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迁徙由从前的自发方式到由政府组织的有序进行
元末的战乱使华东区人口损失十分严重，宋明以前，这种损失往往由自发的迁徙来加以弥补，表现出无序性。虽然有时政府也给予引导，但效果并不是非常明显，以致有些地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无法得到恢复。而明初，这种针对洪武十一年（1378年）清点旧民（土着）时，仅有3324户，若以每户5口计，也不过16620人。为此，朱元璋进行了有目的和有组织的移民。
第一是将战败的张士诚、方国珍的旧部迁入凤阳，史载，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朱元璋军“克平江，执张士诚。
十月乙巳，徙苏州富民实濠州”。同年十一月，朱元璋又攻下庆元（今宁波），十二月“徙方（国珍）氏官属刘庸等二百余人居濠州”。洪武七年（1374年）十月，“迁朔州（今山西朔县）故元士卒及家属往泗州（今泗洪，当时属凤阳府）虹县”，数量为4820人。
洪武十五年（1382年）九月，“迁广东番禺、东莞、增城降民二万四千四百余人于泗州屯田”。
实际上也是战俘被迁徙。这种迁徙一方面在客观上是为了防止战败者死灰复燃，同时也是为了便于更好地控制异己者。第二是有组织地进行移民。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上谕中书省臣曰：‘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五郡地狭民众，细民无田以耕，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给。临濠，朕故乡也，田多未辟，土有遗利，宜令五郡民无田者往临濠开种，就以所种田为己业’……于是徙者凡四千余户。”若以每户5人计，约有2万余人。同时，朱元璋还从山西、广东等地迁入大批移民。洪武六年（1373年）十月，凤阳接受了来自山西北部的移民“凡八千三百三十八户，计口三万九千三百四十九”。
洪武七年又“徙江南民十四万实中都”。两次移民共有江南16万人迁入凤阳。洪武九年（1376年）以后，又“徙山西及真定（今河北正定）民无产业者于凤阳屯田”。洪武十六年（1383年）又迁广东清远县1307人于泗州。这些有组织的迁徙，在短短十几年间，使迁入凤阳府的移民达24万左右。第三是屯戍。洪武年间（1368～1398年）凤阳屯戍人口增加非常迅速。当时，中都留守司有8卫1所驻军，明代1卫兵士为5600人，共计46000。又有直隶所辖的泗州、寿州2卫及宿州千户所属河南都司的颍州卫和颍上千户所，计19040人。凤阳府各州县共驻军11卫3所，共计64960人。洪武年间规定屯戍兵士必须携带家眷，军人年轻，以一家三口计，则有军籍移民19．5万余人。加上在此期间迁入宿州、怀远、寿州、霍丘等地方的各地移民，凤阳府接受移民约为50万人，移民总数约占总人口的80％。
我们以朱元璋的故乡临濠（今安徽凤阳）为例，可鲜明地感受到这一特点。
阳府如此，其他州县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安徽长江两岸的安庆、桐城、池州、巢湖平原等地，都有大量根据政府组织而迁入的各地移民，据《简明中国移民史》作者的测算，总计大约有79万人，其数量占当地总人口的70％以上。
（二）南方区域间内部移民突出
就安徽凤阳府接受的移民的籍贯来看，江南（主要是华东）的移民占了大部分，排除其户口来源复杂的军籍，则当时迁入凤阳的民籍是江南移民16万，山西及河北移民约5万人，山东移民约5万人，江西移民约1万人，广东移民约2．5万人。区域间内部移民占了总移民（排除屯戍移民）人口的55％，若以南方计则占66％。可见区域或南方之间的移民已远远超过北方进入此地的移民。
若以地域计，安徽的移民以江西最多。据潜山、怀宁、桐城等地族谱统计，36个家族有26个自称来自江西，另5个来自安徽的徽州，属本省移民。安徽宿松县与江西交界，这种现象就更为突出。从民国10年（1921年）《宿松县志·氏族表》的情况来看，元末明初由江西迁入的移民占当时总人口的69．7％。另外，还有本省及其他省份的移民，无怪乎清初宿松人朱书说：“元以后至今，皖人非古皖人也，强半徙自江西，其徙自他省会者错焉，土着才十一二耳。”池州也与江西交界，接受其移民也非常多，至今东至县全县95％的地区流行赣方言。随着地域上往北推移，江西移民的比例逐渐减少。南陵、繁昌一带，11个移民家族全部来自徽州。巢湖地区则江西与徽州移民比例相当，后者可能还略占优势，而江苏的移民则增多。在巢湖片移民中，江苏句容的移民占16％。滁州、和州（今安徽和县）等地则在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接受过杭、湖、温、台、苏、松等地的江浙无田贫民，只是人数不详。
