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春天，好像是三月份吧，天气还有些冷。由于我讨厌刚才我提到过的那家房东的得寸进尺，从那儿搬了出来。像咱这种情况，搬家是常有的事，也是最伤脑筋的事。每搬一次心理上都添了一分飘泊的伤感，觉得自己什么时候成了城市里的“游牧民族”。所以，我完全理解你跟我说的“风中一朵孤独的云”里那个小女孩在雨中搬家时的感受，她还能哭，我连哭都哭不出来。要不我说我的命一点都不好，只是我这个人生性乐观，不乐观又怎么样呢？愁眉苦脸也是无济于事。
新房东家仅有父子俩。老头儿快七十岁了，身体还硬朗，耳不聋，眼不花。儿子三十多岁，光棍一条，在一家工厂上班。我搬家那天，他去上班了，是老头儿帮我把东西搬过来的。我不会踩三轮车。搬完之后，老头儿嘟嘟囔囔的，意思是要我给他一点脚力钱。虽说路程并不远，从护城河南岸迁至北岸，百八十米的距离，但老人家那么大一把年纪，天气又冷，来来回回跑了两趟，适当付一点报酬也是应该的。于是，我给了老人家五块钱。
他儿子下班回来后，听老人说起了这件事，坚决要把钱退给我，说房租归房租，帮忙归帮忙，这钱不能收。我拗不过他，只好收下了，改为给老人买了一包北京牌香烟。接着，他又说北京春天的天气反复无常，白天暖和夜里还是很冷的，有十多度的温差。他把家中的一只旧炉子和烟囱拾掇拾掇，利用倒班的间隙给我装上了。一边安装一边说，我一个姑娘大老远地从南方到北京来，不容易。这些事，给了我一个比较好的印象。过后细思，从那天开始，他心中一定就萌发了那个念头。
那时，我不在这家酒店里上班，在一个个体户开的打字复印店里打字，每天下午六点钟下班。我最害怕的就是黄昏这一段时间，北京人下了班，匆匆忙忙地往家赶，脸上带着一种轻松和温馨的表情。我没有家，找不到家的感觉。亲人和朋友都远隔千山万水。我想起在老家，这个时候，百鸟归巢，江岸上，丛林间，炊烟袅袅，一家人围坐桌边吃晚饭，看电视，其乐融融。
我不愿回到那间冰冷的小屋，忍受不了那种凄切的心情。我尽量拖延，买些儿烧饼或买个盒饭吃了又继续干活儿。同伴们常笑我傻，老板又不加钱，犯得着那么卖力吗？她们不能够懂得我的难言之隐，便想法儿排挤我，因为我的过分卖力给她们增加了生存的压力。姐妹中有个老板的姘头专爱挑我的刺儿，在老板耳边大进谗言，说我是故意讨好卖乖，企图博取老板的“赏识”。为了避免这些误会，消除同伴们的敌意，我只得按时下班，在大街上转悠到天黑，才拖着一身疲惫怏怏而归。
他大概是猜测到了我的这种心情，异常热情地邀请我下班后到他的房里看电视。他说，人家下班一身轻，我看你下班是一身累。他的这句话，像箭一样射中了我的要害。
我头一次踏进他的房门，真的吓了一大跳。里面乱糟糟的不说，除了一部21的旧彩电外，没有一宗像样的东西。以前只认为家乡穷，没想到偌大的北京还有如此贫困的人家。
开头，只有他去上班，剩下老人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才过去看电视，慢慢，他在家的时候，我也漫不在意了。后来，终于就发生了那件事。他强奸了我。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时确实非我所愿。那一段时间，北京1台正在播放一部电视连续剧，很好看。这一天晚上，老头儿大概是对情啊爱的看不起劲，哈欠连天地回自己的房间里睡了。当电视上出现一个床上镜头时，他突然起身使劲地抱住了我，一把将我摔倒在床上……
事后，骂他混蛋王八蛋，嚷嚷着要去派出所告他。他不生气，只说他喜欢我，说我是一个好姑娘，他要娶我为妻。冷静下来一想，这件事既然已经发生了，也就算了。但我并不想嫁给这么一个人。姑且不论他比我大十多岁，男人大一点没什么，更稳当、可靠，比那些花心的男孩容易把握。可是，他绝对不是我心目中应该要嫁的那个男人。从日常的言谈举止，看不出他有哪一点过人之处。自己这么年轻，选择的机会很多，别说嫁一个现成的功成名就的人，起码应该嫁给一个有希望的人吧。换句话说，就是在才能上具备个人实力的人。
