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河西的置郡与屯田
河西地区正式归入汉朝版图后，汉武帝为了继续加强与西域的交通，隔断羌、匈之间的联系以孤立匈奴，便在河西地区实施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郡县的设置就是一项重要的措施。汉武帝在河西地区所设置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的时间和顺序，《汉书》中的说法不一，但自元狩四年后，迁置四郡的人口不断有所增加，部分移民随着汉朝势力的扩张，逐步由内向外缘（西域）迁徙。对河西地区的经营起始于汉军占领河西之后（元狩二年），汉武帝曾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联络原居于“祁连、敦煌间”的乌孙，“招以东居故地”；由于乌孙大臣“皆不欲迁”，张骞未达到目的，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回到长安。于是武帝决定“始筑令居以西”的边塞。令居屯田随边塞的西迁而逐步推进到河西走廊地区。河西原有居民乃羌、月氏、乌孙和匈奴等族，匈奴占据河西后，月氏、乌孙西迁，主要是匈奴族人。河西战事结束后，当地人口大大减少，要设置郡县，加强河西边防，就必须向河西大量移民。移民对象据《汉书·地理志》记载院“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背逆亡道，家属徙焉。”其中的“关东下贫”系绝大多数。元狩四年因受水灾之难的流民，也有部分迁至河西，这次大规模的移民，是在政府“赈”、“贷”都不能解决，饥乏之中的一次西徙，除大多数的“下贫”外，还有不少刑事犯和政治犯。如武帝时附和戾太子之乱的官吏、士卒都被迁徙到敦煌郡；还有一些自愿迁徙到河西的，也有一些屯田戍卒在服役期满后，自愿留屯戍边县，并把家室接到其地的，还有一些少数民族也由于各种原因，而被强制迁徙到了河西。
河西移民主要是在汉武帝时代。通过移民，使河西人口大增，改变了人烟稀少的状况，到西汉末年，河西四郡共有61270户，280211口。
随着河西的设郡，内地徙民源源而来。为解决内地长途转输的困难，西汉政府又开设了屯田点：令居（今兰州市黄河以北以西）、番和（今张掖市北）、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敦煌、酒泉、武威等。
（三）在西域屯田
西域屯田，是汉朝实现“断匈奴右臂”战略的重要措施之一。屯田点大致分布在具有交通、军事意义的绿洲上。当时，“自敦煌而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今新疆轮台县东）、渠犁（今新疆库尔勒市）皆有田卒数百人”。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又在伊循（今新疆若羌县东）屯田，后“更置都尉”。宣帝时，屯田车师（姑师）（今新疆吐鲁番盆地）、莎车（今新疆莎车县）、北胥鞋（今地无考），设有屯田校尉。汉在车师屯田，对匈奴控制西域威胁极大。所以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匈奴派骑兵进攻汉田卒，“（郑）吉乃与校尉尽将渠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复益遣骑来，汉田卒少，不能当，保车师中”。匈奴骑兵还往来扬言：“单于必争此地，不可田也。”郑吉遂上书请宣帝“益田卒”。汉朝经过讨论决定，“可且罢车师田者”，并派兵救郑吉归渠犁。
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降汉后，汉朝在西域设置都护，“至元帝时，复置戊已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汉之车师屯田，据罗布泊汉简记录有：“交河壁”、“交河曲仓”，可推知交河城附近有屯田。戊已校尉驻地高昌壁，亦应为屯田点之一，经汉之世，车师屯田一直进行着。
宣帝末年在赤谷城屯田（乌孙国都），当时乌孙大、小昆弥在领民问题上发生矛盾，汉朝派遣常惠“将三校屯赤谷，因为分别其人民地界，大昆弥户六万，小昆弥户四万余”。又《汉书·辛庆忌传》载，庆忌“任为右校丞，随长罗侯常惠屯田乌孙赤谷城”。是为了解决乌孙内部矛盾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赤谷城屯田规模较大，常惠所以将“三校”为屯田士卒。但主要是为了完成“分别其人民地界”任务的一支有威慑性的镇压力量。其人数在2000左右，所负任务是双重的，因为不能在短期内完成，故所率三校部众就地屯田。西域屯田范围较小，迁入人口不多而且不稳定。
