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除了两淮的人口波动较大外，其他地区北方汉族的迁入人口也极其庞大，尤其是浙江，因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而使人口激增。史载“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而“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
不过，与崇宁元年（1102年）相比，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时的户数也只增加26．9万户。看上去增长不大的原因是因为两浙路在金兵入寇时，土着居民被杀戮过多所致。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起居舍人凌景夏言：“切见临安府自累经兵火之后，户口所存十之二三。而西北人以驻跸之地，辐辏骈集，数倍土着，今之富室大贾，往往而是。”有的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认为：“依崇宁元年杭州户数及其后28年年平均增长率3．8‰，并扣除因方腊起义可能减少的口数计算，全国户2026．4万，大观四年（1110年）是2088．2万，年平均增长率为3．8‰。
据《元丰九城志》卷五，元丰三年（1080年）杭州户202816；据《宋史·地理志》，崇宁元年（1102年）杭州有户203574，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2‰，疑有误，故不取。以年平均增长率3．8‰计，宣和二年（1120年）方腊进入杭州前应有户21．8万，如估计乱时居民死2／10，乱后另有1／10的居民系外地迁入，则应有户19．6万。此后到建炎四年（1130年）又有十年时间。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未入侵前应有户20．4万。如以7／10的损失折算，屠城后应余下6．3万户。
据《咸淳临安志》，乾道年间（1165～1173年）有户26万，扣除土着人口7．1万（建炎屠城后剩余人口为基数，建炎三年至乾道年间年平均增长率仍取3．8‰），外来移民及其后裔为18．9万户左右。此数与凌景夏所言西北人数倍土着之说大致相符。即使以金兵过后所余人口为原来的4／10计，北方移民及其后裔仍当有16．5万（户）左右。”若每户以5口计，则有82．5万～94．5万北方汉族及其后裔迁入。加上后来仍源源不断的北方汉族移民，使临安府“士庶服饰乱常，声音乱雅”。
其他府县的情况也与杭州基本上相似。平江府（今苏州）在建炎年间（1127～1130年）遭金兵屠城，“城中几于十室九空”。李心传也说：“死者近五十万人，得脱者十之一二而已。”两者所言基本相同，应该可信。据《宋史·地理志》崇宁元年后平江有户15．3万弱，如以年平均增长率3．8‰，建炎四年（1130年）屠城前应为16．9万户。
以2／10计，幸存者为3．38万户，但到淳熙十一年（1184年）平江有户17．3万余，55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0．7‰，如此之高的增长率，只能解释成是外来人口迁入造成的。如果按和平时期3．8‰的增长率计，到淳熙十一年土着居民约为4．15万户，外来移民及其后裔约有13．15万户，已绝对多于当地人。诚如韩诗所写：“莫道吴中非乐土，南人多是北人来。”形象地概括了这一现实。
除平江府外，当时的建康府和镇江府也有大量的汉族移民迁入。南宋初金兵南下曾对建康进行屠城，而幸存者又被北掠，脱逃者仅为1／10。而北宋晚期建康有居民17万，虽然至乾道九年（1173年）前，其建康府所在的江南东路户数呈下降事实，但主要原因可能是移民迁入难以抵消屠城的居民损失；同时，有些人则因惧怕金兵再次南下而迁移他乡。
因此此期的移民迁入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至正金陵新志》卷八引戚氏语，“在建炎中，绝城境为墟，来居者多汴洛力能远迁巨族仕家。
视东晋至此，又为一变，岁时礼节、饮食、市井负讴歌，尚传京城故事……习气大率有近中原”。说明北方迁入汉族数量相当可观。除府城外，溧阳等县迁入的移民也不少，史载：“名儒胜士多因避地来寓溧上，往往乐其风土而定居焉。”与建康不远的镇江府，所迁入的移民数量也不少。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驱河南人民为金军南下攻宋，结果过江后约1万人乘机逃走，他们都居住在建康、镇江一带。而每当淮南有事，过江避难第一站往往是镇江。
浙江因为朝廷所在，因此，各府县的移民也都极其可观。绍兴曾为南宋的临时首都，为此，皇室成员和各地官员纷纷迁入，一个时期为接待移民的祠堂庙宇全部人满为患。陆游后来说：“予少时犹见赵、魏、秦、晋、齐、鲁士大夫渡江者。”说明北方各地的汉族移民都有。明州（今宁波）也有大量北方移民迁入。《宝庆四明志》卷十六载：“自南渡以来，衣冠日盛，户口日繁”，便是明证。浙江境内的湖州、秀州（今嘉兴）移民也不少，如秀州所辖的崇德县洲钱市一地，“宋南渡初，士大夫来寓者殆二十家”。当时的婺州（今金华）“去国都（杭州）为甚迩，其地宽衍饶沃，有中州之风，故士之自北至者，多于婺家焉”。
