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高级”得很，娇贵得很，“荤”也“荤”不得，“素”也“素”不得。先讲“荤”不得。专家们指出，蛋白质、脂肪和糖类是食物中的三大营养要素，也是人体绝对必须的三大营养要素。人们自然要注意对这三大营养要素的摄取。仅如此还是有欠缺的，还要注意对微量元素的摄取，因为它是防癌的主力军。专家们又指出，努力摄取三大营养要素是应该的，但摄取过多，就会出问题，就会招病，直至招癌。一本医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自1976年起，曼森博士用16年的时间跟踪调查11.5万名不吸烟也无疾病的女护士，她们的年龄在33～55岁之间。调查结果是惊人的，高达1／3的癌症死者和1／2以上的心脏病死者，其死因却与她们的体重超重有关。”该书还说：“曼森博士指出，肥胖女人死于癌症的概率是未超出正常体重者的2倍。”另一本医书记载着：“荷兰医生摩尔曼呼吁荷兰国民注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癌症的发病情况。
当德国法西斯占领荷兰期间，德军剥夺了荷兰人吃肉类、奶油和奶酪的权利，荷兰人的营养靠配给的粗糠及在自己的院子里种植的蔬菜，结果国民的癌发病率平均降低60％～75％。现在，当荷兰人再谈起德军占领期间缺少动物蛋白质的生活时，常戏称为‘希特勒的癌症疗法。’”再讲“素”不得。有一本医书指出：素食不属于一种平衡饮食，也不属于一种防癌饮食。至于为了防癌的目的而长期实行素食是否值得，这是个问题。营养学家们指出，长期素食带来的不良后果是引起贫血，造成人体缺钙和铁，降低人体免疫功能等。
我觉得，我的吃法当然谈不上过份的“荤”，也算不上是过分的“素”，“荤”和“素”搭配得还不错，是一种较好的抗癌吃法。癌症患者的康复，是需要各种抗癌因素起作用才成的。
我的痊愈怎能与我的吃法合理、科学分得开呢？我的吃法是一种自发的行为，而不是一种自觉的行为。我是歪打正着。
在抗癌的整个过程中，我干的歪打正着的事还真是有一些。
这说明我的运好命大啊。
我的吃法不仅发挥着物质的抗癌作用，也发挥着精神的抗癌作用。中、西医书都认为，精神是治疗或者滋养包括癌症在内的一切疾病的最佳品，它的功能和作用远远地超过药品、补品及其他的物品。我提前成为病前的我，吃普通的饭，省家里的钱，省家人的麻烦，使我觉得踏实、坦然。我为我病前未曾亏过人，病中仍能不太亏人而快慰、而振奋。凭着这一份高质量的获得，我理所当然地会成为癌症病患者中的幸运儿。
当然，仅凭这一条是不行的。
有了这一次的成功，从此我会这样做的：我甘愿亏自己的嘴，亏自己的肉体，亏自己的一切，就是不亏自己的心。人间恐怕还是情为大。亏了心，也就不讲情和不怎么讲情了。不重情而求物，并且如愿以偿，又怎么样呢。物有了，有到了自己无法再不满意的程度，而忘情了，淡情了，果真就美妙无比吗？！反正我不愿作这样的追求。我害怕面对人的秤。我害怕人的秤称出我是轻份量者、失重者，肉体重超过精神重的失衡者。我也害怕我会因此而变成灵魂人的残次者、丑陋者、低劣者，与我的不算太差的肉体形象不配套。
勤牵手助我破关隘
在围剿癌魔的战役中，妻在她那个位置上，干了她应该干的，付出了应付的心血、智慧、精力和体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她伸出了温暖的手给了我有力的一拉。她不仅是我的妻子，也是我的救命功臣之一。她是上帝派来帮我度过艰难时刻的，像如来佛派孙悟空帮助唐僧度过艰难险阻一个样。她的劝说、安慰、鼓励和祝福的话语，一直响在我的耳边。她的搀着我、扶着我，与我一起闯关破隘、跨壑越沟的身影，永远不会在我脑海中消失。她的离去，虽给我以重创，但在《夺命》中我不能不记录下她对我的恩惠。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嘛。我不能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把自己的理智、良知、人格当成储藏室的扫帚、拖把和擦布，需要时拿出来，不需要时锁起来。
患癌后，妻悉心地从生活上照料着我，使我的体力和精力日渐好转。但她对我帮助、支持最大的是精神方面。她是我的高超的精神护理专家，“超一流”的心理医生。她用心良苦地帮助我树立必生的信念。为了从思想上将我拽出惧死的黑圈，她制造了许多医学怪论，若成书，可有《辞海》那么厚。“细胞结构论”乃其一。她说：在一定的条件保证下，人的寿命长短，绝对决定于人的细胞的构成，决定于人体内的细胞排列，而不是决定于任何其他的条件和因素。体内细胞构成是长寿型的人，除了遇到意外重大事故外，如乘飞机时飞机失事坠毁，走在马路上不幸被汽车撞倒，车轮子从脑袋上碾压过去，等等，他（她）就不用担心会成为短命鬼，而是放放心心、稳稳当当地当他应该当的老寿星；体内细胞构成是短寿型的人，即使吃遍灵丹仙草，使尽良药秘方，终归不会有老头、老婆子做。细胞结构属长寿型的，还是属短寿型的，从外表上都能看得出来。比如你的母亲，我一看就觉得她的细胞结构属长寿型的。最为明显的标志就是她的鼻子底下的那条沟特别长。
她现在虽已进入古稀，但她还会继续活下去。我看你的细胞结构和你母亲的一样，属长寿型的，癌细胞破坏不了你的长寿命细胞结构。
