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白色，因为干净。一到春天玉兰花竞相开放，大朵大朵，雪白雪白，美极了。可是转瞬间花朵就凋零了，化作了尘土。
坦率地讲，有一段时间，我反复考虑要不要把花心眉的人生经历公布于众。在她个人而言，对此表现得满不在乎，而且用她的话说，她之所以对我一吐为快，就是为了让天下人都知道曾经有个叫花心眉的“女孩”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遭。
虽然花心眉只是沧海一粟，跟其他人并无二致，但她却有着非同一般的经历。按照中国传统价值观念来讲，她属于那种“坏女人”。花心眉丝毫不避讳这一点，看上去还有些洋洋自得，好像一个因为自己干了坏事而终于引起大人的注目的孩子。
付出的代价是青春、健康，甚至生命。
花心眉显然对这一点一清二楚，正因为如此，她对我“遗言”式的谈话，与其说是一篇采访实录，不如说是一个女人临终的忏悔，这个女人是堕落的。在其生命即将结束的前夕，她曾经圣洁的灵魂发出了一丝微弱的闪光。她感到了悔恨，但是为时已晚。
任何人都不是救世主，我也不是。本着真诚的希望不再有人步花心眉的后尘的目的，谨以此篇忏悔录作为“警世通言”，这正是我决定发表此文的原因。
实际上，花心眉是我的老熟人，早在六年前，我在广东省中山市一家中外合资企业里任企业管理员，由于工作上的需要，公司送我到粤语培训班里去培训，花心眉的座位就在我前面，我们自然就相互认识了。
那时候的花心眉，还是一位刚满19岁的少女，非常青春，非常爱笑，是那种夏日阳光般灿烂的纵情大笑。
培训班设在中山市图书馆，一座非常漂亮的、具有热带风格的回廊式建筑，由中山籍的一位华侨富商捐资兴建的。
花心眉站在二楼教室外的走廊里放声大笑的时候，整幢建筑的回廊里都回响着她的笑声，连悬垂在回廊栏杆上的常青藤似乎都在高兴得发抖。
当时，凡是在图书馆培训中心接受各种培训的人员，没有人不知道粤语班有个叫花心眉的四川女孩。
花心眉的名字也与众不同，特像旧社会青楼或戏院里女伶的艺名，但据她说，她从小就叫这个名字，并不是化名。这个名字，是她老家屋前一位念过私塾、藏有满屋子古书的中学语文老师给取的，以前她一直引以为自豪。她相信，这个诗情画意的名字，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她追求独特。
老实说，六年后的今天当我的BP机里出现花心眉三个字的时候，我的确大吃一惊，脑海里顷刻浮现出一些鲜明的印象：
一位穿着雪白长裙、白袜白凉鞋、拎着白色羊皮包，脑后扎一朵大红花的少女，端端正正坐在我前面的座位上跟着老师认真地练习发音。她，上课时戴眼镜，平时不戴。有时一脸书生气，有时又老成持重。
但是，电话里的声音像一股浊流冲走了我脑海中的印象。这不是那个清脆的声音。它是那么衰弱、疲惫、喑哑，透出一股阴冷和苍凉。
要不是花心眉自报家门，我怎么也不敢相信对方是那个喜欢纵声大笑的少女。电话线那头的那个女人含混不清地说：
“我是花心眉，还记得吗？坐在你前面的那个……”
一切都勿需细述，一切都历历在目。不需要指明地点，不需要指明时间。电话线那头的女人不是花心眉又会是谁呢？
我叫她等着，我马上过去看她。
半个小时后，我到达她指定的地点，西直门一家旅馆三楼的312号房间。门虚掩着，我轻轻推开门，顿时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
房间的墙壁不久前刚刷过白色涂料，白得刺眼。床上蒙着白床单。一个面黄肌瘦的女人斜靠在床头，浑身上下都是白色。
我本能地回头张望了一眼，想再辨认一下门牌号码，看是不是走错了房间。这时候，对方叫出了我的名字，我仍然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迟疑地问道：
“您是，花——心——眉？”
“要不是就好了。”对方的声音虚弱无力。
目睹此情此景，我深深感到了岁月的无情和人世的沧桑。怎么也不能把眼前这个无精打采的女人同记忆中活泼美丽的少女挂起钩来。
我几乎要丧失理性赋予我的判断力和控制力。仅仅六年的时光，一个人竟然会有如此大的改变么？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改变了这一切？在这六年当中，一个我曾经熟悉的少女到底遭遇过哪些鲜为人知的经历使之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嗨！你录吧，不就是一个破录音机吗？这算什么，还跟我客气。我不在乎，我什么都不在乎，像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值得在乎的呢？我特意叫你来，就是为了让你写一写我的经历，够悲惨的，不过没什么，一切都没什么。
