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对癌恐怖、癌盲目、癌混乱现象熟视无睹，让它肆虐，在它的面前显得毫无作为。因为这种现象不改变，只能使癌症患者及其家属继续受害，并且会受越来越多的害，越来越大的害。我在这方面有着太多的感受，而在《夺命》里我没有好好地讲述，在新的抗癌书里，我将专门列章列节地讲，这也就是我要写作《我是怎样战胜癌症的》一书的重要动机之一。“医生的话不可不信，但不可全信。”这话大家都在说，哪一个上了岁数的人也要听到过好多回。这话如果当着医生的面说，我想，他们之中，高兴听者，觉得顺耳者的，恐怕不会多于不乐意听而觉得有些刺耳者的。不知对不对，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医生权威保护主义”的问题。这句话传了很久，还将会继续传下去。这话是不是反映了真实呢？是不是有道理呢？回答恐怕应该是肯定的。可是，自古以来，信医生的书如汗牛充栋，不信医生的书谁见到过有几本呢。不信的那部分的事实应该是大量的，理论也应该是丰富的，书却少，原因可能是医生们没有写的兴趣，病人们写不了或者不敢写，或者担心写了找不到地方出版。我患癌进入情况后，在抗癌方面是有一些和医生、医书不同的看法和见解的，也是因为有顾虑，在《夺命》中我写了一些，却远未达到“言无不尽”的地步。现在我想通了，豁出去了，把想写的都写尽，不管怎么样，我的态度是端正的，是为癌症病人们着想。又是学术问题，不牵扯到政治，医生们既不管监狱，又不掌握军队，即便我说错了，他们又能拿我怎么样呢，充其量只能对我口诛笔伐批驳指责一通。此外，还会有什么把戏可玩的呢。朝好处想，他们可能认为我的胡侃出于我的无知，情有可原，从而高抬贵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我过去了。万一我讲的是那么回事，有可取之处，不属歪理邪说，我不赚大了吗，因为我是个医盲呀。也正是受此诱惑，我勇敢地拿起笔再写一本抗癌的书。
我把我打算再写一本“纯种”的或较“纯种”的抗癌书的想法告诉了我的一个朋友，他像是服用了一种什么从外国进口的发笑剂，望着我不说话只是笑，好像没有够的时候。我说：“请你不要过高地估计我的理解力了，说句不怕丢脸的话，我并没有弄清你的笑里面包着裹着什么玩意儿。”他把我的话当耳旁风，继续笑，而且提高了笑的“规格”，出了声地笑。我说：“这事我早就知道了，非洲的一个国家和中国人反着来，在他们那里点头不算摇头算。最近我又知道一件新鲜事，这事发生在哪个国家我忘了，反正世界上有这么个国家，在那里不像中国把笑分成如下的种类：欢迎的笑、反对的笑、冷笑、奸笑、讥笑、傻笑，等等。而在那里，笑的功能只有一种，即是表示欢迎、赞成的意思。你经常出国，是不是也到过那个国家，受他们的熏陶，也不将笑分成种类了，我可不可以认为，你现在的笑，就是表示欢迎我再写一本抗癌的书。”我的招还真灵，他开口了：“拉倒呗，我强烈反对。你知道医是头朝上立着的，还是头朝下立着的。一个地道的医盲还要写‘纯种’的或‘较纯种’的医书，你岂不是没事成心找麻烦找挨骂吗，找吃力不讨好的事干吗。你不是准备写长篇小说吗。我看干这个比干那个安全系数大，你毕竟一直爱好文学，一直耍着笔杆子，长篇小说写不成了，自然什么问题都不会有了；写成了，顶多让人说是劣质文化产品，不会有太多的洋相出，不会有太多的西洋景叫人看。你何苦要露你不该露的一手呢。”“你这是犯了哲学上的一大忌，形而上学地看人看事，静止地不变地看人看事。人和事是变化的。我如今变了呀。”“你变成机器人了？”“那倒没有，仍然是一血肉之躯。可我已变成了一个良医。不是说吗，久病成良医，我已有十六七年的患癌病史，我为什么就不能变成一个良医呢。别把医生看得太神秘了，他们全不是一出娘肚子就懂医的，而是后天学的。他们能学会，我又不少鼻子和眼睛，病了这么长的时间连一点医味也琢磨不出来，不是不好解释吗。其实外行人说内行话，着内行书，写内行文章的人有的是，数不胜数。你以为那些在电视台上、在报纸刊物上侃着足球的、写着足球的，百分之百都是出身于足球运动员和足球教练呀。一家电视台报道说，一个女记者在接触米卢之前连足球都很少看，可现在却有了一本写米卢的书，写足球的书。”
我在解放军报社工作时的一个同事，着书立说谈游泳，但他一下水就当秤砣，见了不要钱的水猛喝，不帮他一把，他就肯定要成水鬼。别人按他写的方法去学游泳，硬是游得好游得快。
