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各政权都有过一定规模的人口迁移，但都限于河西内部，没有超出河湟地区的范围；西秦、赫连夏政权进行的强制性或掠夺性迁移一般也限于关中和秦陇地区；这其实只是西北地区内部的迁移。这一阶段北方战事纷然，政权更迭繁乱，其他地区的人口也有间断的迁入，但数量有限，且又乏具体的记载，此时汉族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西北少数民族族群的汉化上。
（一）大月氏人的内迁和汉化
2世纪中叶，贵霜帝国战乱不绝，大批大月氏人（又称大月支）东迁西域诸国，一部分迁至敦煌，就此定居。如晋高僧竺法护，“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敦煌郡”。竺法护于晋武帝（265～290年）时“还归中夏，自敦煌至长安”。大月氏人内迁后多以支氏为姓，此一支氏既世居敦煌，其迁入时间应在西晋前数代，正是2世纪后期避乱移民的一支。另一部分月氏人继续东迁，至少有数百人到达洛阳。《出三藏记集·支谦传》：“支谦字恭明，大月支人也。祖父法度，以汉灵帝世率国人数百归化，拜率善中郎将。”东汉末在洛阳等地传道译经的月氏人，见于《高僧传》的还有：支楼迦谶、支曜等。董卓的西凉胡兵中有人名支胡赤儿，西晋末年石勒起兵的十八骑中有支雄，据《资治通鉴》卷八七《晋纪九》永嘉三年（309年）注引后赵《支雄传》：“其先，月支胡人也。”依时上推，这一支氏也是在西晋前就迁入中原的。
（二）粟特人的内迁和汉化
粟特，中亚古国，在中亚七河流域。《后汉书·西域传》称为栗弋国、康居国，汉以后往往将粟特人称为康居或康国人。粟特人以善于经商着称，汉王朝为了维持“重致远人”的声望。一直保持对康居使者（商人）的接待。康居商人走西域南道入敦煌、酒泉等郡到达关中。当时沿途接待深感沉重，可见康居商人数量之多。后来一部分康居人定居于河西走廊。如《梁书》卷一八《康绚传》：“其先出自康居。初，汉置都护，尽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诏于河西，因留为黔首，其后即以康为姓。晋时陇右乱，康氏迁于蓝田。绚曾祖因为苻坚太子詹事，生穆……宋永初（420～422年）中，穆举乡族三千余家，入襄阳之岘南。”康氏经过多次战乱和迁徙还能有乡族3000余家，从这一点观之，定居在河西的康居人数量是相当可观的。由于粟特人足迹甚广，不少人在天竺（印度）接受佛教，成为高僧，东汉时随粟特商胡来中国，或从他处辗转来中原。《高僧传》有：康巨、康孟祥、释昙谛、康僧会等。可见康居高僧在汉，魏时都曾长期居留中原，从事译经传道。
（三）羌的内迁与汉化
元帝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秋，陇西乡姐羌旁种反。冯奉世率军镇压，余众逃往塞外。乡姐羌住地在大夏河与洮河之间，这一带西汉一直未设郡县，世居其地的乡姐羌经此兵乱，两万多羌人迁往境外。建武十一年（35年）夏，先零羌等被马援击败。被安置在天水、陇西、扶风三郡。永平元年（58年），窦固在西汉水击败羌人首领滇吾，余众7000投降，被安置在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永元十三年（101年），迷唐羌被击败，降人6000余口，分别迁至汉阳（原天水郡）、安定、陇西境内。当时，散居在凉州的羌人很多，永元十六年（104年）汉朝出征匈奴时，在敦煌、酒泉、张掖、武威、陇西、天水、北地、西河都征发了“羌胡”。永初元年（107年）都尉王弘征西域，在金城、陇西、汉阳三郡征发“数百千骑”。永初元年冬，羌人全面反抗，汉军大败。二年，羌人向东攻至赵、魏，向南攻入汉中。五年，羌人攻至河东和河内。在此情况下，汉朝只得全面撤退。由于汉人已撤至关中，羌人内迁的规模更大了。永和元年（136年），羌人又起反抗，规模增大，攻至关中，至永嘉元年（145年）才平息下去。经过如此两阶段的“羌乱”，迁至内地的羌人越来越多，如汉安元年（142年）赵冲招降罕种羌有5000余户；降于凉州刺史的有3万余户；永嘉元年左冯翊梁并招降有5万余户，仅这几次合计就有8万多户，约40万人。以后羌人的反抗从未停止，到东汉末年，西北各地几乎都已聚集了大量羌人。在东汉末年战乱中，关中平原的人口大量死亡或外迁，由于羌人聚居在渭北高原或盆地边缘，损失远比汉人为小。所以在曹操统一北方时，羌人在关中和西北人口比例大大上升，已成人数仅次于汉族的第二大族群。