（四）在河湟设县与屯田
河湟屯田始于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秋末。湟中羌人请求“渡湟水北”畜牧，未得汉朝允许。然大批羌人强渡湟水，郡县不能禁止。汉宣帝派官视察。而汉官到达羌地后又采取屠杀政策，折其酋豪，遂激起羌人反抗。汉朝派赵充国率大军镇压，充国到前线后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分化胁从、独立恶首的策略，收到初步成效。接着，充国又提出“欲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敞”的主张，留步卒万余人屯田湟中。自临羌至浩门间，开垦羌人故田及公田2000多顷，修挖渠道，改变农业条件，并在《屯田奏》中提出屯田“十二便”，对屯田的好处做了详尽的阐述，提出了一整套屯田的理论，并亲自付诸实践，不仅在当时收到了显着的经济效益，取得了平羌战争的胜利，而且对以后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汉王朝在湟水流域置破羌（今青海乐都县老鸦城）、安夷（今青海平安县平安镇）和临羌（今青海湟中县境）三县，均属金城郡。赵充国在湟中地区大兴屯田和设置郡县，隔断了匈奴与羌之间的联系，巩固了汉王朝在河湟地区的统治，并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元始四年（4年），安汉公王莽执政，利诱羌人首领献地称臣。王莽立法50条，违法者皆徙置西海郡，徙者以千万数。西海郡的设置既侵犯了羌人的利益，又给千万无辜百姓带来灾难，因此在王莽覆灭后，羌人又将郡地夺回。被迫迁出的罪犯四处逃散，移民也不复存在。
东汉历时近200年，于西北经营，虽不能与西汉相比，但基本上维持了前朝的局面，尤其是东汉前、中期的经营颇为用心。光武帝立国之初，西域再次绝通，匈奴、西羌蠢动，东汉王朝意在稳定政局，对外族采取妥协政策。于西北尚无全面的经略。适值匈奴连年遭逢旱蝗，牧草尽枯，赤地千里，人畜饥疫死耗大半；更因内讧失和，再度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重新臣服于汉，内附入塞，北匈奴则却地千里，游弋于河西、西域不断扰掠。东汉之初，羌人频频入寇，金城属县多被侵占。光武帝任马援为陇西太守，率步骑三四千人反击，迫使羌人西退。马援在金城、破羌以西缮城起坞，召集逃亡客民各返旧邑，陇右地区一时晏清。汉明帝时经营西北战略遂转强硬，效法武帝反击匈奴，开通西域。永平十六年（73年）分兵四路出击，深入天山东部，收复伊吾等地，就地屯田，置宜禾都尉。第二年再出敦煌，平定车师前后部，重新设立西域都护和戊已校尉。并以此为根据地，派出班超为首的使团折中诸国间，与北匈奴展开争夺西域的斗争。章帝继位对西北经营无大进展，唯准班超留居西域，仅带从兵千人纵横诸国，控制西域局势。班超在西域30年，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先后定莎车、却月氏、降龟兹、平焉耆等国，昭昭勋绩当可与万马千军之功相比。
纵观两汉400年持续开发，西北地区的农区范围空前扩大，农牧区分界线几乎推向黄土高原西北边缘，并与河西走廊和天山南部农区连为一体，唯有极为干旱的荒漠和草原区还保留为畜牧地。除关中以外的河套、河湟、河西、南疆等农业区域，通过西迁汉族人民和当地土着百姓融为一体，披荆斩棘，共同开拓，加之中原地区传统农业技术的应用，建成为西北的基本农业区。
根据《史记》《汉书》统计，在西汉武帝数十年间，大批量的西北移民共有7次，总计人数超过200万以上。数百万汉族克服了创业艰难，终于安居于黄土高原地区。
西北边区的汉族移民遍及朔方、五原、西河、上郡、北边、安定、陇西、天水、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诸郡，而以朔方、五原、金城及河西四郡最为集中。葛剑雄先生分析指出：河西四郡、金城、朔方、五原等郡基本都由移民组成，北地、西部、上郡的居民中移民占一半以上，陇西、天水、安定也有一定数量的移民。
二、魏晋南北朝汉族向西北的迁徙和发展
“永嘉之乱”西晋灭亡，在大批中原汉族南迁的同时，也有一部分汉族迁入西北。西北的主要迁入地是当时较为安定的河西走廊。
