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汉西南的族群与古国
秦汉时期，在西南曾出现了一系列的“古国”，仅明确见于历史文献记载的便有滇、夜郎、僰侯、句町、且兰、进桑、漏卧、乘象、哀牢、建宁等等，其余名不存史者更是不计其数。然严格说来，这些所谓的“古国”，大多数都是尚居于原始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族群，有的虽已进入阶级社会具备了阶级压迫、行政司法的职能并拥有军队、法律（包括习惯法）等国家机器和一定的疆域界线，但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仍有着质的区别。
（一）古滇国
古滇国位于南部滇中高原腹地一带，以相毗邻的滇池、抚仙湖、星云湖沿岸地区为中心。关于古滇国的情况，历史文献记载均较为简略而仅寥寥数语。例如，《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又说：秦汉时期，自黔西、滇东至滇池沿岸地区的情况是“此皆椎髻，耕田，有邑聚”等等。幸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相继在滇池东南岸的晋宁县石寨山、东岸的呈贡县天子庙和抚仙湖畔的江川县李家山，以及楚雄万家坝、祥云县大波那等地，发掘出了数以万计的古滇王国时期的各类青铜器、玉器、玛瑙器、铁器、骨石器等遗物和相当数量的古墓葬群，从而为人们深入了解古滇国的全貌，提供了极为丰富、直观的实物资料。
根据出土文物结合历史文献的记载分析，秦汉之世的古滇国，已进入了奴隶社会，分为奴隶主、奴隶和平民3大阶级。其中，奴隶主贵族高高在上，作威作福，不仅生前穷奢极侈，死后还要将大量社会财富带入冥冥“地府”之中。奴隶则多属战俘和掳掠而来的异族人口，主要又是头梳双辫的“编发”民族古“昆明”人。奴隶被广泛使用到农耕、畜牧、纺织、冶金等生产劳动中，有的还被转卖甚至在宗教活动中被用作“人祭”的牺牲品。平民则多为与奴隶主同族的滇国主体民族“椎髻之民”，是生产活动的主要承担者，所收获的粮食必须缴纳一部分给奴隶主，而且还得人背马驮送进仓房。此外，古滇人奴隶主贵族还豢养着庞大的军队，用以镇压奴隶、平民的反抗并进行对外战争，有的还亲自担任军事统帅。同时，古滇人还有了早期的刑法，并以鼎和铜鼓作为统治权力的象征，在宗教生活中，奴隶主贵族往往又是大巫师，成为集政权、军权、神权于一体的特权人物。
古滇人的社会经济，先秦时便已获得了较大发展，从呈贡天子庙战国古墓葬及其出土文物看，“是一种农业、牧业、手工业并茂的定居农业经济，代表着战国时代滇地区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其中，农业生产主要是旱地锄耕农业，并有迹象表明可能已出现了早期的犁耕。牧业、手工业则为从属于农耕的次级产业，在古滇人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与此同时，商业也有所发展，“在内部实行集市贸易，以‘赶街子’的方式交换剩余农副产品”，并以贝作为交换的媒介和财富的象征。对外贸易主要是向北部巴蜀地区输出牛、马和名为“僰僮”的奴隶。
古滇人的文化形态，基本上也属于定居农耕文化的范畴，但有学者指出，在其底蕴中沉淀着大量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亦称“斯基泰文化”）的基因。而在古滇文化中，又以名扬遐迩的古滇青铜文化最具代表性。在云南一系列的古滇文化遗址的出土文物中，青铜器不仅数量众多、种类齐全，而且精品迭出，美不胜收。突出的如祥云大波那出土的巨型房式铜棺，江川李家山出土的“牛虎铜俎”“牛虎鹿贮贝器”“青铜葫芦笙”，呈贡天子庙出土的“巫师纹铜鼎”“五牛盖铜篱”“隼嘴式双钺铜弋”，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战争场面贮贝器”“杀人祭祀贮贝器”“奴隶纺织贮贝器”和“纳贡场面贮贝器”等等，都是举世无双的古代地方民族文化瑰宝。这些精美的青铜器，在生动、形象、直观地反映古滇人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同时，也展示了其高超的青铜冶炼技术、铸造工艺水平和包蕴其中的审美情趣、观念意识、价值取向、艺术风格以及信仰崇尚等较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古滇国的源流，因古史失载而不得其详，若按各古滇文化遗址的考古年代，则万家坝古墓群“主要应属公元前五六世纪，约当中原地区春秋中、晚期”。大波那主墓测定年代为公元前465±75年，即春秋战国之际；天子庙古墓群从战国前期延续到秦汉之世；李家山、石寨山古墓群的可信年代为“早期从战国时期到西汉初年，晚期从汉武帝到西汉末年”，兴盛期约在西汉中叶。总的说来，古滇国存在的时间大约从春秋中叶到西汉末年，较之古巴、蜀2国恰恰下移了200年左右。