从东汉初年羌人内迁开始，到三国末期，前后历时200多年，大量羌人与汉族杂居，从事农耕，同汉族差异越来越小，经过两晋南北朝民族的同化，到隋初时，内迁的羌人已全部汉化了。
（四）氐的迁徙与汉化
氐人原住在今陕、甘、川交界处，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置武都郡“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福禄（今甘肃酒泉），或在讲、陇左右”。氐人的迁移并非一次完成，置郡之后的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武都氐人反，分徙酒泉郡”。西汉后期，氐人分布均在西北地区，尽管经过了强制外迁，但武都仍是氐人的基地，人口也最为集中。
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马超、韩遂起兵时，“兴国氐王阿贵，白项氐王千万各有部落万余”参加。马、韩兵败后，“阿贵为夏侯渊入灭，千万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国家分徙其前后两端者，置扶风、美阳，今之安夷、抚夷二部护军所典是也。其本守善，分留天水、南安界，今之广魏郡所守是也。”这两支氐人共有2万余落，人口接近10万，如逃、亡占一半，尚存四五万人。扶风、美阳地处关中，距雍州行政中心很近，将曾经参与反叛的氐人安置在此便于控制；而广魏郡治所在今天水县东北，离雍州中心较远，故安置了未参与反抗的氐人。
三国时期，氐人聚居地分属魏、蜀二国，相互间时有争夺性的迁徙。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操在放弃汉中前，将氐人5万余落迁至扶风、天水界。以小槐里一带最为集中。被徙的氐人中有一支巴郡宕渠（今四川渠县东北）迁来的巴氐，被安置在略阳郡（今甘肃天水县东北）。魏延康元年（220年）“武都氐王杨仆率种人内附，居汉阳郡（由白龙江流域迁至渭河流域）”；正始元年（240年），魏国郭淮从魏蜀边境迁3000余落氐人至关中。至隋唐时，内迁西北关、陇、汫、渭的羌人也汉化了。
（五）卢水胡人的内迁和汉化
卢水胡源于小月氏、匈奴支族等，后融合了月氏、羌等族的成分。东汉初，卢水胡已迁至河西的张掖属国（在今弱水、黑河流域），后有的向东北或西北迁徙。魏晋之际，卢水胡从青海沿湟水、洮河、白龙江南下抵汶山郡境内（今四川茂汶）。后沮渠氏建立北凉，北魏攻下姑臧，收其城内户口20余万，诸郡杂胡降都又数十万，徙沮渠款犍宗族及吏民3万户于平城。部分卢水胡西奔高昌等地。太平真君年间（440～451年），卢水胡尖盖起义，联合汉、屠各、氐、羌等，有众10余万，据分析，卢水胡内迁人数不低于10万，至隋初时也汉化了。
（六）秃发鲜卑的西北人内迁和汉化
东汉桓、灵帝时，鲜卑檀石槐称汗，分其地为3部，共50余邑，统众达数十万户。檀石槐死后，联合体瓦解，步度根、柯比能各拥所部附属汉魏。在东起辽东、西抵河西边境线上分数路向内地迁徙。拓跋支系秃发氏迁至陇右，与氐、羌杂居。十六国时秃发氏建立南凉；还有乞伏部，于魏晋间自漠北南出阴山，迁往陇西，进而向陕甘伸展，后建立西秦。这几部鲜卑因邻近汉区，深受汉文化影响，建立政权后大多采用汉制，吸收汉族士人辅政，至隋初时也汉化了。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北汉族在吸收西北部分少数民族族群的互动中得到了发展和壮大。
三、隋唐汉族向西北的迁徙和发展
隋唐之时，随着唐代经济的高度繁荣，一方面是汉族继续向西北迁徙，另一方面是西北少数民族族群进一步内迁，使西北汉族在民族互动和涵化中得到新的发展。
（一）汉族继续向西北迁徙
历史上汉族人民往边疆的迁移，主要有被掳掠、被俘、被流放；参加屯田；躲避战乱、逃避赋税、犯罪潜逃等三大类型。除了最后三类及部分屯田者是自愿前往之外，前三类都属于强制性的迁徙。就人数而论，被强制性迁徙的人远超过自愿迁徙者。
1．掳掠
隋唐之际，由于东突厥大举侵入中原扰掠，安史乱后，吐蕃军队屡次进犯关中，都大肆掳掠汉族人民，带回本境，充其为奴。从史书及《全唐诗》《全唐文》的载录粗计有30万之多。
