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凉国公蓝玉奏:“凉州卫民千七百余户,附籍岁久,所种田亩宜征其赋,令输甘肃”。以每户5人计,合计人口约8500人。陕西行都司共有十一卫,以此数额平均计,陕西行都司共有民籍人口9万余人。
洪武年间陕西行都司的十二卫二所,按标准配置应有军人7万左右。假如说有一半土着军人,则作为移民的军人为3.5万,合家属所有10万左右的人口。这和陕西都司的边卫移民人口相同。
明初洪武时期(1368~1398年)的大移民,对于西北的开发起了积极作用。以卫所建置屯田自给,使大量荒芜的田地得以垦辟。元朝西北十分荒凉,加之近20年的元末混战,人民十室九空,背井离乡,熟田抛荒随处可见,荒敝已极。明朝建立后,在西北的驻军达25万之多,按三分守城,七分屯种之比例,屯田军达17.5万人。大量内地的汉族人民前往西北边地屯田,如宁夏曾“迁五方之人实之”,西宁卫也有大批的江淮儿女携家留戍河湟。明太祖诏示陕西等地布政司“民间田土,许尽力开垦,有司毋得起科”,曾迁内地人民屯田甘肃等。这些移民,携妻子儿女来到边地,垦荒屯种,以谋生路。明廷对移民采取种种优惠条件,比如给予种子、农具、车,蠲免租税,延长起种年限,甚至永不起科,以便招抚更多的流民前往屯垦。这样既可解除流民问题带来的社会不安因素,又可把流民与土地结合起来,巩固国防。在这种情况下,西北大量荒地被垦辟出来,荒凉的景象逐渐有了改观。在驻军兴屯过程中,兴建或扩建了不少城镇。其中一些虽已成为废墟,但有很多为清代沿袭,并发展成现在的城市。明朝大量的军队、流民、内地农民,或派遣或迁往边地,从事耕垦,并带去大量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政府帮他们解决耕牛和农具,如当“陕西行都司所属屯田多缺耕牛、耕具”时,便令“官市牛给之,耕具于陕西布政司所属铸造”,使边地屯田广泛用牛。普遍使用内地铸造的生产工具,从而为提高生产量创造了前提。大量的汉军、汉民迁入少数民族集中的甘肃、宁夏等地,形成了互相错居的局面。顾炎武云:“国初屯地,非止一方,不徙为垦辟之谋,且有犬牙相制之意”。犬牙相制是统治者的主观愿望,而客观上却对各民族间的沟通了解、共同进步、趋向融合、推动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使西北汉族滚动式地得到了新的发展。
六、清代汉族向西北的迁徙
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疆域辽阔的大帝国,凭借国势,清政府对西北进行了大规模的开拓和经营,文治武功,实不逊于汉唐。
(一)汉族向陕南的迁徙
明末清初的几十年中,各种武装力量频频往来于陕南汉中,给汉中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陕南地方志载:“国初时而田园长蒿莱,行百里间绝人烟矣”,“民死于锋镝、饥馑、瘟疫者十分之五”,很多地方“较昔之盛时尚不及十分之二三”。人口死亡达到十分之七,就可见其残破颓废了。“三藩之乱”平息后,陕南也面临着招民垦荒,恢复经济的问题。以湖广人为主的移民进入与四川毗连的陕南,是自然的延伸。入陕移民分北、南、东3个方向迁入。北则取道西安、凤翔;东则取道商州、郧阳;西南取道重庆、夔府。陕西巡抚毕沅也说:“汉中、兴安、商州各府州属,延亘南山,水土饶益,迩年楚、豫、陇、蜀无籍穷黎,扶老携幼前来开垦者甚众。”所言涉及陕西南周边各省的移民人口。
商州的汉族移民。商州,乾隆十年至二十年间(1745年~1755年),已有相当的外来人民在此“包工开荒”。商南县,“乾隆二十年(1755年)后,江南安庆数县人襁负迁商,爰得我所,闻风兴起,接踵者日益众,此商南有‘小太湖’之名也”。迁入商南县的安庆人,以安庆府太湖县人为最多。雒南县,“及四十三四年,安徽、两湖数省屡被灾棂,小民络绎前来”,“渐次开垦,安然乐业”。镇安县,“客籍中湖北、安徽两省居大多数,查均为乾隆二十七八年以后迁来者”。山阳县,“向来树木丛杂,人烟稀少,不过一万余口,近来各省客民渐来开山,加至十倍之多”。商州至乾隆四十年(1775年)左右,各县几乎为外省移民所布满。
兴安州的汉族移民。兴安州(今安康市)“通计地方四千余里,从前俱系荒山僻壤,土着无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因川楚间有歉收处所,穷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倚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是以近年户口骤增至数十余万”。人口的骤增使兴安州的面貌发生巨大变化,10年以后,升州为府。嘉庆以后,移民迁入陕南,更多的是迁入秦岭和大巴山区。大巴山区的镇坪地方,乾隆时领荒开垦时尚不足80户,嘉庆间川鄂之人迁入8000余户。
汉中府的汉族移民。清初汉中府各平坝(盆地)地区“老民”(土着)尚多。南北两山及西乡、凤县、宁羌、略阳、留坝、定远之属老民则十之二三,其余则为“客民”(移民)。“安徽、两湖、四川无业贫民转徙垦荒,依亲傍友,日聚日多,镵岩邃谷皆为民居。略阳所管辽涧河林内外至一万数千户,凤三四千,沔五六千,留坝二千余,两当、徽县两邑亦盈千”。
陕南汉族的迁移,从乾隆初年至道光初年,历时长达90年左右。移入陕南的外省农民,据嘉庆年间记载:“侨寓其中,以数百万计”。据曹树基先生检测统计约为310万人。
(二)汉族向西北西部的开拓
