，目前人类正在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希望能够运用该技术在艾滋病等疾病的治疗方面有所突破；除此以外，生物技术还为农作物和动物饲养提供了基因技术，对农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二项为信息和通讯技术，该技术主要是运用计算机对数据进行传递、检索和编程，通过该技术不仅可以便捷地控制和连接程序和信息，还使信号移动的承载量增大而成本降低，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电子通讯能力。20世纪70年代后期该技术被运用于商业领域，使得传统的金属电缆为传递各种信息和通讯的新型电缆所取代。
第三项为微电子技术，这是从信息和通讯技术中导出的一项更为具体的技术。微电子冯璐璐：女，宁夏盐池人，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技术主要针对的是程序设计，并由此产生大量的自动控制技术，包括计算机数字控制、工业机器人设计、计算机程序控制系统等等。该技术的运用可以使小型经济和生产充分体现出其优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们一贯追求的规模经济的重要性。
这些技术革新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开拓了全新的视野，并将人类社会的进步深入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由于看到了新技术作为经济动力所体现出的巨大活力，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展开技术的角逐，把发展高新技术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并制定各种计划，大力推进科技产业化的发展。苏联解体后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它与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交织在一起，使得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社会制度的对立已经不再占据主导地位，而是由政治领域的较量转入经济领域、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较量之中。包括中东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要想提高自身的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就必须将发展科技放在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上，并致力于提高技术的流动性。
二、全球化时代工业化内涵的变更
经过新一轮的技术升级换代，原有的工业化内涵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首先表现为这一时期生产的资本、劳动力、原材料等基本要素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在任何国家仅有一小批精英、学者或天才是不够的，任何国家的竞争力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很大一批男女劳动者，他们是受过教育的佼佼者，杰出的科学家，依赖全体民众拥有的积累而成的经验和能力——发现新技术的能力，发现新的创造性实施方法的能力，以实现更大的效益、更快的成就、更少的差错和损失以及更低廉的价格。而这，才是各民族在第三个千年中的财富”，“民族工业或外国工业一词已变得具有欺骗性，或最起码是不真实的。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关贸总协定规则（的制定），这些考量的重要性在缩小，不再具有意义和可行性”，“在工业方面，丰富的劳动力也不再构成相对优势。……相对优势已在于新技术和知识”。
同样的道理，丰富但却是廉价的和低附加值的原材料也将逐渐失去其优势地位。其次，传统的生产方式正在发生改变，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方式正在让位于科学和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再次，工业和技术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以往是工业处于先导地位，由工业的发展来带动技术的进步，而在当代则正好相反，技术已经处于先导地位，跃居为第一生产力，技术的进步成为推动工业乃至其它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
由此可见，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竞争已经聚焦为以技术为核心的竞争。对于那些已经完成工业化道路的国家而言，无疑已经开始向后工业化时代迈进，而这个阶段既是工业化阶段的延续，也可以说是一个新的阶段——技术化阶段的开始，在过去的近两个世纪中，西方工业国都已经形成了科学技术体系，在人力资源的教育、研究与开发、信息服务、技术标准、法律框架和金融服务等方面的活动已经形成网络和一体化。新的形势甚至引发出人们的一些质疑，即在全球化时代工业化是否仍然是经济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和必由之路？工业化是否仍然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的最集中的标准？例如沙里德·尤素夫就曾指出，“全球化在当前阶段的优点在于它使某些领域便于进入，从而为发展中国家拥有技能、产品和思想的生产者提供更多的机会”，“工业化也许已经不再是通向繁荣的垫脚石。即使是占据优势的农村经济，它们通过对传统的和外来技能的学习发展起人力资本，同样能够积极地参与到全球经济之中”。对于那些正处于工业化进程当中或者甚至还处在工业化边缘的国家而言，所面临的选择将更加艰难。