安史之乱时，回鹘应唐之邀，助唐作战，进入中原，掠人之举被诗人戎昱揭露：“回鹘数年收洛阳，洛阳士女皆驱将。”又有刘商诗云：“一朝虏骑入中国，苍黄处处逢胡人，忽将薄命委锋镝，可惜红颜随虏尘”。可见在洛阳掳掠人数不少。
2．战俘
天宝十载（751年），安西节度使率两万人击大食（即阿拉伯帝国），兵败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城。此后唐帝国于中亚失势，多数军士被俘被杀。据阿拉伯史料记载，战俘中有造纸、造兵器和各种工艺的人，自此中国造纸术西传。撤马尔罕遂成造纸中心，战俘流散西亚。
3．流放
隋初，更定新律，将坐法之人以罪行远徙边地，安史乱前唐从之。入唐后党锢之争日烈，流人大增，所徙之地乃瘴蛮之岭南、夜郎或荒漠之塞北、西域，安西四镇是安置流人主要地区，安史乱后，兵士、屯田农民、流人成了此处的汉族移民。龙朔（661～663年）时，流放地扩大到庭州（今乌鲁木齐、玛纳斯、昌吉、奇台、木垒等市县）等地。大臣裴伯、杨德裔、李义府诸子及婿，均流于此地，庭州“甚汉户，皆龙朔已后流移人也”。塞上漠南也是主要流放地，后成汉族人口的重要来源。武则天时，越王贞谋反牵连而缘坐者六七百人，籍没者5000口，全部流放到丰州。宣宗大中四年（850年），朝廷规定：“徙流比在天德（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者，以十年为限，既遇鸿恩，便减三载。但使循环添换，边不阙人，次第放归，人无怨苦”。流人之放归，能造成边地缺人，可见流人在当地汉人中所占比重之高。直到唐末时懿宗、僖宗的《敕文》中都提到漠南天德五城的流人，流放年限期满的流官“如情愿便住者，亦听”。可见，漠南之地包括流人的汉族仍有很多。
4．屯田
隋唐时为了加强边防、就地解决军队给养，都在沿边屯垦。隋之屯区主要在长城以北和河西走廊沿边地带，唐乃东起辽宁、西至新疆及青海沿边都有屯垦。屯垦分军、民两种，军屯系主要以军队组织，士兵耕作。唐开元之后，士兵长驻防地，允许携带家口，某些军屯已有移民性质。中唐后政府规定：士兵服役将满。“有愿留者，即从所开田为永业，家人愿来者，本贯给长牒续食而遣之”。这些军人家属自然就成为边地迁民的一部分。
唐代大规模屯田始自玄宗时期，全国有屯田992屯，各道合计为1039屯，除盐屯29屯外，留有1010屯，而西北地区陇右、河西326屯，关内道240屯，合计566屯，占全国总数一半以上，可见西北屯田的重要。唐前期的民屯，多来自服徭役的农民，还不能算移民。贞元元年（785年）德宗下诏：“天下应荒闲田，有肥沃堪置屯田处……以诸色人及百姓情愿者使之营佃”。此后，各地民屯，流民浮客应募如云，西北边地屯区同样如此。民屯内包括大量流犯，年限大多以六七年为期，但穆宗长庆元年（821年）《改元敕文》流放天德军的流人10年期满方可放归，“情愿往者亦任”。边地流放者，也因地方官以边防要地不可放为由，至死不得归乡。这些流人就自然成为边地的移民。德宗以后，漠南屯田达到高峰。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杨炎征发关中汉人到此开陵阳渠，渠未挖成，但振武军（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和天德军一带“良田广袤千里”，垦荒收到成效。疏勒7屯，焉耆7屯，北庭20屯，伊吾军和天山军各1屯，按州镇诸军每屯“50顷”计标有屯耕地2800顷。今巴里坤、焉耆、库车、轮台等地，仍保存许多唐代屯田的遗址。
5．逃户
唐代的逃户问题相当严重，因北塞常驻边军镇守，可安居垦耕而无后顾之忧。平原地区租赋税收繁重，而偏地深山沟，则十分缓轻，边地远离中原，政府统治鞭长莫及，一些逃避赋税劳役的汉人便移向边区。民族杂居地更有蠲免优待，平川汉人为逃避急征暴敛，纷纷背井而来。至唐中叶后，关中多故，中原动乱，战乱之中流民又大量进入高原，久居常处，即成郡县的正式编户。庆州怀安县（今甘肃华池县西北）原本是党项部落的生活区域，不设县，由于汉族逃户迁入，并形成一定的数量和固定人口，开元十年（722年）设县。开元十六年（728年）十月，玄宗下诏：“诸州客户有情愿缘边州府者，召取情愿者，随其所乐，具教奏闻。”由于政府采取鼓励措施，关中、中原一些为生计所迫的汉族农民主动迁往人少地多的丘陵地带和边疆地区垦种，这些徙边的汉族农民一部分参加屯田，一部分则在垦殖出的土地上新建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