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命》所得不菲
我现在动手写这本书，全是由《夺命》给“招惹”下写的，纯粹是叫《夺命》“逼”的。
患中晚期胃癌之初，我就想：只要癌魔大发慈悲，两三年内不拘我走，我便写一本谈我抗癌的书，供癌症患者宣泄感情。后来我写了，并承蒙人民军医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的热情帮助与大力支持，被冠以《夺命》的名字正式出版发行了。
《夺命》面世了，它不只是一本供癌灾灾民们宣泄感情的读物，它所引起的社会反响比我预料的要好得多，它所受到的综合评价之高是我不曾估计到的。
往下我该向读者介绍人家究竟讲了哪些好话，哪些鼓励的话。这却使我犯难了，本来人家说过了也就算了，自己除了留下一份感激之情外，就不要往心里去，当没有发生过的一样，不能沾沾自喜，自我陶醉。可我现在要一五一十地照讲不误，岂非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吗。当然了，借的是别人之口，但性质似乎一样。生活的经历使我觉悟到：自我感觉那么的良好，卖弄，显示，招摇过市，惟恐别人不知自己的“杰出”，谁能欣赏你，高兴你，谁能买你的账，人嘛，还是谦虚一点好，说自己不咋的，不如别人，人家还能把你当废品往废品收购站送，当处理品往信托商店送。中国历来提倡谦虚。谦虚是中国人的美德。讲究谦虚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只知道努力地去干，用心用力地去对待我干的每一件事，至于是非好孬让人家评估，我全神贯注地当好我的“哑巴”角色。由我记录下《夺命》所赢得的掌声、喝采声，有悖于我的为人之道。可我得干。我便找干的支撑理论。理论总归是会有的，就怕你不愿想不愿讲。现如今许多的厂家、商家在宣传自己所造所卖的产品为闻名全国、享誉全球的好货。许多人在征婚广告中写明自己有房、有私车，有高薪，有美貌，有特长，无子女，无负担。许多名伶、名流、名士、名人做广告推销食品饮料、衣服鞋袜、茶叶酒菜、中西药物、大小车辆、机器设备，也同时进一步推销了自己。许多教练也敢像外国的教练一样，声称参加比赛就是为了奔冠军去的。有的人甚至通过搞歪门邪道往“名人录”里挤，往名科学家、名艺术家、名作家、名教授等高层人士堆里扎，自然是一种腐败现象，不能效法他们。看来宣传一下自己，打扮一下自己，称道一下自己，讲一讲自己的过五关斩六将，似乎不值得大惊小怪，不属于下三烂的行径，甚至是一种时兴，一种风尚，咱要是扭扭捏捏、盖盖藏藏，该出手时不出手，该说话时不说话，说不定还落个“古板”、“迂腐”、“正统”的骂名。我才下定决心和社会的新潮流接一次“轨”。如果影响不佳，下次打死也不干就是了。我坚持照葫芦画瓢的原则，人家怎么说的就怎么写的，原封不动地搬过来，绝不干添油加醋借机炒作自己的勾当。
我一直编着书，撰写着文章，并且正式出版和发表了一些书和文章。它们都是“平庸之辈”，都是在社会公开发表水平线上晃荡的货，出来了，面世了，像鸡儿下了个蛋，树儿结了个果，是极平常极普通的事儿一桩，发生了跟没有发生了的几乎一样，掀不起一点波澜，引不起一点响动。我可不敢声张，更不敢用来送亲友和熟人，招摇过市。只是把它们朝我的书架上一放，让它们默默地久久地承受尘封尘压之苦，未对它们作多想，也不敢作多想。《夺命》出来了，起初我只以为它不过是又一个“蛋”，又一个“果”而已，出来了就出来了，仍像以往一样，以一颗平常之心对待它，并没有指望它能给我带来太多太大的喜悦、振奋和惊奇，而只是把心思用在再制造一个它的“弟弟”、“妹妹”来。但是，人间正道是沧桑，今非昔比，它居然不被人们当作俗物看，着实使我发愣了一阵，感叹曰：眼前所发生的果然是真的吗？
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中国新闻出版报》以“新书《夺命》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为题对《夺命》的正式出版做了介绍。《军医信息报》载文指出，《夺命》面世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诸多的报刊、电视台、广播电台派出记者竞相报道和制作节目。一家电视台的记者打电话给我说：《闯过死亡关》的节目在上海《东方电视台》播出后，《夺命》一书在上海引起了轰动，许多人想得到它。