关于古滇人的族属，学术界是仁智各见、众说纷纭而几乎揽括了氐羌、百越、苗瑶、百濮等西南地区的各古代族群，具体又分白族先民说、彝族先民说、越人说以至苗族先民说、佤族先民说等10余种之多。我们的看法是，上举各种意见虽然也都不无道理和根据，但以文献记载结合考古资料和当时的历史背景及自然、人文地理环境等多重因素综合考虑，当以第一种即白族先民说较为合理。因为在历史文献尤其是秦汉时期的史籍中，“滇”与既是地名又是国号同时也是族称的古巴、蜀的明显区别，就是“滇”仅为地名和国号而非族称。古滇国的主体民族，历史文献称之为“僰”或“滇僰”，并有大量相关词汇见诸记录。而自古及今都是云南高原腹地的“非汉主体民族”之一的白族，源于古代滇中“僰人”的说法在史界争议不大，故而古滇人应为今白族的直系先民，属氐羌族群。
不过，对此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首先，在先秦、两汉之世，古“僰”人也是广泛分布于自西北湟水流域至川西、川西南、川南再至滇东北、滇东、滇中一线广大地区的古代民族，并曾于先秦时期在川南宜宾一带建立了另一个以“僰”人为主体的古国——“僰侯国”。因而古滇人仅为“僰”人中的一支，即“滇僰”。其次，古滇文化的性质与内涵，因其以较为发达的旱地定居锄耕农业为主导，故而性质上应属农耕文化的范畴。但其内涵，又绝非是单一的农耕文化，如前所述，在其底蕴中，沉淀着大量从氐羌族群母体中带来的游牧文化基因，后又融入了由“庄入滇”所带来的源于苗瑶族群的楚文化，再加上民族融合和文化传播的作用，又渗入了分别来自百越、百濮以及巴、蜀、夜郎、哀牢乃至华夏等多种文化的因素，从而构成了一种多元多层次的复合型古代地方民族文化。
（二）古夜郎国
夜郎国堪称西南边疆民族历史上的一大神秘古国。一方面，有关夜郎国的记载，在秦汉以来的历史文献中频频出现而不绝于书，时至今日，“夜郎自大”的成语在我国仍可谓家喻户晓、人尽皆知，但另一方面，由于史料支离破碎且相互抵牾而不成系统，加之缺乏足够的考古发现以资印证，故迄今为止，史界对其地望、渊源、文化、族属等相关问题均尚无定论而各执一端。在此，仅据有关资料对夜郎国的基本情况大致概括如下，以供参考。
古夜郎国的地望，从《史记·西南夷列传》所云“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和《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所称庄入滇，“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椓船于岸而步战”等记载看，古夜郎的地理位置，应在滇国之东、且兰以西，即今滇东、黔西一带。其腹部地区，据《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以及“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今广州）城下”等语，可知其地当在珠江上游某地。而滇东、黔西一带，恰为珠江上游南、北盘江两大干流所在。唯南盘江在今滇东曲靖及其以南，北盘江在今安顺西南关岭、晴隆、贞丰、册亨一线附近，且两江相距不远，故孰是孰非，尚在两可之间。
古夜郎的社会经济，据《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其与古滇国一样，同属“耕田，有邑聚”的定居农耕经济。但应注意的是，按《华阳国志·南中志》的记载，直至汉、晋时期，在包括黔西北盘江流域在内的今贵州大部分地区，仍处于“畲山为田（即刀耕火种），无蚕桑……寡畜产，虽有僮仆，方诸郡为贫”的相对滞后状态，因而对其经济发展水平不可估计过高。当然，如果古夜郎国的腹地不在黔西而是位于滇东南盘江流域今云南曲靖一带，从曲靖城东珠街八塔台等地出土的秦汉考古资料看，其情况则又另当别论，而是与古滇国大致持平。