清王朝对于西北的经营用力最勤,所花代价极大,同时也是其开拓经营最为成功的地区。清代的西北地区,由于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地理等方面,较之全国其他地区独具特点,因此,在战略上有着十分重要和突出的地位。康熙帝三次御驾亲征,彻底平定了准噶尔,统一了天山南北。
西北大局既定,清政府随即驻军设治,全力守边善后。乾隆很快意识到武定功成后宜大力发展边疆农业,于是敕命施行广泛驻兵与大规模屯垦相辅而行的政策。
1.在关西的屯田和移民
关西是河西走廊西部自嘉峪关外至敦煌一带的区域。明代初年陕西行都司设7卫于此,明中期后卫所被吐鲁番蚕食,关西成为蒙古人的游牧地,“千里沃壤,鞠为茂草,无复田畴井里之遗”。清军平准时,关西地区乃是距前线最近之后方。康熙决定在此实施屯垦。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吏部尚书富宁安在关西的西吉木、达里图一带招民垦种。五十六年(1717年),甘肃巡抚绰奇招募无业贫民,官费送赴关西安插,于“西吉木地方安插民人二百七十户,达里图安插民人五百三十户,锡拉谷尔安插民人一百六十户”。这是关西地区的第一次移民。关西第二次徙民规模更大。雍正四年(1726年),川陕总督岳钟琪建议,“招甘肃无业穷民二千四百户开垦屯种”。沙州屯户来源于平凉、庆阳、临洮、巩昌、甘州、凉州、西宁、肃州8处,于雍正五六两年分两次迁徙至沙州。两次移民共计3300余户。设定3年起科,每户分土地百亩,2年后改为“近水地五十亩”。在康熙移民成功的基础上,雍正年间的移民规模有所扩大。雍正十一年(1735年),清廷设立安西兵备道,4卫1所俱归该道统辖。至乾隆元年(1736年),关西4卫1所共有民户3560户,升种土地148919.7亩,待升种土地1021.6亩,每户耕种土地45亩。已接近户均50亩土地的规模。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关西卫所改为府县,标志着该地区的开发进入了新阶段。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安西州人口达77873人。
2.在新疆的屯田和移民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军剿灭阿睦尔撒纳叛乱,接着又在二十四年战胜了大小和卓势力。为了巩固西北边防,加强对新疆的统治,从内地或关外盛京等地派遣八旗绿营军队,前往伊犁及各重要城市驻防。其中伊犁地区驻军11147人;塔尔巴哈台地区2110人;乌鲁木齐10700人;乌苏地区300人;古城地区1500人;巴里坤地区3000人;吐鲁番地区1100人;哈密地区800人;喀什噶尔、南路八城4766人;其中绿营军士16053人,乌鲁木齐、巴里坤两地5400人,总计驻疆官军为56876人。乌鲁木齐的绿营兵,原定每5年与陕西驻军轮换一次,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起改为携眷常驻。这些携眷长驻的兵士,便成从内地迁到新疆的最早住户之一。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清政府开始招募外省移民来新疆屯垦。新疆的移民事务由陕甘总督负责,首先从甘肃安西、肃州、甘州、凉州所属州县招募贫民携带家属前往新疆。政府提供车辆、粮食、衣服、帐篷,甚至建房以候移民。新疆欢迎各省资送移民,由于朝廷的支持和鼓励,各省资送移民十分踊跃。甘肃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迁往新疆为624户,3年后武威等县迁往乌鲁木齐一地的就有1887户。成千上万的移民从甘肃、陕西和四川等省奔向新疆。
自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开始,把原来罪犯流放地改发为新疆巴里坤、乌鲁木齐等地。罪犯可减轻刑期,服刑屯田时期可携带家属,刑满之后编入民屯,成为平民。这一时期,新疆的犯屯包括家眷约有1万人。
自由垦殖是新疆移民迁入的主要方式,开始时对商人认垦土地还有限制,以后“听其广垦,均给执照永远营业”,商人在认垦大批土地后,又招募雇工前往耕种,由此迁入的移民数量很大。
汉族移民主要的定居区是乌鲁木齐和巴里坤。乾隆三十一年至四十年(1766~1775年)。每年平均移民约4500人,四十一年至五十年(1776~1785年),每年平均移民约3400人,五十一年至六十年(1786~1795年),每年平均移民约1800人,乾隆六十一年至嘉庆十七年(1796~1812年),每年平均约1700人。
据《西域图志》卷三十三记载:除乌鲁木齐和巴里坤外,乾隆四十二年新疆其他地区各族人口计31万余人,同年移民人口为23万余人。减去商人迁入数,当年乌、巴两地人口约为12万,这样,全疆共有移民35万人左右。至乾隆六十年,乌鲁木齐和巴里坤两地的移民人口,已达17万余人,其中绝大部分是汉族。
通过各种形式的屯田经营,天山南北土地进一步开发,据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统计,仅北疆民屯就达到68万亩。说明边疆安宁太平,久居当地的兵民繁衍旺盛,同时也说明西去的汉族拓荒者日益增多。
汉族在西北的开拓与发展,清代乾嘉时期是一个高峰。而后,同光时期(19世纪末叶)左宗棠平定阿古柏,西征大军的供给由河北、山西的许多“赶大营”的小商人承应,随军西出阳关。战事平定后,这批人也逐渐定居新疆,成为清代西北移民的余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