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车间工人，平庸得不能再平庸，一辈子除了吃饭干活，不懂得别的。于他而言，挣钱为了吃饭，吃饭为了挣钱。在他的屋子里，别说书，连一副扑克牌都找不到。我不想成为这样一个男人身后庸庸碌碌的角色。
我想，惹不起，还能躲不起吗？我要搬家，他不让，强行拿走了我的身份证，还给我的房门加锁，我跟他急，他不恼，骂他求他都没用。碰上这么一个赖皮的人。我知道，他三十老几的人了，需要一个女人。可那个寒伧的破家，谁爱跟他呢？套上我这样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他当然不会轻易放过。
僵持了一段时间，我怀孕了。这期间，他又强占了我几次，我敌不过他。也许是人的惰性或者什么的，我渐渐地不再反抗，一切顺乎自然。我写信征求家里的意见，亲友们认为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反正每月得付三四百块钱房租，不如两人成个家一起过日子，归根结底，人在哪儿也离不开过日子。
这样，我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只能逐渐调整自己的感情，慢慢适应自己新的生活状态。说起来，凡事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个你不怎么喜欢的人慢慢你就也接受了他。
江雪梅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沉甸甸的话语像铁锚一样牵引着我的心坠入幽深冰冷的海底。
没想到女儿刚一出生，他下了岗，每月才190块钱，我要喂孩子，不能去上班。上有老，下有小，全家人要吃要喝，急得我都差点疯了，每天早晨起来，雪白的枕巾上落满了我黑乌乌的头发，一根一根，让我感到特别难过。我一个人的时候，过得无忧无虑，发了钱，还可以到餐馆里去潇洒，如今跟了他，天天吃烧饼大葱就咸菜。我叫他再去找一份活儿干，他死活不肯，嫌丢面子，成天窝在家里抱着脑袋唉声叹气。他老爸也急得不行，偷偷拣废品卖。老人家黄土埋齐脖子了，还去丢这份脸，他倒闷在家中图脸面。我当时就想，这个人我是没法儿跟他过了——
江雪梅的叙述被一阵汹涌上来的哽咽打断了，她的泪水倾泻而下，使她的整个面容写满了凄迷，像一朵摇曳在暴风雨中的兰花。她一边哭一边说，语言里饱含着泪水的湿润和苦涩。
在我的反复劝说下，他才勉强出去揽了一份活儿。谁想到屋漏偏遭连夜雨，没过多久，他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开始浑身无力，跟着肌肉渐渐萎缩，到医院一检查，说是什么进行性肌无力，至今我都没弄清这是个什么病。只知道医院根本无法治疗。再说，他下了岗，单位不负责医疗费，即使负责一部分，也拿不出钱，又没有上大病保险。只能听天由命，不久就全身瘫痪了，连起居都无法自理。
我一个弱女子，老老小小，还要照顾他这么一个连翻身都不会的人，实在是苦不堪言，人都快要崩溃了。他也格外痛苦，心里明白可什么也做不了，有几次，他想自杀，被我发现阻止了。我想，做人应该是非分明，这件事不能怪他，至于今后怎么样，我也回天乏术。居委会的阿姨们见我们这种情况，也帮我们想办法，能济助一点的就济助一点，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有位街坊是个记者，把我们家的事写成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收到不少慰问的信函，也有人捐钱捐物。尽管如此也都是杯水车薪，但让人心中感到安慰。因此，我对写文章的人一直很信赖。