医生说我患了绝症。绝症是什么？就是治不好的病，就是要剥夺我生命的魔鬼。也许这样倒好，落得个干净。《红楼梦》里说，“大地一片白茫茫真干净”，说的是下雪。下雪真好，飘飘扬扬的。我喜欢雪，喜欢白色。
别看我现在跟鬼似的，以前我也没少出风头，一身雪白的长裙走在大街上，引得好色的男人们频频侧目。男人都是王八蛋，没一个好东西。你也是男人，如果觉得我这话不中听，就当没听见好了。
我顶多再能活半年。半年是什么概念？是365天的二分之一，是4380个小时，是262800分钟，是15768000秒。我每跟你说一句话，就少活了一秒钟。你听见死神的脚步了吗？我听见了。拖着锁链，“哐当哐当”地响。
我早知道你在北京，一直不敢同你联系，你看我这种心态是不是很可笑。其实像我这种女人，一切都没什么。我快要死了，或者说，上天堂，下地狱，到另一个世界，都一样。
我忽然想到不能就这么白白地走了……
花心眉古怪地笑了一下，眼圈边儿的黑影显得更浓重。沉甸甸的悲哀在我心底慢慢扩散，使我不由得对她充满了深深的怜悯。
看得出来，你可怜我。这不要紧，我是够可怜的。唉！从哪儿说起呢？
就从在培训班的那一段时间开始吧。
那时候，我在深圳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做事，当工地考勤员，就是给瓦匠们记工日，今日谁来谁没来，该刨钱的刨钱，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公司在中山有一项大工程，需要大约两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负责这项工程的项目经理叫林大军，深圳人，当然是我的顶头上司。他媳妇儿我见过，又黑又丑，还有一个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跟他妈一块儿住在深圳。
中山、深圳两地距离不远，坐船很方便，林大军自己也有车，银灰色“凌志”，几个小时就到了，可毕竟不能跟在一个城市里一样天天回家，况且，他根本不是一个恋家的男人。他在中山市区租了一套两居室，经常有不同的女人在那儿留宿。
林大军属于那种有钱的粗鲁人，就是社会上常说的暴发户。个头又矮又粗，身体壮实，走起路来透出一股蛮劲儿。
虽然这种男人绝对不是一个好情人，半点都靠不住，但也有吸引女人的地方，就是钱。他也爱钱，在他眼里，金钱就是一切。有了钱，什么都可以买到。而且金钱确实给他带来了常人不及的享乐。
我也很想有钱。从小就想，要是有很多很多钱，我妈就不会死了。我可以包一架飞机把她送到北京来治病。
记得我妈妈死的那一年，我才6岁，只能有一些孩子气的幻想。我妈好漂亮，方圆百里的人都知道我妈是个大美人，可惜就那么死了，肺结核。要是现在，她就不会死了。哪怕花光所有的钱，我也要治好她的病。要是我妈在，我也就不会落到今天的地步了。
我妈躺在地下的一块门板上——按照四川老家的风俗，死人入殓前要在地上搁一日一夜——身上盖着一块大白布，只露出头和双脚。我揭开她脸上的一张白纸，叫喊着妈妈，想把她唤醒，像平时一样，可她再也没有醒过来，她永远也不会醒了。
妈妈的脚头点着一盏煤油灯，给她照亮的，免得找不着路。灯火闪闪烁烁，映照着妈妈微黑的脸。她的脸有些清瘦，失掉了往日的丰润。两排上下合拢的眼睫毛，黑黑的，整整齐齐，仿佛画上去的一样，特别好看。
村里的人都来看她，连镇上的人也来了，都替她惋惜，那么好的人却得了一个“富贵病”。这时候，我就第一次明白了钱的意义，要是有很多钱，我妈就不会抛下我不管了。我手里攥着那张白纸，发誓长大以后一定要挣数不清的钱。
也许是这种记忆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我一直挺看重钱。林大军摸准了我的心理，便直截了当地用钱来引诱我，把一叠钞票往我怀里一扔，接着就把我抱上了床。
我心里感到特别难受，要不是钱这个东西作怪，男人就不敢这样肆无忌惮地对待我了，起码应该尊重我一些。
等林大军走后，我像死了一样躺在床上，身体底下铺满了一张一张的钞票。我没有哭，我已经找不到哭的感觉。我只是睁大双眼，茫然地盯着天花板。有一只小壁虎在上面爬来爬去。
