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子毕业后，分配在一家国营棉纺厂，效益不是特别好。厂里技术人员多，僧多粥少，人浮于事。他也觉得闷，便停薪留职来帮我经营这个厂子。他属于那种想干一点事的人。不过，他反复强调只是临时帮我的忙，随时都有可能走。我说怎么都行，去留自由。
这样，我撤掉了地下室的那间铺面，原来聘用的几个姐妹成了新厂的骨干，留用了老厂一部分熟练工人。我听从强子的建议，添置了最新式的现代化设备，进行流水作业，极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
然而，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问题出现了。上百人的厂子生产出来的产品，仅仅靠自家的一个铺面销售是远远不够的。产品开始积压，供销矛盾愈来愈突出。
为了避免恶性循环，强子认为必须忍痛割爱，迅速对产品进行分流，也就是说，除保留一部分精干力量生产高档西服、套装外，大部分力量应改做普通服装，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大路货”。
这个决定真的太英明了。强子的确是一个有眼光、有魄力的实业型人才。
那时，恰值中国的新一轮生育高峰，我们经过仔细磋商分析，把绝大部分力量投入童装生产。另外，为了疏通销售渠道，我们又在浙江村租了一个门面，向全国批发。
到了1992年下半年，中俄贸易出现热潮，有不少俄罗斯商人到中国采购服装，起初在边境地带，逐步南下，到北京的商人日益增多，可谓商贾云集。
为了促进这种民间出口贸易，北京市在建国门使馆区附近的雅宝路开辟了规范化的市场，主要针对俄罗斯及其他东欧国家。
我们毫不犹豫地租下了一间铺面，尽管租金昂贵，但我们从未怀疑过这种付出是否值得。主要是对俄罗斯这个民族充满了信心，相信他一定会重新强盛起来。
开始一段时间，生意比较清淡，我们以为是新建的市场，来进货的俄商不多。后来，铁道部开通了北京——莫斯科的特快列车，来北京进货的俄商势如潮涌，但我们的生意仍然不佳。
由于语言不通，交流困难，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俄商不肯进我们的货。我想，肯定不是质量问题，无论从衣料、做工、款式，我们都是第一流的。
有一天，一个肥胖的俄罗斯妇女拿起一件西服往她丈夫身上比划，一边比划，一边惋惜地摇头，嘴里啧啧有声。直到这时候，我才茅塞顿开。
原来，俄罗斯人身材高大，三围一般比中国人大一号，而我们的服装尺寸完全是按照中国人的特点设计的，跟销售的对象对不上号。
我们很快纠正了错误，生意一天比一天好，用一句成语说，叫蒸蒸日上。
天凤对我笑了一下，问我有没有留意到她的叙述在不知不觉间已经由“我”变成了“我们”，我点点头。
是的，那时我们已经结婚，还没有孩子，夫妻关系十分融洽。无论从哪方面讲，强子都是个很不错的丈夫。我暗暗庆幸自己找到了这样一个好男人。我真的很爱他，几乎到了唯命是从的地步。
我们住在我现在的这套房子里。这是因为拆迁，由那间平房换来的一套两居室，七十多个“平方”，住着还行。
本来，强子家里有房子，他父母也乐意让我们过去住，但是这样一来，要么我这套房子空着，要么夫妻各居一处，两种选择都不大妥当。最后还是依照我的意见，住在我这套房子里，这样既方便又宽敞。
再说，有私家车，当时是一辆客货两用的小面包。出行、来往都很自在，犯不着挤在一块儿。你说是不是？
天凤扭头看了我一眼，又一笑，甜蜜而幸福的笑容。
要说有私心眼儿，就是我只想和强子朝夕相处，完完全全两个人的世界。新婚的小俩口，容不下任何别人，哪怕是最最亲近的人。
头一个月，我俩形影不离，总有说不完的绵绵情语，平时听上去平平淡淡的话在此刻似乎都别有趣味。我甚至不敢出门，怕不好意思，因为我太幸福了。肚子饿了，都是强子出去买吃的。我们自己不做饭。他父母也从未到这边来过，只是偶尔打个电话过来，叮嘱强子注意营养。
到了晚上，我坐在强子腿上，跟他玩一些孩子们才玩的游戏。他要是不玩，我就和他耍赖，不许他看球。他缠不过，只好陪我玩。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那样快活过。