至于古夜郎的文化形态，总的说来应与其社会经济及其发展水平相对应，而为定居、半定居农耕文化的范畴，且同样是由多种文化融合而成并呈现出较明显的内部差异。对此，贵州学者据各地零星出土的青铜器已作过较为中肯的评说：“贵州西部各县（市）收集和发掘的青铜器，如靴形铜钺，饰有翔鹭、羽人竞渡纹的铜鼓，与滇文化的风格极为相似；而黔西北一带出土的青铜饕餮纹无胡铜戈，又系殷商典型器和纹饰的变种；这带地区出土的柳叶形铜剑，又属巴蜀文化的系统。这些资料生动地说明，夜郎濮人地区从新石器时代以迄春秋、战国，就与邻近地区以至中原有了比较频繁的经济文化联系。大体说来，今黔西北一带受巴蜀、滇以及中原文化的影响较多；而黔南至黔西南则与古代百越各部的关系比较密切”。
古夜郎人的族属，《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和《华阳国志·南中志》分别称之为“夷僚”“夷濮”，《太平御览》卷七七一引《异物志》则称其王为“越王”，故夜郎国的主体民族应属古越人之一支。其苗裔，后世发展衍化为今黔西一带的布依、水、仡佬等壮侗语族各语支少数民族。
（三）古哀牢国
古哀牢国位于澜沧江、怒江中下游及其以西、以南地区。史称“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若非夸大之辞，则古哀牢国的疆域当以今滇西南保山、德宏两地州为中心，向西、南方向延伸到缅甸北部克钦邦、掸邦一带，向东南方向则可达于今中缅边界下段及中老边界沿线境内外广大地区。在秦、汉西南地区众多的五大古代王国中，以其地域辽阔而雄踞第一。
哀牢国的起源，《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永昌郡，古哀牢国。哀牢，山名也。其先有一妇人，名曰‘沙壶’，依哀牢山下居，以捕鱼自给。忽于水中触有一沈木，遂感而有娠。度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沈木化为龙出，谓沙壶曰：‘若为我生子，今在乎？’而九子惊走，惟一小子不能去，陪龙坐，龙就而舐之。沙壶与语，以龙与陪坐，因名‘元隆’，犹汉言‘陪坐’也。沙壶将元隆居龙山下。元隆长大，才武。后九兄曰：‘元隆能与龙言，而黠有智，天所贵也。’共推以为王。时哀牢山下复有一夫一妇，产十女，元隆兄弟妻之。由是始有人民，皆象之，衣后着尾，臂胫刻文。元隆死，世世相继，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民以来，未尝通中国也。”这一古老传说，是为西南古代民族中的又一“创世纪”，在南部滇、黔地区及境外少数民族中间流传极广，一般称为“沙壶（或沙壹）故事”，亦称“九隆传说”。除《华阳国志》之外，《后汉书》、唐《册府元龟》、元《纪古滇说》、明《哀牢世传》以及一些少数民族文字的历史典籍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其中，《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还注引东汉杨终《哀牢传》说：“九隆代代相传，名号不可得而数，至于禁高，乃可知记。禁高死，子吸代。吸死，子建非代。建非死，子哀牢代。哀牢死，子桑耦代。桑耦死，子柳承代。柳承死，子柳貌代。柳貌死，子扈栗代。”据考，《哀牢传》所载最后一代哀牢王扈栗为东汉初建武二十三年（47年）时人，若以此为基点按每代25年上溯八代至禁高，当为西汉武帝“开西南夷置郡县”前后。再至哀牢始祖九隆（即元隆），则应为先秦时人无疑。
古哀牢人的社会经济与相应的文化形态，《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载甚详，云：“土地沃腴，（有）黄金、光珠、琥珀、翡翠、孔雀、犀、象、蚕桑、绵绢、采帛、文绣。有梧桐木，其华柔如丝，民绩以为布，幅广五尺以还，洁白不受污，俗名‘桐华布’。以覆亡人，然后服之及卖与人。有兰干细布——‘兰干’，僚言苎也，织成文如绫锦。又有厨旄、帛叠、水精、琉璃、轲虫、蚌蛛。宜五谷，出铜锡……”《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亦云：古哀牢国“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彩文绣……”根据这些记载，古哀牢人也以定居农耕经济和农耕文化为其主导形式，且农业和纺织、冶金等手工业均较为发达，而以纺织业尤为突出。加之与东南亚地区乃至海外联系较为密切，故早在秦汉时期便以“多异物”而着称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