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写于宋开禧元年（1205年）作者出任镇江知府时，上片列举了孙权、刘裕的丰功伟绩，孙权坐镇东南，击退强敌；刘裕起兵北伐，收复了长安、洛阳大片国土。二者都是叱咤风云的英雄。辛弃疾向往这些英雄，希望有一番英雄壮举。他虽然曾是过英雄，也豪迈过，但此一时彼一时，作者写这首词时，已在乡间闲居了20余年，风华向上的大好时光一去不复存在，但是自己恢复失地和故国江山的雄心始终没有减退过，现如今，虽然自己年事已高，但内心是赤诚的。为此，作者借用古代英雄的事迹来激励南宋士气，铲除畏敌如虎的怯懦心理，剔除软弱无作为的畏惧情绪，以便鼓舞人们的斗志。下片又借用刘义隆、王玄漠的失败事例，警告当权者韩侘胄要吸取古人教训，不要贸然行事，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不打无把握之仗，草率出兵必然失败。然而韩侘胄刚愎自用，好大喜功，不听辛弃疾的建言，轻敌冒进最终惨遭失败。这种现实与历史上的事例何等相似乃尔！作者在结构全词的过程中，回忆了昔日北方起义，抗击金兵的英雄壮举。结句中又以古代战国时赵国名将廉颇的故事来自况自喻，表达了自己报效祖国的强烈愿望，时至今日，自己已近花甲之年，仍然是十分强烈，雄心不改。一个威风凛凛的自我形象赫然屹立人们目前。这正是词人的自我形象，也正是他本人的英雄肖像的写照和缩影。这首词写景抒情及咏史巧妙结合，托古讽今，表达了作者的深谋远虑与报国豪情，气势浩然慷慨。在这首词中词人用了大量的典故，据宋岳珂《桯史》载：辛弃疾写就此词，“特置酒招数客。使妓迭歌，益自击节。遍问客，必使摘其疵，”岳珂便以“新作微觉用事多耳”回答。辛弃疾亦苦苦推敲。笔者认为，岳珂的指责是不确当的，因为尽管词中运用了较多典故，但这些典故都是紧紧围绕地点而言的，除了廉颇的故事之外，都是相关镇江的历史史实，词人身处镇江，登上京口北固亭望远，辽阔苍茫的原野引起了不尽的哀伤，自己为之奋斗的恢复中原，抗金复国的愿望没有实现，自己的雄图伟业落空了，自己的壮伟之气无法发泄，往往借登高望远一展自己的心结。站在北固亭，眼望四周，自己已进暮年，何时才能图大业呢，于是景情相融，悲从景中生，伤由情景来。这些围绕一地而来的典故，只要恰如其分，多点又何妨？为此，岳珂的批评是不公允的。其实词人正是借这些典故表达自己的块垒的。有了这么多典故，才显出这首词的厚重和多彩，说服力和感染力才得到了加强。这首词的艺术表现力是空前的，这恰恰是这首词的长处所在。杨慎在《词品》中说：“辛词当以京口北固亭怀古《永遇乐》为第一”。这一评价是比较公正的。另一首《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与上边这首词写于同时同地，并化用前人成句，自问自答，句式灵活，表达的仍是对中原的怀恋，对失地的无比强烈的情感，词中对孙仲谋的大力歌颂，就是对统治者宁可苟安也不思恢复的软弱行径表达了不满。语言轻快活泼，感情饱满欲胀，风格雄浑豪放，同样具有震撼古今的气魄和艺术感染力。《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一词也是登临之词，表达的同样是悲愤之意。南渡已多年，却一直担任与抗金恢复毫无瓜葛的闲职，北望恢复无时无日，报国的一腔大志无地施展，英雄无用武之地，于是忧从中来，悲从中来。上片选择的意象全为暮秋景致，用清秋、落日、断鸿、西风等意象，为自己的悲声作了渲染。景与情和谐的统一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下片开始转入抒情，连引三个历史典故，层次一转再转，表达了自己茫然无据的心绪。一是说自己不能与古人相比，古人可弃官归田，而自己是有家不能归，乡思之情很浓。二是对古人的批评，我绝不会学古人不问国是，只顾一己私欲。三是自己要学古代贤德高尚之人，为国为民分忧，为一己私利于国于民而不顾是他不耻的。四是借用桓温北征之事，表达自己对北伐无期，恢复中原无望的气愤，真是对不起自己平生之雄心壮志矣！有何面目大谈历代英雄。以上几层意思层层深入，情绪一下子达到高潮。最后一层是自然过渡到结尾，表明了登临之意。借用自己的生活经历，伤悼理想无法实现的悲叹，与上片遥相呼应。这首词展现了辛弃疾自由挥洒，激昂悲壮的风格，词的内涵相当丰富深厚，虽然苏轼与他并称，但辛弃疾词的豪放内容是南宋生活的大写真，现实主义与浪漫情致有机结合一体。