就这样，苦苦挣扎了一段时间，他的病完全失去了转机。别人很难体会，那些日子，对我来说，真是度日如年，比坐牢还难受。“满目凄凉，不足以形容这个悲惨的家。”这是那个记者文章中的句子，对这一段话，我刻骨铭心，现在还能够背诵出来。
记者写道：“一进门，一股臭味顷刻扑鼻而来。屋子里比较昏暗，在稀薄的光线里，一团模糊的黑影在床上蠕动，这就是那个因患进行性肌无力而不幸瘫痪在床的男人。在床的一头，坐着他年逾古稀的父亲，绝望的老人深垂着头颅，另一头，坐着他蓬头垢面的妻子，怀里抱着一个瘦弱的幼儿，由于缺奶正哇哇大哭……”
江雪梅不可遏制地抽泣着。我站起身，向窗外眺望。我想，她需要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我伫立窗前，喉咙里格外干涩。我戒烟已经三年了，然而此刻，我真的好想抽一支烟。过了十分钟，江雪梅渐渐恢复了平静，脸上布满了凌乱的泪痕。
这日子自然是没法过下去了。他曾经对我说，当初他占有我，就是因为舍不得我是个好心眼儿的人，他要得到我，让我跟他一块儿过好日子，没承想落到今天这个下场。他不怨我，只恨老天不公平。他老爸也不怪我，说我已经仁至义尽，今后找个男人，还能帮着把孩子拉扯大。
跟他离婚后，我回了一趟老家，休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身体才慢慢康复。由于考虑到我将来还要嫁人，家里人不许我带女儿回去，严密封锁我在北京的情况。可我很想念孩子，就又回到了北京，费了一些周折，才在目前的这家酒店里找到工作。
江雪梅偏着脑袋，仔细想了想，尔后换了一种语气说。
我觉得我的命运像我的性格一样大喜大悲。碰上林如风这么一个好男孩本来是一件大喜的事，没想到最终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林如风发觉这件事是在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我带女儿到天安门广场去玩，林如风和一群战友正在那儿照相。他以为我带的是别人家的孩子，就逗她玩，说跟叔叔阿姨一起照张合影。女儿脱口而出的一声清脆的“妈妈！”，顿时使我的一片苦心付之东流。
林如风当时就愣住了，这记重拳对他实在猝不及防。他怪怪地笑着说我骗得他好苦。仓促间我不知道如何解释，又从哪里解释起，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驾车远去。过后，我呼他，他不回。呼了好多次，他仍置之不理。我便去找他，好容易找到了，他躲在房里不见我，最后实在拗不过，和我见了一面，态度冷若冰霜。但我不怪他，这全是我的错。我只想让他听我从头解释，他捂着耳朵，一个字也不愿听，气咻咻地指责我花言巧语迷惑他，想拖他下水，只差没骂我是臭妖精，要我滚。我真的好伤心，我又有什么错，应该受到这样的恶报？
从此，林如风就不理我了。我呼了他千百遍，他一个电话都没回，最后服务小姐告诉我“用户已停机”。一个多月前，我收到他一封短函。他说他可以不在乎我以前有过什么样的经历，也可以不在乎我已经是一个孩子的妈妈，但是绝对不能够容忍我对他的蓄意欺骗。在信里，他还告诉我，今年，家乡的洪灾闹得很厉害，他心中惴惴不安，已经提前请探亲假回去了，让我不要徒劳无益地呼他或去找他了。
这时，江雪梅对我说，她给林如风写了一封回信。希望有机会我能转交给他，或者将它公布于世，让林如风明了她的心迹，知道有个痴爱他的女人将他珍藏进了她一生的梦里。
回来的时候，我走出地铁，太阳升起来了，天上的大雾已经散尽。一群老头儿老太太敲锣打鼓地扭着秧歌，正在为灾区募捐。我立刻把江雪梅托我转交的二百元钱献给了赈灾委员会设置在街头的捐赠点，相信灾区人民一定不会忘记一个身处异乡的女儿的一片心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