李清照在南宋初的金华就曾住过数年，并写下了“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及《八咏楼》等着名诗词。另外，在衢州则有后来称为南孔的孔氏后裔迁入，温州等地则有皇族横行不法。都说明北方汉族迁入浙江确实为数极多。而且这种迁徙，随着后来宋金关系的变化还在持续发展，在不同阶段都有北方汉族迁入。
南宋时的这一次北方汉族的大迁徙，不仅使北方经济日益衰退，而且使在南北朝到唐代时就形成的南方发达的经济更以绝对优势压倒北方。唐代以前北方在人口上处于优势的情况在宋代时已被扭转，并一直再也没有超过南方。
不仅是人口、经济重心已南移，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也南移，这种南移主要是向东南江浙地区的转移。“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便表达太湖流域对全国的重要性，而朝廷的财赋也依靠江南。“两浙之富，国用所恃；岁漕都下米百五十万石；其他财赋，不可胜数。”其实，华东地区在经济上的举足轻重作用，早在南北朝和唐代时已显露无遗，只是建立在北方的汉族政权不愿承认而已。但随着南宋时人口的大规模南迁，以及政权中心建立在江南，文化、政治中心南移也成了不争的事实。
江南人开始在各个方面主导国家的命运。据万斯同所编《东晋将相大臣年表》，东晋15位尚书令，北人占了12位；40位尚书仆射，北人占了30位；31位吏部尚书，北人占了24位。到北宋时，虽然宋真宗、仁宗打破了南人不为相的祖规，起用王钦若（临江人）、丁渭（苏州人）为相，但北方人轻视南方人的现象，仍然比比皆是。当南方人在进士考试中占有绝对优势后，又采用南北分卷制，给北方人以特别优惠。朝廷南移后，局面开始改变。陆游曾说：“伏闻天圣以前，选用人才，多取北人，寇准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听并视，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于是范仲淹起于吴，欧阳修起于楚，蔡襄起于闽，杜衍起于会稽，余靖起于岭南，皆为一时名臣。及绍圣、崇宁间，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复有沉抑之叹。”有人统计，仅南宋考取进士的浙江人就有6000多名，不可谓不巨。而主导政治最高职位的宰相，两宋共有134人（北宋72人，南宋62人）。“如果以河南代表黄河以南，浙江代表长江以南；河南共有21人作过宰相；北宋18人，南宋3人。浙江曾有24人担任过宰相；北宋4人，南宋20人。”
鲜明地表达了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
与此同时，文学艺术方面也是人才辈出。代表有宋一代文学最高成就的宋词，许多着名词人都是南方人或与南方关系极其密切者，像前期的晏殊、欧阳修、张先、柳永等，后期的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等，南宋时的陈亮、陆游、范成大、吴文英、张炎、王沂孙等都是南方人。李清照、辛弃疾虽为山东人，但其创作生涯则主要在南方。而使书与画合而为一的画坛巨匠董源和巨然，也生长于江南。为了满足众多读书人的需要，当时江浙一带是刻书精良、书院林立，学术研究蔚然成风。
这些成就的取得，本质上都与北方汉族，尤其是高素质的优秀人士迁入江浙地区分不开。如果说南北朝及隋唐时，华东地区的汉族以及他们的经济文化尚需北方的认同，处于附从地位的话，那么，到南宋之后，江南，尤其是长江下游的华东则已超越北方，成了中国汉族文化的渊薮，汉族已不可动摇地屹立于这片土地上。
五、明清汉族向华东的迁徙和发展
对于华东来说，有宋一代以压倒北方经济优势的繁荣，不仅仅是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同时也是人口的繁荣。据有的学者根据典籍记载统计，西汉时江南户口只占全国的1／15，到北宋末已占一半以上。“元丰八年（1085年）的全国户数为1485268户，江南包括四川合计9852016，约占2／3。当时两浙、淮南、江南东、江南西等四路，个别数量都超过100万；其中两浙路接近200万户，冠予全国”。这种人口的繁荣，一直持续发展。明万历六年（1578年），南方有8200180户。
北方只有3422256户。南直隶有2069067户，加上浙江的1542408户，便已超过整个北方的户数。这种现实，使明清汉族在华东的迁徙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未有大量北方汉族的迁入，本区还有大量的人口外迁，并且即使在因战乱而造成大量人口耗减的情况下，也能根据自身情况，通过局部迁徙来给予调节，保持经济的繁荣。因此，明清时期华东地区的汉族迁徙表现出这样几个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