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敬
20世纪末，市民社会理论从西欧、北美逐渐传入非洲、中东地区。受其影响，伊朗市民社会研究于90年代初开始萌芽，并经过十多年发展，逐步形成一支以大学教授、新闻记者、专栏作家、学者和少数政治家为主的研究队伍。伊朗市民社会研究具有浓郁的民族化、本土化特色和实用主义精神，它为认识伊朗政治发展和社会变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重要的思想和学术意义。
一、伊朗国内政治发展与市民社会研究的出现
伊朗市民社会研究的出现和发展，客观反映出伊朗政治从专制走向民主，社会思想从单一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纵观20世纪，伊朗政治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伊朗人民经过艰苦努力，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确立了民主共和政体。从19世纪末开始，伊朗人民开始不断斗争，争取民主立宪。但由于外受大国干预入侵，内受封建势力的残酷统治，伊朗政治发展十分缓慢，甚至在巴列维王朝统治时期出现严重倒退，人民的思想自由被剥夺殆净。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霍梅尼领导伊斯兰革命，号召人民推翻国王的专制统治，争取民主自由。革命于1979年获得胜利，伊朗政治因此得以实现一系列重大变革。
其中，制定宪法，确立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用共和制彻底取代君主制，是革命取得的最大成果。第二阶段，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至1997年哈塔米当选总统，期间伊朗国家的各项政策由激进转向务实。对内，实行改革，鼓励发展经济；对外，由切断同外部世俗世界的传统联系，调整为适度开放，增强接触。
特别是1988年两伊战争结束以后，伊朗进入国内和平建设时期，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国内，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发展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特殊时期采取的集权措施随之逐步取消。政治方面，着手修改宪法，改革行政系统，提高工作效率；经济上，实行一定程度市场导向的自由化改革；外交领域，开始淡化意识形态色彩，避免过多树敌。由于国内政治思想环境日趋宽松，各种热心公共事务的社会团体开始日趋活跃，反映不同利益的思想观点开始传播。各个阶层、团体之间，以及政府与民间的信息交流和对话日益频繁且内容广泛。第三阶段，以1997年哈塔米当选总统为标志，伊朗政治进一步朝民主化、自由化方向迈进。这次选举，一方面显示出伊朗社会力量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则表明人民开始拥有更多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伊朗的社会民意逐步转化为现实政治力量，通过民主程序影响国家的政治发展。哈塔米在总统竞选中首次提出建设“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口号，主张继续推进经济自由化改革，执行务实外交，实行法治，尊重人权，保障言论和出版自由。哈塔米的主张以及他的成功当选，大大激发了伊朗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对市民社会的热情，有力推动了市民社会的研究和讨论。特别是20世纪最后两年，伊朗的政治发展更加有利于市民社会理念的推广。
1999年的地方选举和2000年2月第六届议会选举中，改革派自由人士纷纷当选，使伊朗的国家政策进一步趋向温和、务实和宽松。政府尤其放松了对出版物的限制，使近千种报纸、杂志和期刊得以公开发行。仅德黑兰一地，每天就有17种晨报和4种晚报出版。在媒体宣传和哈塔米的推动下，全国的思想领域出现空前的自由化热潮，人们开始打破禁区，公开谈论较为敏感的话题，新思想新观点不断涌现；社会各界开始敢于批判现实、揭露问题和发表看法，社会言论呈现出生动、活跃的局面。
这些现象促使市民社会研究迅速发展，初步形成了一支颇具规模的研究队伍，为繁荣伊朗学术研究增添了一抹亮色。简言之，20世纪伊朗的政治发展是伊朗市民社会研究兴起的重要前提。
二、伊朗市民社会研究的三个主题
刚刚起步的伊朗市民社会研究表现出极大的思想活力。整体来看，研究者的议题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定义之争。伊朗学者尝试按照自身的理解来认识市民社会，提出适合伊朗社会与政治环境的市民社会概念。这些概念，有的强调市民社会的政治民主属性，有的突出文化及其现代性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有的则专注于探究市民社会的组织结构。