他的词反映了南宋的社会矛盾，内容相当厚重，运用圆熟精到的艺术手法把浑厚的内容完美地表达了出来，有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艺术感染力。他的词之所以有如此强的震撼力，就是他写的是真情，描绘的是真事，议论的是自己抗敌救国的主张及策略，他的报国无门却壮心不已的失落英雄的心声，高喊出了时代最强音，引起了当时以及后人的强烈共鸣。同时，他的词中的形象就是他本人，写他所想所思所为，就真切具体的多了。不像有的豪放词人那样，虽然粗声大气，情激高呼，但少了一些真情，多了一些矫情，读之虽有振臂一呼之势，却无空谷足音的韵味。当然，辛弃疾的人生经历，超群的秉性天赋，经验学识的丰富广博，才使其所以然，才创作出了“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沉郁”的惊人词作，其词不仅“异军突起，能于剪翠刻红之外，屹然别立一宗”，并且以文为词，发挥并扩大了豪放词境，为豪放词留下了不朽之作，为宋词也开创了别天洞府，占据了词坛辉煌的一页。
除用典之外，辛弃疾词中善于将比兴、比喻、象征、比拟，将语言技巧推到极致。在豪放词派中，苏轼词中已有大量的比兴手法运用，辛弃疾却把这些手法运用得更加圆熟，达到了更高的艺术水准。如用“斫去桂婆娑，”（《太常引》·一轮秋影转金波）比兴铲除那些阻挡抗金北伐的黑恶势力。“玉环飞燕皆尘土”（《摸鱼儿·更难消几番风雨》）中玉环、飞燕的下场比兴奸佞小人同样有如此下场，如《沁园春》：
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飞惊湍直下，跳珠倒溅，小桥横截，缺月初弓。老合投闲，天教多事，检校长身十万松。吾庐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争先见面重重，看爽气，朝来三数峰。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户，车骑雍容。我觉其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新堤路，问偃湖何日，烟水濛濛！
词的上片描绘了灵山雄伟峭拔之势，以及小桥流水、苍松翠柏的优美环境，衬托自己不满意闲适生活的心情。下片抒写灵山给人舒适美好的感受。这首词的意象组合很别致，以有生命之物比兴无生命之物，以人之情感赋予无生命之情感，十分高妙。为此，杨慎极为赞许“说松而又谢家，相如、史太公，自非脱落故常者，未易闯其堂奥”（《词品》卷四），这一评价，肯定了这首词的比兴手法的妙处，妙到无人达到的境界，这就是创造性。作者将马比山峰的连绵，赋予灵山若“奔驰的态势，化静为动，用比拟手法把灵山写的多姿多态，把灵山峰雄伟峭拔，蜿蜒曲折的概貌写的活灵活现”。“跳珠倒溅”中把水珠拟人化了，下片头六句中，“争先见面重重”本写雾散峰出的现象，但词人以写人的活动“争先见面”作比，化被动为主动，化腐朽为神奇，灵山群峰如众多青少年见亲人般拥了过来，把灵山的苍松翠柏比成谢安家的子女一样庄重大方，挺拔俊秀，灵山的千姿百态，如司马相如初到临邛时那样车盖如云，从容文雅，潇洒巍峨。作者用不同的人物来描绘同一种景却极为罕见，因为在古代文学中用多种事物比喻人的各种优秀品质是不乏先例的，但用众多的人物描写灵山群峰的风貌，则是辛弃疾开得风气之先，也显十分别致新颖，这是辛弃疾的一大创举，不仅如此，词人还以文拟山，这又是比兴手法的创新。词人还用韩愈评柳宗元散文之语，“雄深雅健”来写灵山的高俊、深邃、幽雅，这种以人拟物之法，能把物写的富有灵动；以文拟物，即可赋予自然景物深深的韵味，所以这里的拟物、比喻、比兴恰如其分，超然圣手，让人感到了新奇，感受了美，感受了灵山的美妙的滋味。其实，“说景即是说情”，辛弃疾词有很多地方用拟人手法描写青山，如“青山欲共高人语，联翩万马来无数”（《菩萨蛮·金陵赏心亭为叶丞相赋》），“畴昔此山安居，应为先生见晚，万马一时来”（《水调歌头·题张晋英提举玉峰楼》）；“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解频数花鸟，前歌后舞；更催云水，暮送朝迎”（《沁园春·再到期思卜筑》），这些词句句写山，又句句写人，写人写山，写山写人，水乳交融，他是以山的美丽妩媚来衬托自己的心灵纯洁高尚和不朽品格的。同时还用“缺月初弓”比喻小桥，用“龙蛇”比喻参天松柏，用“风雨声”比喻松涛之声，实在妙极，让人从没感受到的奇妙。沈祥龙在《论词随笔》中论到：“诗有赋、比、兴，词则比、兴多于赋。或借景以引其情，兴也；或借物以寓其意，比也。盖心中幽约怨悱，不能直言，必低回要眇以出之，而后可感动人。”正是作者灵活多变的运用赋比兴，才使这首词传神，新颖，情景交融，让人咀嚼回味，慎思而玩索，越玩索味道越浓厚，感染力越强大。