摆在它们面前的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踏踏实实、按部就班地沿着西方工业国家所走过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先“补”工业化的课，然后再实现技术化；而另一条道路则是走跨越式的发展道路，工业化与技术化齐头并进，或者越过工业化阶段直接向技术化阶段迈进。前一条道路无疑注定了这些国家将始终处于一种对西方工业国家的追随状态，两组国家之间始终相差一个甚至几个发展段，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劣势地位不言而喻。后一种道路似乎是唯一有望能够提高其竞争力的途径，但是这其中却存在着一个悖论，即在没有实现工业化之前，本国的技术实力就难以得到加强，也就难以使技术由被工业引导的地位转向引导工业和其它产业的地位，换句话说，如果不踩在工业化成果的肩膀上，就不可能够得着技术化的果实。分析的结果我们发现，工业化仍然是技术滞后的发展中国家不可或缺的发展环节，但是在被技术重新诠释了的全球化时代，农业以及其它产业的工业化和技术化实际上已经被囊括在了工业化这一范畴中，工业化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已经有了新的扩展，逐渐演化为一种综合性的概念。换句话说，全球化时代对一个国家经济综合实力的要求更加强烈，包括中东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前景也显得更加严峻。
三、全球化时代中东遭遇的技术挑战
从理论上来看，科学技术是没有国界或者阶级属性的，属于全人类的共享资源，它有利于人类的共同进步，科学技术越发达，人类社会也就越进步；同样，科学技术还有助于加强人类社会的开放性，科学技术越进步，人类社会的开放性就越高。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互联网等高科技手段使世界各国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其相互依赖、相互交流的密切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技术这一不具备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资源的传播也变得更加畅通无阻。从此意义来看，全球化时代的技术革新无论是对于发达国家还是中东等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而言都首先代表的是一种机遇。生物技术的出现为中东等长期为粮食问题所困扰的国家带来了希望，如果能够充分获取并利用生物技术和基因技术，中东国家的农业生产将会打破缺乏耕地和大规模的农场、缺水、沙漠化等因素的限制，进行生物工程的食品加工，促使农业的质量和数量以及食品加工的能力大大提升。中东国家虽然拥有善于经商的传统，但是却缺乏现代经济所需要的市场开拓精神，没有建立起用于进行产品宣传和信息沟通的便捷渠道和相应机构，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兴起无疑正好适应了中东国家的这一需求，如果能够有效地运用该技术，也可有望弥补这方面的不足。而微电子技术的出现尤其适合于中东国家国内市场狭小、生产规模难以扩大的经济发展特点，可以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因势利导。一些对中东技术的发展持有乐观态度的人甚至认为中东技术的滞后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无须在这些技术的开发与研究方面花费过多的资金、时间和精力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坐享现成，既节约成本，又可以大大缩短追赶西方工业国家的时间。
但是更多的学者则对中东国家的发展前景表示担忧，认为全球化带来的挑战远远大于机遇，首当其冲的是中东地区的工业。中东相当一部分国家一向发展的是以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为依托的地租型经济和资源密集型工业，此外，为了解决大量过剩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中东国家的工业大多数为劳动力密集型。但由于工业化内涵的变更，传统的生产方式正在让位于现代的生产方式，这些缺乏新技术支撑的工业已经逐渐在国际竞争市场中失去了其比较优势。全球技术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机遇非常具有吸引力，但问题在于该机遇并非对于所有的国家都是均等的。这一问题对于中东而言或许更加严峻，上述关于新技术可能带给中东一系列利益的分析也还只是一种假设和期望。当前存在这样几个原因：首先，从技术的主控权来看，在全球化时代，虽然人类获得了巨大的技术进步，但是显然这些技术的主要玩家是西方发达国家而并非中东等发展中国家。例如，当代的生物技术部门主要控制在北美和欧洲一些小型的新兴公司手中，1997年美国大约有1070个生物技术公司，在欧洲大约有250～300个，而在亚洲只有科技大国日本拥有一家。
即使是作为全球畅通的信息渠道互联网，其控制中心也设立在美国。随着知识产权在国际范围内受到保护以来，一些高新技术的专利基本上为西方发达国家所垄断，对这些技术的使用也不再是无偿的。换句话说，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不仅没有彻底消除一些带有歧视性的内容，反而将本不带有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技术演变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条件的砝码，并以此为武器将其势力由经济领域延伸到政治领域，“用了几个世纪绝对的排他式的主权学说已不再成立，让渡部分的国家主权给予国际社会已成为事实……特别是有些国际经济援助组织在为他国提供贷款或技术时，也常常附带一些非常苛刻的政治与经济条件，势必造成国际间的政治欺压和不平等的交往，这意味着对他国的依赖性增强，对本国的控制力减弱，从而使其内部政治和经济的脆弱性大大增强”。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东就已经开始进口高新技术设备，在知识产权、技术转让等方面基本上属于纯进口国的中东大多数国家在将国内市场对外开放以后，不仅它们的产品要遭受西方国家产品的不公平竞争，而且可能会导致从经济到政治全方位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