妻和我同属医盲族，“细胞结构论”并非产自实验室，而是产自她的善于奇想的脑袋瓜中，它的实用性、科学性就很值得推敲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对它采用了实用主义，拿来为我所用，信它的科学含量极高，也信我的细胞结构是长寿型的，我也就得到了很大的精神安慰。我癌而不死，恐怕没有谁敢说与“细胞结构论”丝毫无关。“机械摩擦论”乃其二。要不是妻的这一论的神威，我已走上了叛党的道路。
我的胃部的异物被切除后不久，喉部又冒出了一个异物。
解放军总医院的一位医生在我的疾病检查单上填写了“喉癌”两个字。不过在“喉癌”的后面添了个“？”那一位医生要我一个星期后到医院看结果。
当着医生的面，我表示一定遵命。背转身我就自言自语：
还用看吗，十拿九稳是喉癌的一个，癌和我有缘份嘛。我像掉进了北冰洋的冰裂缝里一样，全身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透心的凉。我惶恐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死，当然是毫无疑问的了，只是在死以前，两个癌交相煎熬，不要说我是肉做的，就是铁打钢铸的，也受不了呀。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还是脑袋瓜子灵活些，赶在双癌充分显示威力之前，回生我养我的那块热土地去，搞点安眠药吃吃（那里安眠药好弄），在那里“安家落户”算了。这一天，我收拾行李准备回老家。妻发现后加以阻止，批评我“慷慨赴死”是可笑的愚蠢行径，指出我喉部的那个歹东西不过是因多次胃镜检查机械摩擦所致，何必惊慌。
后来医生告诉我，我喉部的那个歹东西是水肿而不是癌肿。
至于水肿是不是机械摩擦的结果，我不想也没有必要弄个明白。我还是承认妻的高明。“错诊难免论”乃其三。一天晚饭后，我和妻顺着军事博物馆大楼西边的一条马路散步。她说：“你的所谓中晚期胃癌，不过是一场子虚乌有的虚惊，一次解放军总医院医生的不负责任的错判。当然，也是可以原谅的错判。”她见我不愿苟同，用手指着军事博物馆的大楼说：“你看，这个大楼的最尖端处，即置放巨大的五角星的地方，与地面的距离为一百几十米，按严格要求，此处到地面的墙体应该是绝对垂直的，但实际上是有点倾斜的，是有误差的，而这又是允许的。因为，很高的高层建筑要做到墙体百分之百的垂直是不可能的。就像人在处理事情、解决问题时一样，只能要求他尽量少出错，绝对不出错是不可能的。有句话叫人非圣贤，孰能无错。其实，圣贤也要出错的。古往今来的圣贤中，出错甚至出大错的还少吗！医生不是圣贤，更会出错。据说，解放军总医院就曾有过出医疗事故的记录。给你戴上‘中晚期胃癌’的帽子，是他们新增的一个医疗事故的记录。你若为他们的正常的而又是不应发生的出错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坏了自己的身体，甚至送了命，多么不值，多么冤。我建议你，从现在起，坚决认定自己是一次事故的受害者。”我觉得信她的比不信她的好，信又何妨。信了后，我的心情好多了。“诡计”多端的妻，还采用办工厂找点事给我干干的计策分散我对癌症的注意力，使我获得奋斗的乐趣，以便使我尽快恢复健康。我病后不满3年，也即我仍处于危险期时，妻鼓励我找一合作伙伴，与我们合办一个太阳能热水器工厂，生产她自己研究设计的太阳能热水器。为了使我上她的“套”，跟着她一起干，在干中忘我，在干中忘病，她使劲地给我戴“高帽子”，说什么她所以拼命缠着我，是因为我是她的小孩的爸爸，和她根本利益一致，会不遗余力地帮她把事情办好。更重要的是，我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办事认真，能够吃苦，像她一样，有一股子宁可不吃饭不睡觉也要完成工作任务的劲头，和她合把子。她分配给我的任务是，立即停止撰写我正在撰写着的一本书，按照她的“指示”去办。我没有坚决抗“命”不遵，跑回老家，和我们村所在的镇政府签订了协议，由镇政府出资，我们夫妇出技术，合作开办起太阳能热水器厂，厂长由我担任，妻为工程师。厂子停办时赚了些钱，可我却是苦吃“腌”了心。吃苦时完全忘了自己的病，而这对我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我感激妻的“别有用心”。
妻和我合把子还表现在她助我抗癌上。病后，我不对自己太多情，不把自己的病当成回太大的事，不把自己的命看得太值钱，因而在手术后的康复中，就不那么谨慎、细心和较真，得马虎处且马虎。妻如果惟医学是从，惟医人是从，怕我呼气大了会伤了元气，吸气大了会招来细菌，我的抗癌战略方针就有可能实施不了，说不定还会坏了事，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所幸的是她不是这样的人。对于治病养病，如果说我是马大哈，她是大哈马，我们是夫唱妇随，配合默契。她基本上随我的便。
我的许多想法和做法，都很容易被她认可，即使是大胆、冒险的想法和做法也是如此。比如，我废弃化疗，扔掉中药等，她不仅赞同，而且发表高见，从医学理论上阐明我的决定是“英明”的。
妻有许多值得我难忘的地方，能极佳地配合我抗癌也在其内。所以，有个朋友劝我抓紧重组新家，并劝我找一位农村妇女，好在生活上照顾我时，我对他说，即使再找，也要找一类似于妻者，包括其不是医生的医生本领也要不相上下。不然，我倘若再得了别的疑难病症，因得不到老婆的帮助和指导而治愈的可能性就要小一些了，可我却想活到我自己都活厌烦了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