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哀牢人的族属，是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中的又一悬而未决的热点问题。在学术界，凡氐羌、百越、百濮（滇濮）诸说并立而尽皆有之。但从历史的高度审视，古哀牢国地处我国大陆与中南半岛的结合部和藏缅、壮侗、孟高棉3大语族古代民族集团的交会地，自古及今都是多民族杂居区，在先秦两汉之世，还居住着东迁北上而来的“身毒（印度）之民”和缅系“僄越”等外来民族，因而随民族迁徙、民族融合和文化传播而导致的众多民族“共祖”九隆的文化现象应属正常。反映到历史文献的记录和民族民间的口碑传说中，出现多种不同族系、语言的少数民族都追溯哀牢、九隆为其故土和始祖亦当不足为奇。如果确有必要对古哀牢国的主体民族提出倾向意见，我们认为当以方国瑜先生“滇濮”说即今云南孟高棉语诸族先民说最为可信。
上述西南族群所建的“古国”，分别为秦汉时期西南一带氐羌、百越、百濮、苗瑶族群社会经济和文化形态的集中代表。从中表明，西南各少数民族族群的先民，不仅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古代文化，而且曾对西南地区的早期开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并为后世汉族移民的植入和各兄弟民族族群共同开发、建设“大西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这些光辉灿烂的古代地方民族文化，也是西南汉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源泉之一。
第三节汉族向西南的迁徙和发展
一、先秦汉族先民向西南的迁徙
西南汉族的历史，肇自公元前4世纪末秦、楚两国对西南的开拓与移民，但由于汉族在当时尚未形成，故而那时最早迁入西南的“汉族先民”乃是秦人和楚人。
（一）秦国对西南的开拓与“秦民”徙蜀
秦国与西南的交往联系，最迟不晚于春秋之世便已开始并发生过争战，但由于秦岭山脉的天险阻隔，故直至战国中叶秦军才越过秦岭大举南下“灭蜀取巴”。其大致情况，史载秦惠王时，“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命其邑日葭萌焉。苴侯与巴王为好，巴与蜀仇，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于秦。秦惠王方欲谋楚，群臣议曰：‘夫蜀，西僻之国，戎狄为邻，不如伐楚。’司马错、中尉田真黄曰：‘蜀有桀、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惠王曰：‘善’。”又说：“周慎王五年（公元前316年，亦即秦惠王后元九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蜀王自于葭萌拒之，败绩。王遁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其相、傅及太子退至逢乡，死于白鹿山，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冬十月，蜀平，司马错等因取苴与巴”。
秦并巴、蜀之后，除了相继设置巴、蜀、汉中三郡以统其地，更重要的措施便是遣发移民。对此，《华阳国志·蜀志：》说：“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年），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置巴郡。以张若为蜀国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据考，这是先秦时期内地汉族先民向西南地区进行的最早、同时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有组织的移民活动。其主观动机与功能，诚如引文中所说是因为“戎伯尚强”即当地土着民族上层尚保有较雄厚的实力，故大批徙入来自秦国本土的移民以建立其必要的统治基础，但在客观上却自此在巴蜀地区植入了较多人口与较大分布面的汉族先民社会群体，从而拉开了西南汉族发展史的序幕。至于这批约四五万人的“秦民”的分布状况，虽史缺有载不得其详，然可大致推知主要是安置在蜀、巴、汉中三郡郡县据点周围和交通沿线，即今四川盆地西部成都平原、中部方山丘陵、东部平行岭谷以及秦岭南麓今陕西省汉中一带。
