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车轮行进到南宋，豪放词又达到了如日中天的繁荣期。南宋的偏安一隅，苟安于江左，北宋的沦亡，大多数文人词家南逃，亡国的耻辱，家破的现实，漂泊四游的境况，致使大部分文人墨客关注现实，将国破家亡的事实用词的形式反映出来。他们不满足于偏安生活，要求朝廷发愤图强，打回江北老家去，他们把这种思想熔铸在词作中，使词显得慷慨激越，凌气超人，图存救亡是这一时期词作的主题，并逐渐形成词作的主潮。虽然词作仍为抒怀娱乐的诗化功能不减，但更多的是深入社会现实，反映民生疾苦。在他们的词作中，抗金斗争与实际事物十分浓郁，充满着强烈的使命感，高喊出豪壮悲慨的时代最强音。或重过京都而伤悼今昔盛衰，不胜麦秀黍离之叹；或闻捷报传来即赋长调而歌，虽感抚沧桑但不掩其蹈厉之气；或痛斥权奸当道，国运危艰，一味苟安屈辱，致人才消磨，北伐无望，如此等等，皆缘事而发，个人的喜怒哀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这一时期以辛弃疾为代表的豪雄之势声贯一时，震耳发聩。陆游、张孝祥、陈亮、刘过、刘克庄、文天祥、刘振翁、蒋捷等一派，人多势众，我觉得豪放之声在南宋应是主调。辛弃疾当仁不让的是这一流派的杰出代表。
一、辛弃疾经、史、子、集的大融合
辛弃疾（1140—1207年）字幼安，号稼轩居士，历城（山东济南）人，是南宋最杰出的爱国词人，与陆游同为南宋文学双壁，又是宋代豪放派代表作家，与苏轼并称“苏辛”。他出生时，历城已被女真人践踏18年，深感做亡国奴的耻辱和痛苦。其祖父辛赞虽做了女真人一名小官，但常带儿孙“登高望远，指画江山，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美芹十论》）。其岳父范邦彦也是爱国之士，于1161年起兵反金，投奔南宋。这样的家庭熏陶和耳濡目染，使辛弃疾从青少年时代便立下了报国雪耻，恢复中原的宏伟大志。当金主完颜亮被宋将刘琦、虞允文击败并死于内讧之后，金人的势力大大削弱，于是乎北方沦陷区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金起义，22岁的辛弃疾便率众两千余人投奔了当时最大的耿京义军，并被任命为掌书记。第二年，辛弃疾奉命南下，商谈归顺南宋领导以及协同作战事宜，高宗授其右承务郎。返回北方途中，得知耿京被张安国刺死，义军土崩瓦解，叛徒张安国当上了金国的济南知州。于是，辛弃疾率50余众袭击金营，生擒张安国，并把他押回建康，处以死刑。辛弃疾“壮声英慨，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名振一时。
当辛弃疾奔南之后，意气风发，想为抗金复国大业一显身手。他在《美芹十论》中详细的阐述了自己的主张，给有关当局分析敌我方略，展示了极高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但却没有引起统治者的重视和采纳，并被排挤和打压。这是因为，他的才能过人，遭人嫉妒，统治者要安内，他的主张却是攘外，与南宋统治者的国策相左。另一方面，南宋统治者认为，抗金义军总不是安分守己之辈，同时，辛弃疾雄才大略，自信自负，有个性的武将更加遭到猜忌，随后遭到弹劾免职，随后大多时间身处乡居，表面恬淡自适，其实内心悲慨，难抑胸中块垒。为此黄宗羲评曰：“辛稼轩与弱宋末造，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一腔忠愤，无处发泄，观其与陈同父抵掌谈论，是何等人物！放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其词。”。可见，辛弃疾是一代英雄，是文武全才之辈。词作中常常以历史风云人物为倾慕对象，刘备、孙权、诸葛亮、刘裕、谢安等人在他的词中经常出现，并被歌颂赞扬，表明自己的雄心壮志。辛弃疾不仅是一位思想者还是一位军事超群的军事家，政治上又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正因为他的文才武略超群，所以受到无端陷害和压制，英雄无用武之地。这是统治者的悲哀，也是辛弃疾的悲哀。