江苏是元末战乱人口损失最惨重的地区之一，朱元璋攻下扬州时，偌大的扬州，“城中居民仅余十八家”。整个苏北平原一片萧条之象。后来，陆续接受的移民有65万之众。其民籍则以苏州为多，浙江、安徽徽州和江西也占有很大的比重。南京的迁入民则以军士及其家属和官员为主，后来当都城北迁之后，则又有40余万随迁，人称“减户口过半”。其民籍也非常庞杂。
总之，与宋元之前的人口大都以北方迁入为主不同，明清时期表现出南方及其区域之间人口流动以弥补不足的特点。这种特点在清末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表现得尤为突出。太平军与清军作战的主要战场就是苏、浙、皖地区，其损失的人口江苏为2448万，浙江为1500万，安徽为2258万，总计约为6206万。然而，战后进入三省的移民总数仅600万，跨省迁入不足500万。因此，大部分是通过区域间移民或人口自身增长来完成。苏北人由于受战乱影响小（还有许多苏南人战时逃入苏北），向苏南和其他地区移民不少。句容县“同治初，虽承平未久，民气未复，而居乡者多土着，即所招佃户，大半江北之人”。在浙江，绍兴移民也占有很大的比重，如余杭县，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共有外来移民28499人，其中绍兴移民为14336人，占50．3％；其次为宁波、温州、河南、苏南和台州等地移民。这两地的移民情况，基本上代表了此期的共有特征，表明了人口迁徙的新动向。
（三）由平原向山区移民
由于平原地区经济发展较快，人口相对集中，战乱的人口损失很快就得到弥补，而山区则相对落后，加上清初的“三藩之乱”，使人口锐减，所以，在江西和浙江等地形成了长达数百年的向山区移民的现象。这当中许多人定居了下来，许多人则不断迁徙、垦荒，最后又回到原籍地。
直接导致向山区府县移民是“三藩之乱”。当时浙江的江山、常山、开化、永嘉、瑞安、云和、龙泉七县，“被陷三载，仳离困苦，备极颠连。惟见百里无人，十里无烟”。为了改变战乱带来的人口锐减、抛荒严重的局面，便招民开垦，以期恢复经济生产。当时的“青田自耿（精忠）藩平，荒田特多。康熙四十年（1701年）后，前县令郑新令招民开垦，大率毕有粮之荒田，谓之垦复”。到雍正时，外籍前来垦复的移民约占县中人口的一半，因此，有“民异籍居半”之说。而青田在“三藩之乱”中并不是受害最重的县。
沿龙泉溪往上游是云和县，这儿的移民大部分是福建人，据乾隆年间（1736～1795年）的统计，“康熙三十年（1691年）以前云和烟户一千三百耳，今将计五千，闽中客强半”。因此，在赤石、桑岭之间形成了“纯乎闽音”的客家方言区。
浙江的江山、泰顺、龙游、汤溪（今属金华县）等县也有大量福建棚民迁入。而在常山、开化等县则除了福建籍移民外，还有大量的江西籍移民。清雍正时，“离（常山）城未十里，三五来迎者已为闽、徽、江右之垦户，无复土着之民矣”。他们被称为“江（西）闽人”，人数有数万之众，最后都逐渐地定居下来。开化的移民稍为复杂一点，他们“多为安庆、徽州之人以及江西之中部、东部，福建之闽北、闽西并其沿海各县之民”。
这种以垦山为业，迁入山区的移民，在浙江与安徽交界的一些县市也极其活跃。在建德“近招江、闽无业闲民开山种麻，结棚聚处，愚民见短，利其荒税一时有补，未能远谋，遂致棚民联络盘踞，岁引日多”。引起了社会的不安。与此同时，皖南的棚户垦山，还引起环境问题，导致与土着的冲突。如安徽绩溪县在康熙三十年（1765年）间，“安庆人携苞芦入境租山垦种，而土着愚民间亦有效尤而自垦者”，到嘉庆年间（1796～1820年），“漫山遍野，驱逐为难”。这种垦山为业者在皖南的祁门、黟县、宁国、旌德等地都存在。由于水土流失严重，徽州府曾令驱逐棚民，导致与土着冲突，酿成命案。
（四）农村向城市的移民
农村向城市的移民主要是因为战乱、赋税过重而导致破产和现代的城市的形成。在华东区，清末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有上海、宁波等地，尤其是上海租界区，成为农村向城市移民的典型代表。