另据有关历史文献记载，巴蜀平定以后，秦国的兵锋和统治势力，还曾向南推进到了滇黔地区的北缘地带。其中，史有明载的一是公元前280年，秦昭襄王“使司马错以陇西（士卒），因蜀攻楚黔中（郡），拔之”，控制了今湘、黔、渝三省市结合部的武陵山区；二是公元前285年，秦蜀郡守“张若因取笮及江南地”。具体的地望，据汪宁生先生考证：“‘笮’是今天四川盐源、盐边和云南华坪、永胜、宁蒗地区，‘江南地’当然就是指这些地区的金沙江对岸的丽江、大姚、姚安一带而言。由此可见，早在公元前4世纪末3世纪初，秦国的统治势力已越过金沙江，到达今云南北部和西北部地区”。不过，当时是否已有汉族先民在这些地区落籍定居下来，则因史料所限不得而知了。
（二）楚国对西南的经略与“庄入滇”
楚国与西南地区的交往和联系，几乎自其立国之初的西周年间便已开始而世代不绝，尤其是与相毗邻的巴国之间，更是时而争战不已、“数相攻伐”，时而握手言欢、通婚联姻乃至相互出师救援。但时至公元前316年秦将张仪、司马错“灭蜀取巴”和公元前223年为秦军最终击灭为止，楚国对西南地区的经略，却长期停滞在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一线边缘地带而裹足不前，原因当与崇山峻岭构成的天然屏障、巴人的勇武强悍以及后来秦军南下所造成的阻隔均不无关联。然而，其间也曾有过一次例外，这就是着名的“庄入滇”之举。
“庄入滇”亦称“庄开滇”或“庄王滇”。史载战国中、后期，楚人庄率兵西进“略巴蜀、黔中以西”，经今贵州中、西部长驱直入，最后抵达云南高原腹地的滇池沿岸地区，将其地“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
关于“庄入滇”，同样是由于历史文献记载的相互抵牾与矛盾，学术界在其率部西进的具体时间究竟是楚威王时（公元前339～公元前329年）还是楚顷襄王时（公元前298～公元前263年），进军路线是“循江（长江）上”还是“诉沅水”而西行，以及庄本人的身份是“将军”、“楚庄王苗裔”还是“盗”（农民起义军首领）等一系列问题上，众说纷纭。同时，因种种不同社会历史条件和自然地理环境所造成的差异，与在此前后“秦民”徙居巴蜀的明显区别是，庄及其所部楚国将士在抵达滇池沿岸地区之后，大约仅经过了不太长的一段时间，便逐渐“变服、从其俗”而融入当地土着民族之中。然而尽管如此，从历史的高度的审视，“庄入滇”仍不失为先秦时期楚国对西南地的一次较为成功的开拓与经略。这一壮举，不仅是有史以来批量的汉族先民社会群体首次深入到了云贵高原的腹心地带，对于沟通内地与边疆的联系和滇黔地区的开发、民族文化的传播都发挥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而且这批以楚人为主体的为数可观的汉族先民的到来，为西汉时期滇黔汉族的形成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故而从汉、唐之世起，便有“西南外徼，庄首通”之说，且历来为史界所推。
二、秦汉汉族向西南的迁徙和发展
汉民族在秦汉大一统中从华夏民族转化、发展而成的过程中继续向西南迁徙。而由于西南的巴蜀和滇黔在地理上的分隔，故从一开始西南汉族的发展就分巴蜀和滇黔两个部分。
（一）汉族向巴蜀的迁入和发展
汉族在巴蜀发展的主要社会历史条件，首先是由公元前4世纪战国中叶秦惠王“灭蜀取巴”而完成的区内统一及其与秦国本土关陇地区之间的区域性统一，以后又进一步演进而成的全国性“大一统”局面，为其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基础。与此同时，随着郡县制的推行和巴、蜀、汉中三郡设置，以“蜀侯”为代表的地方奴隶主贵族势力被铲除，以及随封建统治逐渐加强而出现的相对稳定，则是其较为有利的社会基础。
其次是建立在农耕经济长足发展之上的物质基础。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举世闻名的古代水利工程杰作都江堰的兴建。都江堰位于今成都西郊都江堰市（即原灌县）境内的岷江上，由鱼嘴、金刚堤、飞沙堰、人字堤及宝瓶口等组成，据记载为秦蜀郡太守李冰率各族人民修筑而成。建成后基本解决了川西平原一带由来已久的水旱灾害，使得蜀中的社会经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成为当时仅次于秦国腹地关中的“沃野”之地和“天府”之国。对此，《华阳国志·蜀志》说：“周灭后（公元前249年以后），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乃壅江作堋（堤堰），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再次是随着北达关中、南入滇黔、东出荆湘等水陆通道的全面开通，初步形成了“栈道千里、无所不通”的交通网络，极大地加强了地区内部乃至与全国各地的交往联系。