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汉族的历史进程，相对滇黔地区更为特殊。据有关历史文献的记载分析，虽然包括今西藏自治区和川西高原、滇西北迪庆高原在内的西部地区，早在汉、唐时期便已与邻近的巴蜀、滇黔地区和内地的封建王朝开始了交往联系，并有零星或批量的汉族人口不断进入这一地区经商、游历、营建或公干，其中有的遂落籍定居下来。较大规模的如唐代文成、金城两公主先后进藏和亲，都曾带有成百上千的侍卫、吏佐、工匠、仆役随行前往，但由于所处自然、人文地理环境较为特殊，故一直未能形成较稳定的汉族移民的聚居区。
延至13世纪中叶元王朝建立前后，西部地区陆续纳入了元帝国的版图之内，成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随着历代封建王朝对西部地区控制的逐渐加强和交往的日趋密切，汉族人口也接踵而来，并于明、清时期逐渐形成了以藏族为主体，藏、汉、回、羌、门巴、珞巴等众多兄弟民族水乳交融、毗邻而居的格局。其间，据记载仅在川西、藏东一带，明清两代封建政府便相继组织了5次较大规模的军、民屯田，合计徙入主要由汉族移民构成的军、民屯户20万人。再至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尤其是1962年波及西藏、川西、滇西北和青海、甘肃部分地区的平叛斗争胜利结束后，为了促进西部藏区尤其是西藏自治区的社会、经济、文教、科技、卫生事业的全面发展，党和人民政府从内地抽调了一批批以汉族为主体的干部、职工、科技人员前往支援，使得西藏地区汉族的整体数量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增长，但在当地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依然很小，据1997年统计，西藏自治区汉族人口仅8．25万人，仅占全自治区人口的0．03％。始终未能形成较为固定的族群。
三、西南汉族的族群结构
西南汉族迁入和发展的历史从一开始就基本上分巴蜀和滇黔两个部分。其中巴蜀汉族经过长期的发展，走过了汉唐及两宋的昌盛和辉煌，又经历了魏晋南北朝之世和宋元之际的劫难和苦哀，呈波浪形地向前发展着，直到明代“湖广填四川”之后，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公元前4世纪末“秦民”徙蜀以来主要为北方汉族南下巴蜀的传统移民模式，而转变为以东部南方汉族大举西进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决定了传承至今的巴蜀汉族文化与北方汉族文化的差异以及与南方汉族特别是荆湘汉族文化的趋同，因此西南汉族族群中四川人是一大宗，且族群认同深，人文特征显着。
滇黔汉族由于所处的人文环境是少数民族土着族群人多势众，加上自然地理环境的艰险和封闭，所以自秦汉迁入滇黔的汉族基本上夷化了，只是到了明清时代，由于军屯，以及少量的民屯、商屯及流民的迁入，才逐渐发展成了滇黔汉族，并分为云南人和贵州人两个族群。
在滇黔汉族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政治的、地理的、经济的、文化的种种原因，在贵州还形成了屯堡人这样的族群岛。
这样西南汉族的族群结构就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四川人、云南人和贵州人。
第二层次是族群岛，即屯堡人。
四、西南汉族的基本特征
西南汉族在汉族族群中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族群，其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方言统一
西南汉族中除极少数的客家人使用客家话，屯堡人使用屯堡话以外，其余均使用西南官话。四川话、云南话、贵州话之间虽然有种种差异，但仅是大同小异的差异，其内部的一致性很高。
（二）族群古老而又年轻
西南汉族是古老的，因为从先秦开始就有汉族先民迁入巴蜀和滇黔，此后便延绵不绝。但西南汉族又是年轻的，当代的四川人、云南人、贵州人，以及屯堡人。大都是自明代以后才开始形成的，虽然与从清代开始形成的东北的沈阳人、长春人、哈尔滨人、大连人相比要早一个朝代，但在整个汉族族群中仍属于年轻的一类。
（三）性格坚毅
西南汉族是在大山中成长发展起来的，所以锻铸了他们与岩石一样坚毅的性格。如四川人在“难于上青天”的地方，硬是用双手一锤一锤地凿通了悬崖峭壁，架起“离天三尺三”的蜀道，沟通了四川与三秦的联系。正是由于性格坚毅，所以四川人不尚空谈，注重实干，不尚形式，注重实效。