重视政治民主的研究者普遍认为，市民社会应该是尊重个体自由，实行民主政治和法治的实体。法治构成现代民主国家的重要标志，是个体自由和民主的基本保证，它决定了“市民社会是国家不能直接或粗暴干涉的领域”。在市民社会领域，不仅不同的阶级、意识形态和合作性组织在全社会和谐相处，享有参与决策、追求理想的平等与自由，而且个人隐私得到尊重，个人有权表达自己的思想，有权依照现代方式来理解家庭、阶级、自由和爱情。在促进法治的过程中，政府应发挥重要作用，它的职能重点应是制止警察部门随意逮捕和恐吓公民，保证公民的结社自由，废除专断的法律和各种不合理的法律程序。
从文化角度理解市民社会的人认为，后者有利于淘汰传统文化不适应时代发展的东西，促进文化现代性的发展。市民社会是现代化的产物，没有现代化发展和工业进步，市民社会就无从谈起。现代化的意义在于限制社会权力过分集中，促进劳动分工和私有财富的发展，培养人们的集体意识。从文化角度看，这正是培育“市民价值观”的过程，它可以弥合民族文化出现的断裂，消除盲目崇拜，使人们的思想趋于理性，为最终建立市民社会创造前提条件。那些确立了市民价值观的社会，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开始享有思考和写作的自由，摆脱了传统的家庭和血缘关系的局限，人们在强调合作、安全和集体认同的现代公共领域积极开展各种活动。
至于注重社会结构的知识分子，则视市民社会为“独立于政府并具有内在活力的各种组织的集合”，和由许多相对独立并自我治理的自愿性团体组成的社会。这种结构的市民社会，其成员拥有特定的集体认同、共同的行动计划、目标和爱好，通常采取论坛、工会、俱乐部、非政府组织、政党等形式开展活动。市民社会的各个团体拥有明确的运作规则和制度，不同团体之间和平共处。市民社会的现实意义在于它是民主的标志，在于保护社会成员的市民权利不受他人和国家侵犯。换言之，市民社会的成员不再寻求老板、当权者或者强权机构的保护，而是寻求社会组织的保护。
市民社会一旦形成，社会认同就开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不同社会团体可以自由地追求其特殊利益，人和人互不关心的“社会冷漠”将逐步减少，人们将在社会责任感促使下积极追求更加高尚的目标。市民社会还是家庭与国家之间的重要媒介，不同市民社会组织共同致力于减少社会的文化差异，推动社会成员之间的对话，帮助弱势群体掌握专业技能。尤为重要的是，市民社会将教会人们什么是市民价值以及通过协商避免暴力、解决冲突的方法。
（二）关于宗教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研究者从市民社会的基本理念出发，对各种宗教思想、宗教力量和宗教现象加以慎重辨析和评价。一方面，他们对伊斯兰革命前后流行的一些宗教思想家的社会政治主张提出尖锐批评，认为它们为适应革命需要而过分强调社会统一和行动一致，严重忽视了社会差异，特别是未能对公民权和人权予以足够重视，因此与市民社会的精神背道而驰；另一方面，研究者又承认并非所有的宗教思想和宗教活动都令人失望，他们肯定伊朗有很多宗教性活动实质上是政治反对派或社会组织的另类体现，具有促进市民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比如清真寺，经常被传统宗教力量用作宣传自身主张和开展各种活动的理想场所，事实上扮演了市民社会组织的角色。历史上宗教界反对国王专制和国家集权，也是社会对抗国家的典型表现。类似各种以宗教为纽带的社会现象，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市民社会的特征与功能，是促进市民社会形成的有利因素。因此，市民社会论者对伊朗市民社会的建设及其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普遍持乐观态度，承认宗教是促使伊朗市民社会形成的重要力量，并预言市民社会的建立会创造一种有利于宗教情感传播和促进宗教组织发展的宏观氛围，满足人们的信仰需求。
（三）市民社会的现实意义。研究者不但将市民社会看作一种思维模式，还将其看作能够用来解决伊朗现实问题，尤其是文化问题的一种实体方案，并进而探讨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及其意义。
长期以来，伊朗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伊朗国内存在深刻的文化危机。接连发生的革命、工业化运动、传统与西方价值的对立又加重了这一危机，使问题显得更加错综复杂，导致伊朗社会和思想领域一片混乱，以至于“外人”都无法正确理解和看待伊朗民族，在国际上给伊朗形象带来不良影响。“寻找自身文化出路的知识分子，必然也在寻找与自身文化不同的文化。”
