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里秦川，莽莽苍苍的黄土高原，是黄河的源头，中华民族的发祥地，维系着海内外炎黄子孙太多的情感。我生长在那里，最后却被迫不得不离开那里。我流浪到另一个地方遇到了我一生的最爱，到后来却也成了我今生最长久的守候……
通过“美发中心”成玲的介绍，我认识了“小李子”。她经常到这家美发中心做头发，和成玲很熟悉。在成玲的再三劝说下，她才答应跟我谈一谈。
对小李子的采访，使我感到了进行这项工作的艰难。首先，和我的大多数受访者一样，她们都认为自己是最最普通的人，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故事，因此不值得向人说。
我只能耐心地说服她们，平凡的人也有着不平凡的经历，在本人习以为常的事情却能给他人以人生的启迪和借鉴。
其次，小李子浓重的陕北口音，妨碍了我们之间的交流，我不得不经常打断她的叙述，以便准确了解她话中的意思。通常，这种叙述，都是零零碎碎，杂乱无章，我只能依靠捕捉一些关键的言词，把握她谈话的核心。
我说过没有什么好说的，像我这样的小妮子（陕北方言小女子的意思），走到这一步，都是给逼出来的。
米脂你到过吗？我就是那儿的人，家距县城有五十里地，坐公共汽车得一个多小时。听老师讲，米脂曾经出现过两个著名的历史人物。一个是美女貂蝉，一个是闯王李自成。
因为我姓李，又是个女孩，所以乡亲们都叫我“小李子”，就是小女子的意思。起初，我不高兴，久而久之，叫习惯了，也就无所谓了。
我有一个哥，一个姐，我最小。我跟我姐姓李，我哥姓张，为啥单单他姓张呢？原来他跟我娘姓。张家只有我娘一棵独苗苗，招赘我爸做上门姑爷。按照乡里的规矩，小子存房，知道啥叫存房吗？就是保留女方的姓氏延续香火。我跟我姐就跟我爸姓李。
小李子，是我在北京采访到的第一个陕北女子。在她身上富有鲜明的陕北女子的风韵。面如敷粉，眼角上挑，腰身长，身材丰腴，有一种沉甸甸的成熟感。
无论你有没有到过陕北，相信你对那块土地上的人情风物并不陌生。“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就连外国人对这样的民谣亦了如指掌。
八百里秦川，莽莽苍苍的黄土高原，是黄河的源头，中华民族的发祥地，维系着海内外炎黄子孙太多的情感。
中国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江南出才子，北方出将军，陕西的黄土埋皇帝。然而，这既是一块风水宝地，又是一块荒凉、贫瘠的土地。“山秃坡又陡，水恶虎狼吼，风吹石头遍地走。”前人对此曾作了形象的描述。
我家那儿很穷，穷成什么样？有的人家还在住土窑，就是在山洞口上安一扇门。全家人一天吃两顿糜子面糊糊，半夜三更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小妮子上学的很少，绝大多数从小就帮大人干活，小子也有半途弃学的，交不起学费。报纸上登的那张希望工程的照片，就是记者在我村里拍的。
地瘦，打不出庄稼，又没有工厂，挣钱特不容易。没有钱，就什么都做不成。年轻小伙子娶不上媳妇儿，盖不成新房，只好远走他乡。
只怪我们那块儿太偏僻，尽是黄土沟沟，晴天漫天沙土，雨天遍地泥流。祖祖辈辈，一直这样过着。正如那首歌里唱的“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山哟还是那座山，梁哟还是那道梁……”咋就没一点点改变哩？
小李子下意识地撇撇嘴，露出一口细碎的白牙。一双丰满的胳臂，裸露着，不安地一会儿抱在胸前，一会儿两手交握着夹在两腿之间。我留意到她的右小臂上有一块非常明显的疤痕。
你问我手臂上的这块伤疤是怎么来的？我可以告诉你。我两岁那年冬天，家里就我和我姐在火炕上玩。炕头灶上煮着一锅糜子粥，滚烫滚烫的，我那时候小，不懂事，看见锅里直冒泡泡，觉得挺好玩的，就伸手去抓，结果身子往前一倾，把锅打翻了。
幸亏我姐在旁边眼疾手快，一把拽住了我的棉猴，我才没有一头栽进锅里，但是这只胳臂却让滚烫的糜子粥给烫伤了，疼得我哇哇大哭。