西南汉族的这种坚毅性格，在云南人、贵州人中表现出来的是勤劳坚韧，移民屯田到滇黔的汉族，“士喜尚学，讲习维勤；妇女习女红、勤纺绩，每深夜犬闻机杼之声；田多瘠薄，农夫耕用两牛，前挽后驱，胼手胝足，终岁勤劳不休”。正是由于他们的坚韧不拔，才能在高山峻岭、千山万壑的云贵高原上扎下根来。
（四）民俗喜辣
西南汉族在饮食上有一个显着的特点，那就是喜辣，笔者到四川成都出差。由于怕辣点了一个炒青菜，结果是红辣椒炒青菜，不能接受，服务员换了一盘清炒青菜，看看没有辣椒了，但一尝仍然辣得不能入口，究其原因是四川人炒菜从来没有不放辣椒的，故而连炒菜的锅也辣了，在成都想吃一点也不辣的菜，实在是很不容易。到了贵州，仍然是样样菜都少不了辣椒，如果说四川以麻辣为特色，而贵州就以辛辣为特色，故俗话说“四川人怕不辣、贵州人辣不怕、湖南人不怕辣”，笔者到云南去也是少不了辣椒这一调味品，所以云南人也应属于不怕辣这一类汉族族群，其与四川人、贵州人、湖南人不同的是爱咸辣。
第二节西南秦汉时期的族群概况
一、远古时期的西南原始族群
我国是举世公认的人类发祥地之一，西南地区又是我国境内原始初民最早的一大栖息地。大量考古资料表明，从远古时代起，就有人类频繁地活动在这片辽阔、美丽而神奇的土地上。
（一）腊玛古猿
腊玛古猿是学术界对人类直系先祖的泛称，即“从猿到人”过渡期间的人科早期属种。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地质学、考古学和古人类学工作者先后在滇东南开远市小龙潭、滇中禄丰县石灰坝和元谋县小河村蝴蝶梁子数次发现腊玛古猿的牙齿、颌骨和头骨化石多枚，并分别命名为“开远腊玛古猿”、“禄丰腊玛古猿”和“蝴蝶腊玛古猿”。据测定和研究，开远腊玛古猿约生活在距今1500万年前的晚中新世，禄丰腊玛古猿的地质年代则约为800万年前的早上新世，两者在体质上虽进化程度不同，但都已具备了人类的某些特征而“最接近人类，是人类的直系先祖”。因而，滇中高原及其邻近的地带，也被中外学术界一致公认为“世界人类起源的关键地区之一”。至于近年来最新发现的蝴蝶腊玛古猿，因其年代当距今200万～300万年前的晚上新世，而且体质特征与猿人相差无几，故有学者将其归入古人类而称之为“蝴蝶人”。
（二）元谋人
元谋猿人是我国境内已知的最古老的人类之一。1965年5月初，地质科学工作者在滇中元谋县大那乌村附近发现两颗化石程度极深的古人类门齿。经鉴定，属与“北京猿人”基本相似的直立人遗物且更加原始，年代约为距今170万年前的早更新世。后又经几次大规模的发掘与考察，出土和采集到了大量打制粗石器，即旧石器、哺乳动物化石和炭屑、烧骨、烧石等人工用火的痕迹。从而进一步证实了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云南高原腹地便已活动着最古老的人类初民。
（三）桐梓人
贵州高原也是西南地区重要的人类起源地之一。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黔北桐梓县北坝乡岩灰洞发掘出一处古人类遗址，出土物中除12件打制石器和一些烧骨、烧石之外，还有两枚古人类的牙齿化石，分别为两个不同的个体的右上侧门齿和右上第一前臼齿。经研究，其体质特征已进化到“古人”阶段，距今10万～20万年以前，石器则与此前从黔西县观音洞出土的数以千计的打制石器属同一类型，都是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人类遗物。
（四）资阳人
资阳人是北部巴蜀地区古老人类的代表。1951年，在四川盆地中部的资阳市黄鳝溪发现了一个古人类的头骨化石，被命名为“资阳人”。据测定，资阳人生活在距今数万年前，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新人”。
除此之外，在西南地区境内，属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遗物、遗址还有：云南滇东北的“昭通人”、滇西北的“丽江人”、滇东南的“西畴人”和滇中的“昆明人”，贵州黔西的“水城人”和“猫猫洞遗址”，以及西藏自治区境内藏南定日县的苏热、藏中申扎县的多格则和珠洛勒、藏西日土县的扎布和普兰县的霍尔区等等。这些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遗迹，与上举“腊玛古猿”“元谋人”“桐梓人”“资阳人”一道，在时间上跨越了上千万年的漫长岁月，并构成了由古猿→猿人→古人→新人的较完整的人类进化链环，空间上则覆盖了包括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带在内的西南大部分地区。
二、先秦西南的族群