有时候，我甚至傻想，要是早知道女人和男人结了婚会如此其乐无穷，我就该早一点嫁给他。想着想着，我自己把自己闹了个大红脸。
婚后，强子仍然负责照管厂里的事务。我主要照看三个铺面，给店里送货，给客户发货，清单，结账，交管理费等。总之，两人都挺忙，顾不上要孩子。
到了1993年下半年，雅宝路铺面的生意慢慢步入了正轨，我请了一位东北小姐做店员，她在中俄边界长大，会说俄语。一些常来常往的俄商也能用北京话神侃了。所以，相对而言，我身上的担子轻松了一点。
这一年，我26岁，正是女人生育的黄金年龄。假如再推迟，一不利于优生，二会影响我的身体，说白了，就是有难产乃至危及母亲生命的危险。
强子比我大两岁，28岁，也该尝尝做爸爸的滋味了。我们决定松一口气，要一个孩子。次年八月，我生了女儿晓宁。皆大欢喜。
有了孩子，我的大部分精力便放在了家里，生意上的事主要靠强子照管。只有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我才去搭搭手。
没想到正是这一年，我们的感情慢慢出现了问题。
天凤给店员交待了几句，我们从故宫出来，开车走府右街上了长安街，准备前往此行的第三站，也是最后一站，雅宝路市场。
车子经过新华门，驶到人民大会堂北门路口恰遇红灯。一位英姿飒爽的女交警站在岗亭上指挥交通，一招一式，干净利落。
透过车窗，我注意到长安街两侧及广场四周三步一哨，五步一岗，布满了笔挺的哨兵和手持对讲机的警察。城楼前的旗杆上飘扬着中美两国的旗帜。
我这才意识到今天恰巧是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的日子。克林顿总统于1998年6月25日到达西安，然后从西安飞到北京。我国领导人在广场上主持欢迎仪式。过了一会儿，二十一响礼炮过后，由警车开道的车队风驰电掣般驶离广场。
绿灯。车辆和人群重新开始流动。
天凤冲附近的一位警察打了个手势，那位警察举起戴着白手套的手友好地挥了一挥。天凤告诉我，经常在广场一带执勤的警察几乎都认识她。
比如，一座钟挂在墙上，平常的日子是不大会注意的，直到某一天，它突然停了，才知道里面的电池已经耗尽了。
或者，挂钟的钉子松了，你却毫无察觉，因为你已经习惯了它挂在那儿，就在墙上，似乎永远也不会改变，突然，钉子脱离了墙壁，它承受不了钟的重量。钟从墙上掉下来，摔得粉碎。
我和强子完全是自由恋爱、自由结合，中间连个走过场的介绍人都没有，应该说是相互了解、相互信任的，而且还一起走过一段创业路，称得上是情投意合的夫妻。
也许，问题正在于此，因为我对他绝对的信任，便忽略了他内心的某些变化，认为他是我的丈夫，是我最亲的人，无论自己做什么，他都会理解的。
我意识到事情的变化是在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我忽然感到身边缺少一个人，就问保姆，强子吃过饭没有？
保姆瞪大眼，很吃惊地看着我，接着，她说的话，令我更大吃一惊。她说，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回来了，你竟然不知道？
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虽然我们请了保姆，洗洗涮涮的事不用我干，但我还是喜欢亲手照料女儿，给她洗澡、换衣服、喂奶。有些小姐妹劝我给孩子吃牛奶，以便保持体形，我不愿意，我习惯用母乳喂养，当孩子趴在胸前吮吸时，我才能体会到做母亲的喜悦，才能感受到这小小的肉团真的是从我身体里分娩出来的。况且，医生也提倡，强子也同意母乳喂养，对孩子的健康有利。我想，女儿的健康比自己的体形更重要。
我几乎全部身心扑在了这个小小的生命上，每天傍晚，我给她悉心地擦洗，扑上香粉，喂她吃奶，哄她入睡，对强子的生活无暇顾及。
况且，他确实很忙，一大摊子事全撂在他肩上，不说忙得晕头转向，也够他忙得团团转。每天晚上，他回来得很晚，有时到这边房里来看看，再过去睡觉。后来，他怕打扰我和孩子的休息，便不过来了，直接进房睡觉。一大清早，不等我们起床，他便出门了。所以，我们整天见不着面，也是常有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