在辛派词人中，都深受辛弃疾影响，有的人模仿，但已步入偏激。因为豪放词派多写爱国词，壮语惊人，虽讲格律但不拘于格律，以散文词法结构句子，吸收经、史、诗、文语言入词，但他们谁也没有辛弃疾反映社会生活那么深、那么广，虽然豪壮，但清逸不足，没有能超出者。
二、苏辛词的异同
苏轼开创了豪放一派，辛弃疾继承和发扬光大了豪放词，并把豪放词推到了极致，到南宋，豪放词才蔚然成风，形成气候。苏轼虽开创豪放词，但在北宋苏轼后继乏力，并不完全被人们认可。两人并称，又有上下承继关系，但却有同有异。他们的相同处是彻底打破了婉约词一统天下的格局，创作了大量的豪放之作，在词坛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人评说苏轼词是“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也就是说苏词荡涤了缠绵悱恻的儿女情肠的写作法度，引领人们登高望远，在茫茫旷野之下产生一己之悲情，从而慷慨高歌，在安乐闲适情怀下，抒出自己的强烈呼声，这种高亢之声是超世脱俗之声，是远离尘嚣之外的呼告，是心胸开阔，境域辽远的旷达。为此，他的豪然之气在北宋时和者寡，后继队伍不壮，别人难以学来。辛弃疾的词是“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就是说，辛弃疾在浓墨重彩的描画中，显出雄气伟岸之态，沉郁悲壮之气，具有雄才大略，气魄浩然，直爽痛快淋漓的高唱之势，对时世无拘无束，有如李白的豪放自由一样。用王国维的话说，“东坡之心地光明磊落，忠爱根于生性，故词极超旷，而意极和平；稼轩有吞吐八荒之概，机会不来，正则可以为郭（子仪）、李（光弼）、岳（飞）、韩（世忠），变则为桓温之流臣，故词极豪雄。而意极悲郁，苏辛两家，各自不同。”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1、写人的角度不同，层面也不同。辛弃疾描写的人物大多为英雄豪杰，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代天骄的英雄豪杰，所以他所写的都是一时英雄豪杰的形象，如郭子仪、岳飞、孙权、刘裕、谢安、李广等，他认为这些英雄豪杰，才是自己的偶像，也是自己的追求目标，在这些身世不畅的英雄身上，也有辛弃疾一生不幸的影子。苏轼写人多为仙气之人，超逸旷达之人，以“疏狂异趣”的形象为最，大多为飘逸任性之辈，达士、游仙、隐士、居士、迁客等面孔比比皆是，《定风波》中的“一蓑烟雨任平生，”《水调歌头》中的“我欲乘风归去，”《渔父》中的“一笑人间千古”，“醉醒还醉醉还醒”，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通过这些不同的仙气笼罩之下的人物，彰显了苏轼“坡仙”的性格特征。辛弃疾写人大多虎虎有生气，朝气蓬勃，威武雄姿，大多从信念写起，如《贺新郎》中“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写远大抱负的有“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写矫健雄风的有“马做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破阵子》），这些人物都是威风凛凛，一副浩然正气面孔，相反，苏轼写人多有超脱习气，老者、练达者较多。
2、写景绘物也不同。辛弃疾最善于在写景中，尽展豪放特征的飞动感，景物都具有奔腾不息的动态美，在这种极富动态美之中，又饱含着自己的顿挫沉郁之情。在描写景物时，虽然笔法清新纯朴，但一种跃跃跳动的律动感无法按捺。而苏轼的写景大多是淡云、微风，细雨潺潺，迷蒙清疏的景色，多用月明清辉的柔和来写环境的清幽宁静，虽有青山绿水的澄澈灵活，但仅是为增加画面的寂寂之感。这与辛词的气势磅礴，悲壮激越显然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