我的一个朋友深夜打电话给我，向我贺喜庆功，说是《夺命》这一炮打得挺响，我也因此一夜成了名人，等找个时间来拜访一下我这个名人。我“回击”他说：“你今天晚上肯定跟妻子儿女们大鱼大肉了一通，直到现在啤酒和那些食物还堵满了你的嗓子眼处和你的胃部，兴妖作怪，使你无法安寝，做不成娶媳妇的梦，便抠邪点子打我的主意，花几角钱的电话费拿我寻开心，帮助你消化。不过，我还是由衷地感谢你的，至少你舍得拿起电话就跟我开玩笑了，不再像以前那样视我为等死的人，行将就焚的人，只配享受你的关心、同情、怜悯的人了。这可是我顾某人多年之所盼，今日始得如愿以偿，开心呀，痛快呀，要不是北京市公安局有禁令，我非买几十条炸鞭、几十扎‘二踢脚’放放不可，好好庆祝受苦人也有了今天。可是，寻开心你也得有个分寸呀，也不能太离谱呀，你不觉得你这样干显得太残忍了吗！”他说：“我说的是实情，何残忍之有？《夺命》我已看过，觉得它理应出轰动效应。你不以为你根本没有本钱值得我拍你的马屁吗！”这天晚上我还接了过去一位好心的同事打来的电话，听他告诉我《夺命》出错的地方。说到中途，他告诉我，他的夫人（我与她很熟）在一旁拼命“搞破坏”，不让他继续讲下去，理由是干嘛尽指错的，而他却不听她的，还是要讲完。因为他估计《夺命》很可能要再版，要配合我在再版前把所有的错误消灭掉。他一度曾任过一家军队出版社的副社长，是业内人士，他对《夺命》前途的展望自然使我颇受鼓舞。
强烈反应的形容是过了头的。轰动的说法也很难说是实事求是的。不过，反应确实是有一些的，小摇晃是发生了的。
患胃癌后，我是有些像电影《舞台姐妹》中的商水花那样遭到冷落被人不理不睬的，加上我甘愿寂寞，不愿与人交往，所以境况大有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味道。亲朋故旧登门的少了，新闻界的人士更是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我。《夺命》出版后，我的家陡然增添了许多生气，我一时间成了个大忙人。那些日子里，虽然不到我家的门槛被记者、编辑、编导、摄影师们踢破了的程度，却是隔三岔五有采访的人或按电铃或打电话来，使我颇有点应接不暇之感。我计算了一下，共有包括《北京青年报》、《解放军报》、《中国老年报》、《健康报》、《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国质量报》、《中国消费者报》、《解放军生活》、《人民军医》、《解放军健康》、《军医信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五洲传播中心《东方视点》工作室和北京电视台等在内的十七八家媒体作了《夺命》及其相关的报道，或编发了消息，或写成了人物专访，或登载了文章，或制成了录音带，或拍摄了人物专题片，或发表画页。
有的放在了较显要的位置，如《北京青年报》在第4版头条的位置登载了消息，还配发了照片。有的用了很大的篇幅报道，如《中国质量报》用了将近1个整版的版面。《中国消费者报》用了3／4的版面。有的在登了通讯的同时，还配发了短论。
有的选择在黄金时刻播出。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老区建设画报》摘要转载了《夺命》的一些章节，并加了编者按语。
一个年轻导演曾与我商谈，拟将《夺命》改编成话剧搬上舞台。
中央电视台、《知音》杂志社、《中国妇女》杂志社和南方某城市的一家杂志社，也曾有过对《夺命》进行宣传报道的打算。