西南地区的原始人类，在经历了长时期的发展、进化之后，到了距今3．5万年以前，陆续进入了以磨制石器（细石器、即新石器）和农、牧业及制陶、纺织手工业出现为标志的新石器时代，以后又进而向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迈进。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古人类的活动范围较之以往更加广泛而几乎遍及境内的绝大部分地区。同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在文化上的差异也逐渐显现出来而形成不同的族群。先秦时期西南的古代族群，按其历史渊源与文化特征，一般分氐羌、百越、苗瑶、百濮（滇濮）、巴蜀5大族群。
（一）氐羌
氐羌族群从历史上直至今天都在西南地区占有突出的地位，而且还是与北方汉族有着共同渊源的近亲民族集团。据研究，氐羌族群的先祖多源于西北甘、青高原至川西北的河、湟流域和岷江上游一带，最初由数以百计往来迁徙不定的游牧部落组成，史称“西羌”或“众羌”，是为我国境内最强盛的原始部落群之一。从公元前5000年左右起，氐羌族群中的一部分，开始向周边地区迁徙扩散。其中，先后分批向东迁徙进入关中和中原地区的几支，发展壮大为黄帝族、夏族、周族等，再经与“东夷之人”商族和众多的中原土着民族交会融合后，逐步形成了汉族的直系先民——华夏民族。
约当与此同时或稍后，古羌人中的另一部分则相继取道川西高原南下西南地区，同样经与各地的土着或外来民族交会融合后，在北部地区衍化为古蜀人等众多民族集体，辗转南下进入南部地区尤其是云南高原一带的，形成了庞大的“昆明”游牧族群和古滇人等古代民族。延至公元前5世纪中叶和公元前4世纪初的秦厉公、秦献公时，随着居住在关中平原一带的秦人国力日益强盛，并不断向其西部的甘、青地区扩张，因“畏秦之威”，古羌人又陆续大举南下西迁。其中以“印”为首的一支由湟水流域迁至藏北“羌塘”地区，与同属“众羌”之一的当地“唐牦”部落会合，成为藏北地区藏族的直系先祖。不久之后，又有从中分衍出来的以“舞”和“忍”为首的两支，自藏北地区南下深入到藏区腹地，与同族群的土着“发羌”等诸部落相互融合，形成了后世藏区南部、中部一带藏族的直系先民。
氐羌族群很早就与中原地区建立起了密切的交往联系，并不远千里前往参与其重大的军事、政治活动。例如，据《尚书·周书·牧誓》记载，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率师伐纣，大会诸侯于黄河孟津渡（今河南孟津县东北），盟誓曰：“嗟，我友邦冢君……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对此，孔安国《传》云：“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卢，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孔颖达《正义》则说：“此八国皆西南夷也。”据研究，其中的羌、蜀、叟、卢、彭等，都属古氐羌族群。
氐羌族群的文化形态，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并与考古资料相对照，最初多为较典型的草原游牧文化。据考，“羌”字早在商、周甲骨文中便已反复出现，其形为一个人肩上扛着一头羊。《说文解字》亦云：“羌”字从人从羊，意为牧羊之人。因而在考古学界，有学者干脆称其为“骑马民族”。但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于远距离大跨度的民族迁徙、多次的民族融合，以及由此所导致的自然、人文地理环境的变迁，除了迄今仍分布在川北茂汶羌族自治县和汶川、理县、黑水、松潘、北川一带的近20万古羌人直系后裔为现代羌族之外，其余绝大部分或融入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兄弟民族族群而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或衍化为其他少数民族族群。文化形态则已多在历史上逐步转化为农耕文化或以农耕文化为主导形式，昔日的草原游牧文化，仅作为基因而沉淀在各相关民族传统文化的底蕴之中，较着名的如历史上的古蜀文化、古滇文化和由彝、白等族先民共同创造的南诏、大理文化，藏族先民的吐蕃文化以及传统的藏传佛教文化、纳西族别具一格的东巴文化、哈尼族特有的山地梯田文化和彝族的毕摩文化、白族的本主文化等等。而先秦时期的古代巴文化，据研究也与氐羌族群的文化基因不无内在关联。
（二）百越
百越族群是我国南方人口众多、分布广泛且历史悠久、文化恢弘的古代民族集团，同时也是我国东南沿海诸省区汉民族的主要来源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