伊朗知识分子为摆脱所面临的文化困境，曾热衷于采用西方文明的价值体系来解释伊朗传统文化，试图以此为基础构建新的文化形态，但结果不仅无所建树，反而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激烈批评。巴列维王朝“白色革命”的失败基本宣告了这种西化思想的终结。之后，又有人相继尝试用宗教的意识形态或“依附论”等第三世界理论来解释和化解文化危机，同样未能成功。因此市民社会理论的兴起，使许多人重新看到了希望，期望以之作为新的思考纬度和理论框架来研究伊朗文化问题。他们认为，伊朗的民族文化与市民社会可以相互促进，即，前者影响和决定后者的发展与巩固，后者则增强前者的活力，提高文化的生命力。因此，市民社会是解决目前伊朗文化问题的最佳选择；只有通过建设市民社会，才能重新确立伊朗文化的世界地位和形象。他们大声疾呼：“如果不积极行动起来，寻求文化上的转变，我们的民族文化将遭到破坏。”并坚信“今天的问题是市民社会……（伊朗人民）能够立足于自身的价值和文化特征在伊朗建设市民社会，这是日益复杂的社会提出的迫切要求。”
三、伊朗市民社会研究的本土化尝试和实用主义特征伊朗市民社会研究一开始便注意突出它的民族特征，强调理论与现实的结合。迄今为止，第三世界国家社会科学领域的较新研究，很大一部分是在承袭西方概念、范式和方法论的基础上进行的。伊朗市民社会研究同样是西方成果在中东地区的空间延伸。但另一方面，近年来，第三世界关于学术研究本土化的呼声也日渐高涨。中东、印度、东亚等西方前殖民地国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不满“东方学”的话语霸权，开始以“本土化”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使命，以打破西方的知识垄断，排除西方中心论的干扰，显示非西方民族的文化自尊和文化自觉。伊朗市民社会研究开篇之初便提出研究概念和研究思路的“本土化”问题（或任务）。伊朗知识分子认为，市民社会研究首先必须从理解当代伊朗的社会、文化及政治特征来入手，准确理解和定义“市民社会”的具体内涵，建构具有伊朗特色的理论思路和分析框架。学者们强调，市民社会研究必须说明“市民社会”对研究者、伊朗国家以及伊朗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只有把市民社会理念和民众需要联系起来，才能使之为社会所接受，所以十分注重将民主、法治和自由作为研究探讨的主线。其次，研究者强调，必须善于在实践中运用和检验本土化的市民社会概念，探索伊朗建设市民社会的可能性，寻找促进或者阻碍市民社会发育的主客观原因。最后，研究者还认为，必须准确描述宗教在市民社会结构中的作用和意义，从而更加突出了该领域研究的地方特色。在西方，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冲击与洗礼，宗教一方面被认为能够促进市民社会的积极发展，另一方面又被视为现代政治和文明的潜在敌人而排除在几乎所有现代性的话题之外。当今伊朗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如何看待宗教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及其作用，是市民社会研究必须面对且富有挑战性的难题。任何简化或回避宗教问题的做法，无疑都将导致研究思路的缺陷和结论的偏颇。对此，伊朗市民社会论者采取的是积极面对的办法，勇敢地尝试对一些重大问题做出正面回答。比如，市民社会是否内在的就是一个非宗教（或反宗教）性社会或者相反？如果市民社会是非宗教性社会，那么宗教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否伊斯兰教是个例外？如何确定广义的宗教与特指的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及其性质？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伊朗市民社会论者直面宗教问题，目的并不是为了安慰保守宗教人士，相反，是试图通过分析宗教以及宗教与国家和各种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对市民社会进行全面深入的理论探究。所以，他们的研究既强调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又力求通过市民社会这一新的思维模式来理解伊朗社会，客观评价宗教的地位与作用，进而形成富有本土特色的市民社会理论体系，为该理论在伊朗环境下健康成长创造条件。