在政治上，军事上一再受到排挤之后，自己的雄才大略无法施展，建功立业的欲望始终得不到满足，追求的远大目标无法实现，经世济时的奋斗目标成为空话，失地何时收复遥遥无期，于是这些内容就成了辛弃疾词作的主线。辛弃疾一生写了大量的豪放词，《稼轩词》存词600多首。范开说他“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许，以功业自许……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耳”，可见词是他“陶写”“气节”“功业”的有力工具和平台，为此抗金复国成为其词的主线是必然的，这就匡定了其词的主要内容。
首先，建功立业是辛弃疾的远大目标，这是他豪放词的主题。在宋词中，他第一个将月夜行军，沙场点兵，战马悲鸣，将士用命引入词中，他青年时的风光英武，在其词中都有形象的描绘，对自己的寂寞也有生动的表达，从而形成了其词悲壮的意境，他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这首词表现了辛弃疾的功名之心和气节个性，人称其“词中之龙”，词坛“飞将军”，虽是写给陈亮的壮词，实际是他理想与抱负的真实写照。他的英雄气概大多都是通过梦境来展示的，这首词也不例外。在回忆中，当年起义的战斗生活，驰骋沙场，杀敌报国的英雄气概如蒙太奇一样，一幕幕展现出来，并且每一个场景都是艺术化的，豪情壮飞的，显示出了英雄豪杰之气，词中的“剑”“灯”“号角”“弓”“马”都是建功立业的标志物，对渲染战场气氛，表现人物情怀极有张致。前九句的英雄气喷发汹涌，最后一句梦醒时分，心情是如此痛苦难抑，由慷慨激昂，豪情满怀一下转到沉郁悲愤，积淤胸中怨愤喷涌之后渐于熄灭，大好春光去矣，年已老朽，自己建功立业的雄心却成泡影，昔时抗金的战斗生活是艺术化的夸张，浪漫主义的描绘，展现了无与伦比的艺术境界。全词由现实到梦境，再回到现实，表现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撞击，在撞击后产生出的无限痛苦和悲伤，他的《鹧鹄天》一词也是对功名的炽热，全词“追往事，叹今吾”，心事重重，昔日叱咤风云的岁月永难忘，吟今日岁月虚度，功业难成，内心的酸辣苦痛可想而知，写这方面内容的词一般情绪化较重，牢骚话满纸，但又是无可奈何，这是充满悲情所致。
其次，山河破碎，南北分裂的悲叹。这一悲叹大多是在怀古伤今，感时叹世中表现出来的，他有恢复中原之雄心，时代却不给他提供机会，他的英雄之气，他的军事才干都无以表现，所以他悲抑难耐，南宋小朝廷根本不接受他的任何主张和策略，为此，他壮志难酬，表现出对南宋小朝廷的悲怜之情，所以他借其词一展雄风伟志，“西北”呀，“神州”啊，尽显他的风采人生，如他的《归朝歌·过南剑双溪楼》，《水调歌头·送施圣与枢密帅隆兴》，《满江红·建康史致道留守席上赋》，《贺新郎》，《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怀古》等等都是这种情志的展示，这里有歌颂，也有批判，有激愤，也有嘲讽，可以说是振臂高呼自己意志真情和豪放情怀的。这种无法压抑之雄心却无法展示，必然带来无法化解的牢骚怨气，这一牢骚怨气是失意后的另一种表达，也是对统治者的极大的不满中产生的，如他的《八声甘州》就是这一主题的明证。在词的小序中就说明了题旨，引用李广之事来影射自己，李广不被重用，自己也是如此，这是借古人之事来抒发心中的郁闷，词人选材精到，不露痕迹地表达了自己英雄气不畅的不平心情。他这种报效祖国的雄心，在晚年一直不减，始终处于报国无门和为国效力的矛盾煎熬中，这种心态始终无法改变和超脱，时事如汹涌波涛一样冲撞着自己的内心世界，在这方面，辛弃疾有如李白。李白的一生也是在矛盾痛苦中度日月，这种志向至死未渝。同样是豪放词人，北宋词人苏轼就豪放的有节制，虽然苏轼一生十分不幸，几近于死，但他豪放雄杰，慷慨悲愤之后是自适，苏轼能将自己的心态在儒、释、道三者中自然和谐调适，悲不过，伤不哀，激越之后会自然而缓缓落下尘埃。