病人总比医生更了解自己的病，更了解自己的病给自己造成的不良影响和苦楚，所以病人写自己的病，往往能提出被医生们忽视或被看轻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是同类型病人所最关心的、最希望有个正确说道和答案的。另外，癌症是当今世界最凶恶最难对付的杀手之一。但据我所知，关于治癌防癌的书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癌症病人自己写自己的事就更少了。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能贡献出有助于更全面更深刻地了解癌症的片言只字也是好的，也是应该受到鼓励的，我言犹未尽，决定再写一本抗癌的书能说是一种愚蠢的选择吗？！他又笑了。我看得出来，这回他的笑属于中国人笑的种类中那种欢迎的笑、支持的笑。
我这个人从小就嘴馋，只要是人吃的东西我都能吃，在我的词典里查不到“不爱吃”这个词。但我现在不爱吃茄子和鸡蛋羹，我今生今世见不到它们，吃不到它们，也不会觉得遗憾，也不会想念它们。我是吃烦了，吃了就反胃。我在上海读大学的时候，每当茄子上市时，食堂里几乎天天少不了烧茄子这道菜，像是章回小说《西游记》回回少不了孙悟空一样。而且也没有其他的菜可供挑选，吃也是烧茄子，不吃也是烧茄子，何去何从，同学诸君看着办吧。烧茄子唱主角的日子还持续得很长很长。请读者饶恕我的不文明，到后来我见了烧茄子就像见了厕所里滚圆的、肥大的、翻动着的蛆，嗓子痒痒，恶心，欲吐，脑袋也疼痛起来。直到现在，我到菜市场一瞅见茄子就浑身不自在起来。
吃烦鸡蛋羹的事情发生在我生癌症的时候。打从我动胃切除手术那天起，约半个月的时间内，我的进食权便被剥夺了，只靠打点滴维持生命。开禁可以进食的那天，吃的是鸡蛋羹，我吃1碗不觉饱，便又追加1碗。吃的时候觉得挺好吃，挺解饥，丢下碗半个小时大祸临头了，腹胀，恶心，头晕，透不过气来，死亡感非常强烈，觉得倾刻间就有撒手人寰的可能。我不得不让我当时的妻子（现在的前妻）扶我进洗手间，然后我用手猛抠自己的嗓子眼，让送进去的鸡蛋羹又一五一十如数地“退赔”了。我从洗手间出来，正赶上一位姓刘的同事来医院看我，我朝他微微点了点头，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他见我的状况太狼狈太凄惨了，说了声下次再来看我就走了。从此以后我见到鸡蛋羹不要说吃了，就是看一眼就饱了。
如今我写“纯种”的或较“纯种”的医书和文章所产生的感觉，颇似我吃茄子和鸡蛋羹的感觉，因而不愿意写，我是写这类文章写烦了，写怕了。我开始学写文章是在《解放军报》时事处写《时事述评》、《时事讲话》一类的文章。当时，时事处的领导们教诲我说：“写这一类的文章最要紧的是要把好真实性、准确性、客观性、政策性和政治性的关。”我不记得他们也曾要求我把文章写得生动些，有文采些。有一次，我在我的文章中用了“革命生涯”一词，有位处领导在审稿时把“涯”改成“活”字后，并不算完事，还专门为此找我谈话说，“革命生活”就是“革命生活”，何必来个“革命生涯”，玩花哨。习惯成了自然，以后和妻子通信时也是用的这种文笔。妻大为不满，赠我雅号为“干面包”，说我写的文章和我写给她的信她最不爱看。
最近我才知道，我的“干面包”的知名度还蛮高，我的儿子也认为我是“干面包”一块。他对我说：“爸爸，老实说，你是‘干面包’一块，写的文章我不愿意看，这回写的《夺命》不像以前的书和文章那么‘干’，有点出乎我的意外，说明老年人也能进步。”虽然我不曾断过写“干面包”式的书和文章，但我写的兴味始终不是很浓的。这回写《我是怎样战胜癌症的》，我将使尽吃奶的力气使它不那么地“干”。我患癌后总是尽量想乐事，寻乐事，变不乐事为乐事，开发乐，挖掘乐。我总是想方设法控制、避免新的思想痛苦的增生，消耗自己，毁损自己。病已有太多痛苦了，人已活得太累，哪能再经更多的风霜雨雪。
我觉得我应该算是一个快乐而轻松的癌症病人。己所之不欲勿施于人，我怎能用枯燥乏味的东西去摧残癌症病人们的脆弱神经呢。癌症病人们确实需要那些能够帮助他们治病却又使他们读来觉得有趣味的关于治癌的书和文章。其实，“纯种”的或较“纯种”的医书，按理说也是可以写出点趣味性和生动性来的。据我所知，有不少的社论、评论、短论等文章就写得很生动，很吸引人读。但医书毕竟是医书，它的文体决定了要使它也生动起来绝非易事，就像一个老年女人，她全身的肌肉“闹金融危机”了，“疲软”了，怎么使劲打扮她，也不能把她打扮得像个18岁的大姑娘，她的枯槁的一面总是要显露出来的。我希望读者们能够多多原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