伊朗是个民族自尊感十分强烈的国家，民族主义情绪对市民社会研究者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他们的研究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伊朗经历伊斯兰革命和八年两伊战争后，经济损失达两千多亿美元，导致工业发展迟缓，人民生活水平低下。虽然战后政府实施经济调整，在部分地区和领域实行自由化改革，但效果并不明显。对此，市民社会论者也是满怀焦虑，他们希望通过市民社会来激发并调动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推动国家建设。当然，他们更关心文化问题，他们念念不忘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伊朗文化面临的危机及其带来的痛苦，强烈希望通过建设市民社会促进伊朗文化实现顺利转型，以重新确立伊朗文化的国际地位，维护波斯民族的文化自尊。因此在政治上，市民社会理论就成为自由派人士讽喻现实、批评政府的思想武器。他们批评保守派政府的管理弊端重重，指责政府的各项政策缺乏创新与魄力，抱怨社会变革的速度过于缓慢。他们想以学术研究的形式来表达对现状的不满。总之，在市民社会论者看来，市民社会是一种蕴含着强大物质和精神能量的有效社会组织机制，它可以保证法律的实施，维护民主政治，使社会进步摆脱少数文化和政治精英的权力垄断。他们不仅认为市民社会是理解国家-社会关系的一种思维模式，而且还是解决当前问题的一种实体方案，从而给本国的市民社会研究打上了实用主义的深刻烙印。
四、研究的局限及意义
伊朗市民社会研究是东西方文明进行精神交往和制度交往的产物。
它积极吸收西方社会研究的理论成果，为伊朗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考途径。然而，交往中的双方互为主客体关系，来自西方的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能否在伊朗立足并发挥影响，不但要看伊朗社会的主观容纳程度，而且还取决于该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尤其是物质基础。虽然伊朗市民社会论者对自身的研究及其价值寄予厚望，但目前看来，他们距离目标还很遥远。
阻力首先来自对市民社会理论的怀疑。市民社会一般要求国家改变职能，中央集权让位于地方分权，通过不断扩大体制外的社会自主空间，合理配置各种社会资源。但是，这一特征的实现又受特定国家具体发展阶段的潜在制约。历史表明，20世纪初以来，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都面临开展现代化运动，尽快摆脱贫穷落后面貌，建立独立民族经济体系和保证国家安全的重任。为尽快实现上述目标，这些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选择精英指导的赶超型发展战略，强调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国家的主导作用，用中央集权的手段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力量和各种资源。国家主义不仅是各国精英阶层实现其历史抱负的权力工具和意识形态，而且是全民族克服所面临的内外严峻形势的客观需要，有着不容置疑的现实合法性。从各方面看，伊朗正处在这样的发展阶段。而此时市民社会论者却要求弱化国家职能，反对政府垄断，无疑会引起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者的怀疑和警惕。即使在市民社会论者内部，也可能会引发分歧。前任总统哈塔米就强调提倡市民社会、建设法治国家的根本出发点是维护现有秩序，与主张淡化国家权威的观点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伊朗的市民社会研究遭遇反对声音便不足奇怪，据报道，研究者经常受到来自官方的干预，甚至个别知识分子和媒体接到了警方的警告。整个伊朗知识界和学术界对市民社会论的批评也不绝于耳，大多数人采取犹豫观望态度。种种迹象表明，伊朗市民社会研究的确面临着一定的压力。
从客观方面看，全面建构伊朗市民社会缺乏充分的现实基础和物质基础。推动市民社会发展，必须满足一些前提条件，其中之一就是通过繁荣和发展社会经济加快社会分工，使社会成员之间逐步产生利益和专业差异，实现社会利益的多元格局，相同利益的群体逐渐联合起来，用集体方式表达自己特殊的利益诉求，并以此为基础构成具有共同利益和内部规则的市民团体或组织，相对独立于代表普遍利益的国家。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和公共物品的积累，社会全体成员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亦相应进步，变得服从规则、爱护公共物品、遵守公共道德，具备实现自我约束和自我治理的认识前提，为建立市民社会奠定思想基础。从目前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看，伊朗国内并不完全具备建立市民社会的这些条件。伊朗的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迄今仍严重依赖资源输出和石油美元。