鸦片战争前，上海全县人口为50余万，县城及近郊人口仅20余万。鸦片战争后，上海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西方殖民者开始进入上海。最早是英国人，1845年在上海县城北面设置了英国“居留地”。此后，美、法也相继在上海建立“居留地”，这些居留地即后来我们习称的“租界”。租界内的航运、商业和现代工业的迅速崛起和繁荣，吸收了大批劳工和投资者。这当中最早进入上海从事商业活动的是广东的买办，人数也最多。王韬《瀛蠕杂志》说，“沪地百货阗集，中外贸易惟凭通事一言，半皆粤人为之”。接着发展起来的是为外国殖民者和买办服务的佣人、厨师、车夫、船夫和其他苦役等，他们大都来自上海城乡各地，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与此同时，随着运输业的兴盛，吸收了大批搬运工人。而近代工业的兴起，像船厂、机器制造厂及外加工企业等工厂企业，则铸造了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他们来自全国不同的地方，但大多数为江苏、浙江、广东和安徽等省。这是上海吸收外来人口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租界具有特殊的地位，它不受中国政府的管辖。这种特殊地位表现为在战争时期它是“中立区”，在和平时期它是中国政府异己力量的聚居地。前者第一次受大量人口涌入是在太平天国时期上海小刀会起义占领县城，数量在2万以上。因此，太平天国时期，由于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处于太平军和清军拉锯式的纷飞战火之中，使大量人口为躲避战乱而迁入租界。1860年时华人在租界的人数突增到30万，1862年则已达50万。不仅是平民百姓，那些在战乱或革命中被赶下台的官员，也大量逃入租界。如武昌起义后，湖广总督瑞潋就逃离武汉躲进上海租界。1911年11月3日上海光复，上海道台刘燕翼、江南制造局总办张楚宝也先后逃入租界。1937年“八一三”日本进攻上海，战区内的逃难者更是纷纷涌进上海，租界的人口达200万以上。上海租界完全成了一座“避难城”。至于政府的异己力量利用上海的特殊地位，出刊物、宣传革命、组织社团等等，更是不胜枚举。早年的康有为、黄遵宪得租界力量的庇护逃脱清廷的缉捕，后来的革命党人如龚超、章太炎、邹容也因租界的特殊地位而获释或轻判。黄兴、陈天华、张继、蔡元培、吴稚晖、章士钊、于右任、龙泽厚、汪康年、张元济等大批革命党或新派人物都曾云集上海，光复会（1904年）、中华同盟会中部总会（1911年）、中国共产党（1921年）等组织也相继在上海诞生。他们都吸收了大量的人员。另外，商业和娱乐业的繁荣和畸形发展，不仅吸收了大批从业者，也吸收了大批有钱的寓公。
正是基于以上几方面的原因，使上海人口飞速增长，20世纪初已突破100万，20世纪20年代前夕，上海人口过了200万，20世纪20年代末达到300万，到抗日战争爆发已近400万，如此庞大的人口，上海本地籍则只占约20％，从中我们可见农村或其他区域人口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迁移的迅速。
纵观明代以来到民国时期中国人口在华东迁徙的特点，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两个值得注意的动向。
第一，北方向南方大规模的移民结束，即所谓汉民族正统文化区域向非正统文化区域的移民结束。代之而起的是区域间的移民，它标志着民族文化认同已经结束。
第二，随着南北民族认同的结束，在华东区居住民，不管是原居住民还是迁入民，已完全汉化，隔阂消除。
不过，民族认同虽然已经结束，但由于居住的环境不同，各自的历史渊源不同，以及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地方文化特点日趋突出。以语言和宗族为代表的地方性集团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就使华东地区明清之后的移民，除了向城市化移民是例外之外，其余地方的移民，大都以地方或家族为主体，它带来华东不同地域大量的相异文化现象，其中方言岛是其典型代表。目前在各方言区内部都有不同程度的方言岛存在，便是这一时期移民特点所决定的。
长达2000多年的移民，主要是北方汉族向江南地区的移民，使江南蛮夷迅速汉化，并成为汉民族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华东的经济，也在一浪高过一浪的移民潮中，得到迅速的发展，终于成为整个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独领风骚千年，至今它仍然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和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在只有全国面积3．5％，人口15．75％的情况下，却创造了占全国30％以上的财富，这不能不说是华东汉族人民创造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