而辛弃疾虽然承继于苏轼，但在那种悲愤与豪迈，出仕与入仕，抗金复国的愿望与统治者软弱无能，猜忌贤良的痛苦中冲撞着，每一次冲撞之后都是更加的痛苦，他却始终在痛苦中奋进，在痛苦中勇敢前行，从来没有打退堂鼓的消极落寞情绪出现，始终表现的都是一副忠君为国的面孔，这一点正好表现了辛弃疾性格的顽强不屈，宁折不弯的人品。刘辰翁在《稼轩词序》中说：“斯人北来，暗鸣鸷悍，欲何为者；而谗摈销沮，白发横生，亦如刘越石。陷绝失望，花时中酒，托之陶写，淋漓慷慨，此意何可复道。而或者以流连光景，志业之终恨之，岂可向痴人说梦哉。”由此可知，辛弃疾词是抒写功业气节的工具，与其他词人不同，一是气魄宏大，充满阳刚之气，缺少儒家的中和之美，清人陈廷焯评曰：“稼轩求胜于东坡，豪壮或过之，而逊其清超，逊其忠厚。”二是辛弃疾词锋芒毕露如野马由缰，不收敛，较着力，周济说：“稼轩不平之鸣，随处辄发，有英雄语，无学问语，故往往锋颖太露。”。陈廷焯说：“稼轩词着力太重处，如破阵子，水龙吟等作，不免剑拔弩张。”。三是议论太多。因为，他的词是阐发其思想和主张的工具，所以议论成分较多实属必然，但这一点无形中就减少了文学色彩，为此明人杨慎说：“宋人以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此说固当。”。明人毛晋也说：“宋人以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善评也。”。四是散文化明显，人们评苏轼以诗为词，稼轩是以文为词，其笔力任意驰骋，诗、文、赋信手拈来，为我所用，为此形成了过于散文化的格局，受人诟病。清人吴衡照说：“辛稼轩别开天地，横绝古今。”各家学说的引用，使其词“拉杂运用，弥见其笔力之峭。”。我们认为，正因辛弃疾词这样洋洋洒洒，天地奇观尽现，才成就了他如波涛汹涌的长江，如万顷的海浪，气势无以可比，没有人能超越的昂奋激情与雄壮宏伟的气魄，与其说是他的短处，倒不如说是他的长处。如果没有这气壮山河的浩然气魄，那辛弃疾词就不是其辛弃疾词了，也不会形成豪放一派的思潮成风。所以说，后人评说还是停留在词为艳科的地步，他们觉得词一从娘胎里出来，就应是儿女情肠的工具，不应有豪旷粗强之声，一旦有了这些强音，就觉得不合规矩。从这种认识出发，我们就可以考查到，北宋苏轼豪放词不被他人看好的原因了。评论者有拘于旧规，有审美范畴，总而言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标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主题。我们认为，像苏轼、辛弃疾创立的豪放一派是对词坛的革新，是对词坛注入的强劲活力，有力地扩大了词的表现内容，体现了其人其词的博大精深，更代表了唐宋词的审美韵味，就唐宋词的传世之作来看，大多为慷慨激越之作，对社会，对时代有强大震撼力的还是那些豪放强音之作。正因为这种广泛的影响，当时就形成了以其为核心的豪放词派。他的成员有陈亮、刘过、刘克庄、陈人杰、文及翁、邓剡、文天祥、陆游等一大批豪放词人。
辛弃疾词的内容博大精深，艺术上也更为炉火纯青，他继苏轼之后，真正将词境变得更加雄奇阔大，彻底打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观念，摆脱了词的格律束缚，扩大了词的题材与表现手法，苏轼是以诗为词，而辛弃疾除了以诗为词之外，还以文为词，暗喻和比兴手法的运用，使词委婉含蓄。他的豪放词境界阔大，感情饱满，气势非凡，风格雄浑豪放，浪漫情趣十分浓郁，刘克庄说：“公所作，大声镗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四库全书总目<；稼轩词>；提要》也载：“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特起，能于剪翠刻红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
辛弃疾的登高望远词别有情致，在词史上是将其内容扩大的另一题材，在他的词中，这一题材量多质高，表达的都是自己壮志难酬的悲哀，如他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