其次，从中东国家的技术吸收容量来看，它们尚不具备充分地吸收和运用新技术的能力，即便是西方发达国家将新兴技术拱手相让，这些国家仍然无法使其效应完全显现。对一些高新尖端技术的运用以及相应技术产业的发展不单单需要深厚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需要多样的知识基础以及一些相关的能力背景，其中包括将新产品快速推向市场的能力、获取专利的能力、拥有大量的合作伙伴以及与其它公司的结盟、强有力的管理和策略以及强大的技术等等。西方一些学者经过对比分析之后认为，上述因素对于美国的新技术成功至关重要，其技术之所以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美国政府多年来通过国家科学基金和相应的机构一直致力于在基础的技术研究方面进行投资，使其具备了相当强的吸收技术的能力。西方学者运用了“技术吸收容量”这一指标来对一国吸收新技术的能力进行衡量。史蒂夫（Stephen Z.Onyeiwu）将技术吸收容量细分为公司吸收容量和经济综合吸收容量，公司吸收容量是通过对内部的研究与开发、反向工程学、项目工程学、工程和项目设计、机器维修、实际操作等方面的投资而形成，系统吸收容量则是在公共研究与开发机构的建立、较高层次的学习机构、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及拥有大量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史蒂夫还结合西格尔（Segal）的观点提出了具体的六项衡量指标：1.对研究与开发的年投资最少为1亿美元，在研究与开发方面的年开支不能少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05%；2.拥有公共研究机构、高级学习机构、对教育的较高投资等科学技术基础准备；3.拥有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数量；4.用于出口的技术密集型产品数量，代表性的产品是机器、工具和设备；5.拥有的专利数量；6.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量。其中第1、2、3、6条为经济综合吸收容量的标准，第4、5条为公司吸收容量的标准。
史蒂夫据此对中东国家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从经济综合吸收容量来看，中东大多数国家在研究与开发方面的投资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但是其比例达到了上述理论中规定的最低标准；该地区每百万居民中研究人员的数量虽然没有新兴工业国家的高，但是高于印度，有些国家每千人口中拥有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还超过了新兴工业国；大多数中东国家在教育方面的公共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要高于新兴工业国和印度。西格尔曾根据当地技术能力的发展状况将发展中国家划分为五类：完全制度化、半制度化、部分制度化、部分制度化的石油依附型、大胆尝试但明显的失败型。据此，伊拉克、科威特和沙特属于部分制度化，而埃及则属于明显的失败型。总之，大多中东国家、特别是中东的阿拉伯国家经济综合吸收容量是属于半发达型的。但是从中东国家的公司吸收容量来看则很不乐观，1989－1996年间中东国家申请的专利平均数额仅为几百个，而新加坡、印度、香港均已超过一千以上，韩国甚至超过一万以上；大多数中东国家主要出口的是非技术密集型产品，而相反，新兴工业国，特别是韩国和新加坡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量出口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几乎占总出口产品的一半。总之，中东总体上的公司吸收容量较弱，因此尽管该地区有着较为发达的经济综合吸收容量，但是却仍然难以使技术的发展达到较高的水平。
再次，从技术所产生的效应来看，技术本身带给人类社会的不止是积极的推动作用，相反，它有时会产生出一些人力所不能控制的负面效应。例如随着信息和通讯技术的传播，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使用很快遍及整个世界，造成各国在经济安全方面的隐患。互联网很容易遭受黑客入侵，使整个系统限于瘫痪，或者一些不法分子可以轻易通过互联网从事商业诈骗活动或者从事非法传播音乐、书籍、软件等侵权行为。而在电子商务活动中无论是买家还是卖家都要面对更多的风险，因为进行在线交易时买卖双方基本上不见面。由于电子交易避开了传统的渠道，还可能导致税收的流失，给政府造成直接的损失。此外，电子商务还会对市场结构和竞争策略造成冲击，电子商务在促进竞争的同时，也可能导致在某些产品领域中形成垄断，特别是一些数字化的和知识密集型的产品，这些产品规模经济的形成很容易导致市场集中在少数大公司手中。且新技术往往是不稳定的，变化非常迅速。例如，在信息加工工业中，一半以上产品的更新周期不超过五年，在化学和制药工业中，一半产品的更新周期不超过十年。技术上的问题当然需要运用技术的手段来加以解决，而技术力量和经济实力本身落后的中东国家无论是应险还是控险的能力都不够充分，在应对这些负面影响时无疑会更加棘手。新旧世纪之交，在“千年虫”的侵扰下，沙特阿拉伯政府被迫关闭所有的金融机构，就是典型的一例。
此外，中东当前的技术发展本身存在许多问题。该地区的技术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从国外引进的关键技术设备、技术产品，它从根本上来讲仍然是依附型的；各国政府对科学技术的投入力度仍显不够，也没能形成连续性的科技政策和良性的科技环境，致使技术人才流失严重；长期以来各国高等教育中尚存在一定的弊端，课程设置中文理科严重失衡。这些事实是中东之所以在全球化时代遭受技术挑战的又一有力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