我姐见闯了大祸，吓得跟什么似的，赶紧用凉水给我的伤处降温，结果感染化脓，一层层白皮往下掉。那都是烫坏的死肉皮，像黏膜一样，一揭一整张，血红的肉翻出来，特别怕人。
后来，我爸回来了，把我姐狠狠抽了一顿，至今她还记恨这件事。但是，这只能解解气，并不能医治好我的烫伤。
当时，家中一贫如洗，除了勉强维持温饱外，根本拿不出钱来替我治疗。再说，乡医院的条件差，治不了这样严重的烫伤，要治，起码需要到五十里路外的县城医院，对我家里来说，自然负担不起这笔开支。
我爸只好去请村里的土郎中。土郎中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些草药，又吩咐我爸宰了家中的那条大黄狗，取出狗油，跟草药混合在一起制成膏药，敷在我的伤处，隔半月换一次，几个月后才好，却落下了现在的这么一块大疤。
说起来，这事儿也不算什么，完完整整的当然好，谁想自个儿有个七长八短的残缺呢？可既然落下了，也就只能说这一层上的话。说实在的，要是脸上落下这么一块大疤，那可就难看了，生在手臂上，倒也没啥值得大惊小怪，不妨碍干活儿就行呗！
没承想事情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小时候倒无所谓，大人们有时还拿这逗乐哩。等到我渐渐长大了，要嫁人了，这事的劣处便显现出来了。
开头，谈了好几个对象，有本乡的，也有县城里的，人长得帅气，家境也很好，双方什么都满意，但一发现我小臂上的这块伤疤，对方便不声不响地退缩了。
尽管别人不言什么，可自个儿心里明白，人家嫌弃它不雅观。察觉到这一点后，我便老穿长袖的衬衫，袖口扣得紧紧的，再热的天也如此，在有外人的场合从不穿短袖衣衫。
有一回，媒婆给介绍了一个外乡的小学教师，刚从学校毕业，戴眼镜儿，一副书生样儿，我心里挺喜欢的。星期天，他带我上城里玩，买了一条长裙，挺洋气的，要我试穿。我一高兴，就把那茬儿给忘了，结果露了馅儿。他扭身就走，弄得我下不了台。
我心里委屈得不行，泪花花在眼窝窝儿里转。我寻思着，这不是我的过错，我也不想落下个败相，咋就不体谅人哩。可我想没有用，人家不跟我一样想。
俗话说，纸包不住火。反正这事儿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不如当初挑明了，免得结婚后男方翻陈年老账，还说欺骗了他，那多没有意思了。这么一想，我也就不在乎了，该怎么着还怎么着。
就这样，你挑我，我挑你，挑来选去，事儿就给拖下来了，不知不觉，我有了二十五六岁，还没有选定婆家，我娘我爸急得都吃不下饭。
你可能不懂得，乡下人跟城里人不一样。城里的女人自个儿有工作，有房子，有钱，啥都不依赖别人，什么都可以自主，有的甚至一辈子不嫁人，只是找个男人搭帮着过小日子，也没有谁闲操心。
乡下不行。二十五六岁的小妮子没有出嫁，就会招来一大堆闲言碎语，说什么的都有，特别难听，不是说你作风不好，就是怀疑你有毛病。大人招架不住，常常就把自家的姑娘匆匆嫁人了，不管你今后日子怎么过。
我本来有个相好的，是个木匠。我姐出嫁时，我去送亲，便认识了他。人长得还算将就，有眉有眼的，就是瘦一点。
他的手艺挺不错，啥木工活儿都会，乡里乡亲有嫁女的、盖房的、合寿材的都爱请他帮忙。只是地方上穷，活儿不多，手艺人又不少，僧多粥少，一人分一碗，就没得吃了。
他爸过世早，撇下个半糊涂半明白的老娘，只会在家絮絮叨叨，管不上事。他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到新疆采金砂，一个还在有一搭无一搭地念书。
对他这个人，我爸我娘也没得说，只是不满意他家那个条件，除了糊涂娘不说，还要拉扯两个弟弟，长子如爹娘嘛。要是两个妹子还好说一点，嫁多嫁少随意，从男方收一点彩礼钱，也就凑合了。偏偏是俩小子，拉扯大了，还要帮着给娶媳妇儿，自顾不暇，哪来那么多闲钱呢？
我爸也不说这些，但我揣摸得透他的心思。媒婆上门来提亲，他表示不反对这桩婚事，只是提出一个条件：彩礼钱五千块。