就为这该死的忙碌和应酬使我相交了一个，却得罪了另一个。有一天上午10点钟左右，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传来一位女士的声音，她说她在本市某单位工作，是一位胃癌患者的女儿，打电话有一事相商，她今日即领自己的父亲前来我家，请我传经送宝，讲讲自己是怎么从癌症“队伍”中“复员转业”的。我告诉她近日我家挺热闹，不断有记者编辑来，此时此刻北京电视台的《金色时光》栏目的编导杨明同志就坐在我家的会客室，需要我接谈，今天是星期五，她可否在下个星期一再打一次电话与我联系。她如约打来电话，不巧又逢《中国老年报》的李三记者采访我。她第三次打电话给我时，又值我去北京广播电台参加制作《老年之友》的节目，当“主角”的，只好请她过些日子再联系，但此后一直没有音信。又有一天的早晨，也是一位女士打来电话，说是她在北京工作，她在乡下的父亲患了胃癌，她想请假回老家把他接来，然后领他来我家，请我给她父亲上抗癌的课。我告诉她我眼前没有工夫，安排不过来，过一段时间再说。直到现在，她都未来找过我。我估摸着这两位女士可能对我有想法了，生我的气了，说不定还在背地里损我：撑死了不就是个中晚期胃癌患者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摆臭架子，闭门谢客，一个未得志便猖狂的小人。
《夺命》的出版所产生的效应，不是轰动效应，而按我的说法是产生“摇晃效应”。我的一位军报老上级、作家，看了我赠给他的《夺命》，对我进行了一番鼓励和表扬之后，要我对《夺命》的一些材料进行组织、整理、加工，写出一篇品味人生的文章寄给他，争取在《中华魂》杂志上发表。我遵命很快完成任务。《中华魂》杂志2001年第7期刊登了拙文《我的夺命大战》。
记者、编辑的冲击波尚未消尽，接踵而至的是索书的冲击波。亲友熟人来要《夺命》，素昧平生的也来要《夺命》。近处的要，远处的也要。最使我感动的是上海众多的要书者中有一位女士和一位先生。有一位女士晚上7点多钟打来长途电话问我：“你是顾德如老先生吗？”听声音像是一位中年妇女，我回答道：“‘老先生’不敢当，敝人乃顾德如也。找我有何贵干？”她不愿惟我的意愿是行，没有立即就上正题，而是自己想怎么“运行”就怎么“运行”，说道：“唉呀，我的电话又是打到上海《东方电视台》，又是打到北京《东方视点》工作室，一共打了3天共50多次电话才搞到你家的电话号码，找到你。找到你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了！”我的下一句话是：“可你为什么要耍这样大的呆呢？莫非大脑里飞进了蛾子不成！”我自然没有吐出口，把它咽了回去，让对方继续“运行”她自己的。她发问：“你写了本《夺命》是吗？”“是的。北京的一家媒体就此事拍了一个专题电视片，很可能不久就要在你们上海的《东方电视台》播放。”“已经播放了，我已看到了。”“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呢！”“我就是因为看了电视才打电话找你的。我想要一本书，可以吗？麻烦你寄给我，收到书后我立即将书款给你汇过来。”《夺命》定价才17元，可她为了得到1本《夺命》，总共花去的电话费我看不能买下一整套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也能买下大半套了。她要得《夺命》的虔诚劲儿几乎能和喇嘛教徒几步一扑倒，千里迢迢一直扑倒至布达拉宫的虔诚劲儿相媲美了。我实在被她感动得鼻子有些儿发酸。我感慨地说：“书肯定会寄，尽快寄，不久你就会收到，放心好了。但是，你必须听我的一句话，即书款不需付了，你喜欢我的书已经足矣！这比付钱更值钱。没有什么能比喜欢作者本人写的书而使作者更高兴的了，我谢谢你。我已向许多陌生人寄出了《夺命》，一律免费，你当然不能例外，你说对吗！”
在接到这位女士的电话的第3天，我又接到另一位先生的电话。他只讲了他打了近30次的电话才搞清了我家的门牌号码，没有说用了多少天。嗯，花费要比刚才那位女士的少些，怕也够买半套《中国大百科全书》了吧。他说他想要1本《夺命》，请我给他寄去，书到后即将书款寄给我。他要我记下他的姓名、住址、邮政编码。我说：“且慢，还未谈好条件，怎么能糊里糊涂就寄书。”“说吧，什么条件？”“想要书就不要汇钱来，不想要书就汇钱来，何去何从，悉听尊便。”“那多不好意思呀！”“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我不是靠卖书卖稿维持生计的，政府给我的酬劳颇丰。再说也是我为自己立下的规矩，‘开仓放赈’，要我的书者只管白食，不必操心，一手交货一手交钱的事，你怎能带头破坏我的规矩。”“那只好听你的了。”“这才对嘛。”索书的冲击波持续的时间更长，直到现在尚有余波。好在这次出版社给我的书多，否则，岂不是抓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