早在西晋永宁元年（301年），曾在朝中任散骑常侍的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大族张轨，“以晋室多难，阴图保据河西”，求得凉州刺史一职。张氏家族之所以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相对稳定地保有河西走廊，甚至“南逾河湟、东至秦陇、西苞葱岭、北暨居延”，与其笼络大族、爱护百姓、奉晋正朔、折中樽俎乃至弘扬儒教、兴立学校等一系列政治策略及文化建树密切相关。张轨在凉州，增置郡县，安集中州避难者，任用干才之士为股肱，修明本州政治，行五铢钱，活跃地方经济。同时组织军民抗击进犯的鲜卑军队，威名震于西州。西晋灭亡后，张氏在凉州实际已割据自立。前赵和后赵先后动用数十万大军征伐，前凉以富庶的河西为根据地，坚壁抵抗，固守了凉州，与两赵并存，立国共76年。张骏、张重华父子统治时，是前凉的盛期。为了加强对西域统治，前凉全部接管了西晋的都护机构，同时在高昌设立郡县，使郡县制度行于西域地区，西域行政机构首次与内地趋于一致。这一时期，河西和西域政局稳定，“刑清国富”，大批中原流亡的汉族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在此条件下，前凉的人口增长率也有所提高，人口迅速增加。晋乱之后，前凉成为保存发展汉族文化的重要据点。
东晋太元元年（376年，前秦建元十二年），苻坚灭前凉，迁凉州豪右7000户于关中。前凉主张天锡被俘至长安，封为归义侯，使豪强贵族远离本土，既便于控制他们，又利于统治当地民众。建元十五年，攻占襄阳，“江汉之人万余户”徙于敦煌（今甘肃敦煌西南），同时被迁的还有“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7000余户。这两批人都属惩罚性移民，受到强制措施的控制，所以到西凉李罱建初元年（405年）时还居留于敦煌。此前的后凉龙飞三年（398年）发生内乱时，武威、张掖及其以东有数千户逃亡至敦煌和晋昌（今甘肃安西县东南）。在敦煌一带居住的移民多达23000余户，10万余人。当年李暠由敦煌东迁酒泉，将这批迁民重新安置，以其中5000户南方（江汉）人置为会稽郡，5000户中原人置为广夏郡（均在甘肃安西一带），其余13000余户分别安置在新设的武威、武兴、张掖3郡（在今甘肃敦煌市南一带）。
后凉时期，随吕光西征的7万多人中多数是汉族，这些人因前秦的覆灭和后凉的建立而留在河西，这也是中原汉人一次规模不小的迁移。此间，中原战乱未息，还有些人因避乱而迁往较为安定的河西，如苻坚安南太守（治今甘肃陇西县东南）、河内温县人常珍“因世乱遂居凉州”，因此移民人数还在增加。东晋元兴二年（403年），后凉亡。三年后南凉主秃发傉檀接收姑臧，原凉州别驾宗敞由他列举当地人物时提到：“段懿、孟韦，武威之宿望；辛晁、彭敏，秦陇之冠冕；裴敏、马辅，中州之令族；张昶，凉国之旧胤；张穆、边宪，文齐扬、班；梁崧、赵昌，武同飞、羽”。可见中原移民的后裔不多，并且都是早期迁入的。
此外，高昌地处新疆吐鲁番盆地，自汉以来就有汉人聚居，西晋设高昌郡，前凉、后凉、西凉、北凉皆设郡置守。史载汉族迁居高昌有两次高潮，一次西汉李广利西征疲兵和屯田卒留居高昌，一次是沮渠无讳率北凉残部“一万余户”的西迁。421年，北凉灭西凉时，晋昌冥安（今甘肃安西县东南）人唐和、唐契兄弟与外甥李宝避难于伊吾（今新疆哈密市西北），“招集民众两千余家，臣于蠕蠕（柔然）”；这万余人主要是汉族。460年蠕蠕杀沮渠安周而立阚伯为高昌王，先后称王者四姓十六王，都是汉族，王国居民基本以汉族为主。故《魏书·高昌传》称：“国有八城，皆有华人。”高昌王四姓有阚氏、敦煌张氏、马氏、金城榆中（今甘肃榆中县西北）麴氏，麴氏成为世袭高昌王。高昌在西域城邦中，与中原的联系最为密切。两汉以来，汉族因屯田、戍边、打仗、经商来到高昌定居不归。尤其是十六国时期，大批汉族流落迁居此地，所谓“彼之氓庶，是汉、魏遗黎，自晋氏不纲，因难播越，成家立国，世积已久”。随着汉族移民的增加，汉文化在此也得到传播，如高昌王在北魏明帝正光年间（1520～524年）曾向北魏王朝求借五经诸史，“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高昌王国长期内属，汉族移民聚居，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融合的地方政权。
吐谷浑在形成的过程中，曾吸收了相当多的汉人。由于西北的汉族早已流入羌戎地区，汉族随之归入吐谷浑。慕时，“召集秦凉亡业之人及羌戎”杂夷众至五六百落，南通蜀汉，北交凉州、赫连，部众转盛。这主要是汉族。宋元嘉八年（431年，北魏神四年），夏主赫连定灭西秦，西秦主乞伏暮末降。同年，赫连定拥所获西秦人10余万口在治城（今甘肃临夏县西北）渡黄河，企图西进河西，遭到慕袭击，赫连定被俘。慕仅将赫连定送交北魏，而西秦故地汉人是多数，故有相当多的汉族被迁入吐谷浑境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