他家除了两孔破窑，连一宗像样的家具都没有。木匠活儿少，挣钱不多，平时有几个也贴补了家用，恨不得一个掰成两半花，哪儿来五千块钱呢？
东拼西凑了千把块钱，原本打算买一台旧手扶拖拉机。他不愿做木工活儿了，想搞运输，多挣俩钱。
现在，我爸提出要收彩礼钱，他只好咬咬牙倾囊而出。我爸不答应，要求一次性付清。我知道，不是我爸心狠，也不是我爸贪财，而是迫不得已。
我哥三十出了头，还没娶上亲，相了好几回，对方都提出要给万儿八千块的彩礼钱，我爸苦积苦攒，也凑不齐这笔款子，连家中惟一的一头小黄牛也卖了，只能凑到四五千块钱，一家人整日愁眉苦脸。
张家到我娘这一辈上就是独苗苗，下一代就我哥是个小子，要是娶不上亲，岂不是断了张家的后？
小李子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大概是希望看见我理解的表示。我不置可否，不知是点头好，还是摇头好。幸而她似乎并不在意，只管低下头继续往下说。
我那个相好的，见我爸不答应这门亲事，一气之下就跑到北京来了。我心疼极了，夜里一个人偷偷地哭。我爸不知道，我已经是他的人了。那天晌午在高粱地里锄草，我就把自个儿的身子给了他。
他这一跑，几个月没有音讯，这门亲事就算断了线。媒婆又找上门来，跟我爸我娘嘀嘀咕咕了半天，说是找到了一门“两全其美”的姻缘。
对方是邻村的刘家，村里人都熟悉，我也认识，常叫刘叔。因为一只腿长一只腿短，走路一拐一拐的，所以四十老几了一直相不中对象。
不过，刘家的家底还算殷实，有两孔居家的砖窑，安装的是玻璃门窗。还有一孔土窑，养了几头大牲畜，还有鸡啊什么的。
刘叔有一个小妹子，十八九岁，长得特水灵，一双眼睛大大的，像会说话，细细的眼角直插入鬓发。
我哥一见着那个妮子就舍不得了，缠着我爸无论如何要成了这门亲事。我爸没法，就托媒婆去说。刘家很快回了话，表示可以结这门亲，而且不收彩礼钱，但是要拿我给我哥去换亲。
事情到了这一步，我爸也没了退路，虽然心里觉得很可惜，但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硬着心肠要我给我哥去换亲。由于对方是一个瘸子，又老又丑，媒婆便说给我家再加一头小叫驴，我爸就逼我答应。我偷偷地寻思：一个活人咋能跟一头小叫驴搭在一块儿呢？我不干，就跑了。
开头，我不知往哪儿跑，只晓得应该跑得远一点，让他们找不着，就坐上汽车到了县城。
本来，我想径直去找我那个相好的，却又不知道他的详细地址，只晓得在北京。地方那么大，人又多，我人生地不熟，咋找呢？正发愁，恰好碰上了他的一个姑妈。我就到北京来了。
小李子松了一口气，脸上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表情。
根据他姑妈给我的地址、电话，我找到了他。在北京，他有一门远房亲戚。说是亲戚，其实没有什么血缘关系。
陕北闹红军的时候，这家亲戚的老人是刘志丹的部下，他大给这位老红军首长当过马夫。闹知青的那阵子，老红军首长的女儿在我那块儿插队，跟他县城里的那个姑妈过从甚密。他投奔这儿就是他姑妈介绍来的。
他有木匠手艺，帮人家搞装修，每月能挣千儿八百块钱。我俩在东四环边上租了一间小屋，添置了一些简单的用具，就那样住到了一起。
没多久，由于老红军首长女儿的关系，我在一家旅游公司找到了一份活儿。这是一家很大的旅游公司，全国各地都有网点，外国也有。
经理问我念过书没有，我说念过初中。他看我模样还长得好，就让我搞摄像。我赶忙直摆手说，不成不成，把他给逗乐了，就问我干嘛不成？我涨红了脸说我从没摸过那玩艺儿。
经理把一支铅笔往桌上一扔，说很简单，一学就会，就这样定了。我也就没得说了。
不是怕出丑，说实话，我是真的对此一窍不通。长这么大，我就在照相馆照过两回相，一回黑白的，一回彩色的。噢！对了，还照过学生证和身份证上的相片。
头一回见到摄像机，是北京和西安的记者到我那儿采访，那时候还小，远远地望见一伙人肩上扛着个又大又沉的家伙，黑乌乌的，乡亲们都说是机关枪，挺怕人的。没想到现在我也会干这个。
小李子抿住嘴，笑了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