抱着得过且过的思想，我搬进了林大军的那套房子，过起了所谓“小蜜”的生活。当然，我十分明白，自己不是头一个住进这套房子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过不了多久，另外一个女人就会钻进还带着我体温的被窝，就像我钻进留着前一个女人体温的被窝一样。
我千方百计从林大军身上多挖钱，在钱方面，他倒不是很在乎。大概来得太容易，也就不当一回事。随便倒一块地皮，一挣就是上千万元，想不出有什么事好做，就玩女人。
想不通这些人的钱是从哪儿挣来的，一抓就是一大把，跟打水漂一样。一个瓦工一天到晚在日头地里晒，风吹雨淋，才不过区区三四十块钱。你成年累月爬格子，能挣几个钱，还不够塞牙缝的吧？我这么说，你不要见怪。我就想不透那帮人的钱从何而来。
有一首歌里唱：有的人得到太多，有的人一无所有。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越有钱的越能挣到钱，越没钱的越挣不到钱。
不管我做得多么巧妙，装出多么投入的样子，林大军仍然只是把我看作冲着他的钱而来的贱女人。有钱的人就是这德性，以为所有的人都是奔着他的钱而来。一旦付了钱，便可以为所欲为。
我也是人，有血有肉，也有自己的感情和尊严。不错，我确实想有钱，发疯地想，朝思暮想不择手段地赚钱，直到我不用再想钱时为止。这又有什么过错，谁不想有钱呢？
有钱能使鬼推磨。但是，最后鬼没有推磨，我却为钱做了鬼。
一个人夜不成寐的当儿，我为自己感到悲哀。妈妈为什么要生我，要是根本没有我这个人，我既不用苟且偷生地忍受侮辱，这个世界也多了一份干净。
就这样，我提心吊胆地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被喜新厌旧的男人扫地出门。
说实话，我也早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等到林大军厌倦之前，我就会主动地急流勇退，再找一个喜欢自己的男人，踏踏实实地过一种安宁、平淡的小日子。
正是怀着这种想法，我参加了粤语培训班，那时才认识了你。要想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不会讲当地的语言，毕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况且，我有的是时间。
为了掩饰自己真实的生活状况，我尽量打扮得朴素无华，极少化妆，戴淡雅的首饰，加上很年轻，看上去像一个开朗、活泼的中学生。
我喜欢笑，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有一段时间不笑，我就憋得难受，痒痒的，一放声大笑，我便浑身舒坦。有人说，这是一种病，是一种什么情绪释放。而今的人，什么都有个说头。一些人吃饱了饭没事干，专爱胡说八道。
开始一段时间，可能是觉得新鲜吧。林大军对我还是可以的，除了在性方面随心所欲残暴不仁外，物质上尽量满足。用北京人的话说，为了显示他是个爷们儿。偶尔心血来潮，他还开车来接我，都被我拒绝。原因很简单。我不愿暴露自己那种暧昧的身份。
一个打工妹，有那么华贵的车接送，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假如坐在车里的这个男人是我的丈夫，我会高兴得惟恐天下人不知，一辈子和他恩恩爱爱。
可惜不是，他是别人的老公，是一个付给我钱让我陪他上床的男人。我不能依靠他一辈子，今后我还要嫁人。
实际上，我那时已经有了一个男朋友……
“是不是田野？”我立刻插了一句，恍惚噩梦初醒。花心眉病态恹恹的叙述弄得我的头昏昏沉沉。她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问我：“你还记得他？”
田野是培训中心工艺美术班的教师，高而清瘦，大胡子，风流飘逸，肩上常斜背着一个帆布画夹。
我的话使花心眉黯淡无光的眼睛刷地闪亮了一下，接着又死气沉沉。我告诉花心眉，关于田野和她的桃色新闻，培训中心无人不晓，都说是郎才女貌，珠联璧合，只是后来不知所终。
不让林大军接我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田野。
他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这大概是搞艺术的人的天性。
确切地说，田野不算艺术家，却富有艺术家的浪漫气质。他身上的某些特征，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