加之蜀郡郡治成都（今成都）、巴郡郡治江州（今重庆）和雒县（今广汉）、南安（今乐山）、僰道（今宜宾）等一大批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军事据点、商贸市场与交通枢纽等多功能于一身的区域性中心城市的相继兴起，更是有力地促进了区内的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其中，素有“巴蜀首邑”之称的古城成都始筑于秦惠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11年），史载其“周回十二里，高七丈”，分为“太城”与“少城”，城内“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初成时军民人户便已逾万，入汉后激增至7万余户约30万口，为当时除首都长安（今西安）之外的全国第二大城市。
上述种种社会历史条件，均从不同角度与不同层次上为汉族在巴蜀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汉族在巴蜀发展的历史，肇自公元前4世纪末秦并巴蜀之初的万余户“秦民”徙蜀。以后，各类移民遂源源而来。其中，秦国在为巩固封建统治而不断派遣官吏、士卒进入巴蜀地区的施治驻防的同时，还惩罚性地将一些犯罪的本国达官显贵和兼并战争中俘获的其他诸侯国豪强贵族徙配巴蜀落籍，尤其是到了统一大业完成的前夕，更是日趋频繁络绎不绝。前者如始皇帝九年（公元前238年）秦王嬴政平定缪毒之乱后，仅其舍入门客便“迁蜀者四千余家”；紧接着又废吕不韦相位，并强令其家属舍人“徙处蜀”。后者如始皇帝十九年（公元前228年）秦军破赵后，曾将赵国富豪卓、程等家族徙配蜀郡辖下临邛县（今邛崃县）而谓之“山东迁虏”。除此之外，据《华阳国志·蜀志》临邛县条“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民实之”等记载可知，在当时徙蜀的外来移民中，一般平民百姓亦当为数不少。这批早期徙居巴蜀的外来人户，因主要由来自秦国腹地关中一带的“秦民”和“上郡民”构成，间有部分“山东迁虏”即今华山以东地区的华夏诸族人户，故所融合而成的族群，应与北方秦人最为接近或可直接视为秦人的南部族群。
延至秦、汉“大一统”时期，一方面，随着秦、楚对峙局面的终结，大批南方楚人逶迤西迁进入巴蜀地区，特别是在江州（今重庆）以东长江沿岸一带，降及后世甚至到了“其人半楚”的程度。其中，西汉着名文学家扬雄，据记载便是秦汉之际由楚国故地巫山迁至江州，后又溯江而上辗转西行并最终达于成都西郊郫县落籍定居下来的楚人后裔之一，另一方面，由于秦国在统一战争中的过度杀戮与洗劫，加之相隔不久便爆发的秦末农民战争和继之而起的“楚、汉相争”战火的反复涤荡，致使包括中原、关中、江淮等地在内的广大地区遭到了近乎毁灭性的破坏，于是物阜民安、社会相对稳定的巴蜀地区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人们迁徙流动的理想之地。对此，扬雄在其《蜀都赋》中，曾将其高度概括为“秦汉之徙，元以山东”的名句。而见诸史册的亦不乏其例，如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死者过半”，刘邦遂令关中百姓“就食蜀汉”。后至西汉初年，大约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汉高祖在犒赏功臣、分封诸侯时，还将其至亲好友特意安置到蜀中食封。突出的如刘邦的同乡“沛豪”雍齿，便被封为“什邡侯”落籍成都北什邡县（今什邡县境）食“二千五百户”。秦、汉之际大量新移民的到来，无异于为巴蜀汉族先民注入了新的血液。
巴蜀汉族先民与巴、蜀等土着居民之间的族群互动融合，早在汉民族形成之前便已开始，以后又随着巴蜀汉族的发展而步入高潮。其中，尤以所谓“文翁化蜀”最具代表性。据记载，文翁本名文党翁，省称文翁，原籍庐江舒县（今安徽庐江县境），史称其人“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西汉景帝时官迁蜀郡太守，就任后眼见蜀中“僻陋有蛮夷风”，于是大力倡导封建文教，“修起学宫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宫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后又“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巴（郡）、汉（中郡冤亦立文学。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因翁倡其教，蜀为之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