工业方面，无论是资金储备还是技术水平都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不够充分，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的关系和比例尚处在摸索调整阶段；仅占世界贸易总量0.34%的国际贸易对国民经济贡献甚微；通货膨胀长期保持高位，甚至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种种不利因素限制了伊朗社会阶层和阶层内部的利益分化，导致公共领域物品积累有限，市民社会要求的利益差异和思想要素短时间内难以具备，市民社会组织发育迟缓，最终决定了市民社会实体在伊朗的发展空间十分有限——尽管随着伊朗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方面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伊朗市民社会研究可能还会受到国内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2002年1月29日，美国总统布什向国会提交的国情咨文将伊朗列为“邪恶轴心”国家，美伊关系进一步恶化。2003年3月，美国公开入侵伊拉克，在两伊边境布设重兵，直接威胁伊朗安全。
2004年初，布什政府又抛出“大中东计划”，宣称要对中东伊斯兰国家实行民主改造。
美国四处活动，幻想以压促变，迫使伊朗等国家实现政权更迭。“大中东计划”遭到包括伊朗在内的伊斯兰国家强烈反对和谴责。与此同时，美欧借伊朗核问题不断施压，要求伊朗放弃铀浓缩活动，进一步导致伊朗国内的反美反西方情绪上升。2005年6月，伊朗总统大选，西方媒体称之为“极端保守派”的内贾德当选总统。内贾德外交上对美欧持强硬姿态，伊朗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再次蒙上阴影。在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影响下，人们普遍预计“伊朗政治和社会改革进程将放慢，哈塔米时期出现的政治和社会活跃气氛可能出现一些倒退，尤其在媒体、政党活动控制上”。受此影响，对现状表示不满并经常批评政府的市民社会研究活动也极有可能遭受波及。2005、2006两年，伊朗数次发生德黑兰大学学生和警察的对峙冲突事件，说明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综上所述，对伊朗知识界、学术界的市民社会研究活动及其现实意义目前尚不能予以过高估计，但也不能因此而低估它在思想和认识方面的重要参考价值。对于国外的伊朗研究者而言，伊朗知识分子的市民社会研究无疑是一面镜子，有助于全面了解和认识二十多年来伊朗社会、政治发展的成就和阶段性特征。客观地讲，市民社会研究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不带有任何官方背景、由民间自发的学术研究和思想争鸣活动。它大胆抨击国家主义，积极鼓吹民主自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伊朗自由化改革潮流的缩影。同时，这一现象的产生与发展，本身得益于伊朗国内的政治发展与进步，反映出伊朗宪法向人民许诺的一些基本权利（如言论自由）正在逐步兑现，政府与民间的关系正逐步走向对话与协商，国家与民意出现了积极互动。它也有助于纠正有关伊朗僵化、刻板、极端保守的诸多陈见，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亨廷顿关于伊朗政权“就某些方面而言是伊斯兰世界中最民主的政权之一”的看法绝非虚言。从学术角度看，伊朗市民社会论者不唯洋、不唯上，努力争取学术思想和学术活动的民族化、本土化，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它为市民社会研究事业进一步向前发展提供了重要思想保证。但市民社会毕竟是西方历史经验的产物，运用市民社会理论分析伊朗社会，初期难免产生削足适履、脱离实际的缺陷。伊朗市民社会论者主要关注政治文化层面的问题，而忽视对市民社会经济社会因素的细致考察，从根源上讲明显受到了西方市民社会理论中先入为主的偏见的影响。西方市民社会研究往往将需要“改造”和“进步”的对象预设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伊朗这样的伊斯兰国家。他们对这些国家文化、政治上的兴趣，远远大于对经济和社会现实的兴趣，而且结论悲观消极。这种认识上的先天缺陷，很容易通过学术交流转化为伊朗市民社会研究者的思想内伤。但尽管如此，关注市民社会仍是伊朗国内近来出现的一种积极的学术现象，它有利于活跃伊朗人民的思想，开阔伊朗知识界的视野，提高伊朗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积累。对外，则有利于增强“文明对话”，促进外界对伊朗社会和政治和思想动态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