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庆府（今沁阳市），接纳政府组织的山西移民也约为2．2万人。如民国《杨氏家乘》上卷记：“杨克成，配布氏，明洪武元年（1368年），自洪洞迁河内之柏乡镇。”又如《孟县志·大事记》中说：“洪武三年（1370年）徙山西民于河北，而迁至孟州者，十九皆山西洪洞籍。”
开封府，洪武时期辖43个州县，洪武时有山西籍移民近16万人。民国《重修襄城县志》卷九《氏族》中说：“襄城民族，明初自山西洪洞迁襄者，约居十之五六，自他处迁来，亦约十之二三，其宋元旧族，约十之一二而已。”
河南府（今洛阳市），约有山西籍移民7万人，民国《新安县志》卷九称：“新安率为汉族，其氏族之来咸云迁山西洪洞，然多无可考。”
南州府，约有山西籍移民5万人。《明太宗实录》卷一八中有一条移民裕州（今方城县）的记载：永乐元年（1403年），“河南裕州言：本州地广民稀，山西泽、潞等州县地狭民稠，乞于彼无田家，分丁来耕。上命户部如所言行之。”
汝宁府，约有山西籍移民1．8万人。《西平县志》云：“洪武年间，山西、陕西、河北、山东等省及河南西部人迁至西平者最多。”从该志所作的统计看迁入西平的27族中有16族是从山西迁入的，占移民的59％。
总之，在洪武年间（1368～1398年）河南的移民总数约有93．4万人，其中从山西迁入的移民占了绝大多数。
（二）山西人东迁填山东
洪武年间（1368～1398年），山东接受180余万移民中，有自山西的移民达122万人，占移民总数的66％，也是山东移民的主体。
东昌府接纳山西籍移民29480户，约合147400人。《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七云：“后军都督朱荣奏：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三又云：“后军都督佥事朱荣言：东昌等三府屯田迁民五万八千一百二十四户，租三百二十二万五千九百八十余石，棉花二百四十八万斤。左都督佥事陈春言：彰德等四府屯田，凡三百八十一屯，租二百三十三万三千三百十九石，棉花五百零二万五千五百余斤。”另据曹树基的统计，洪武年间（1368～1398年）东昌府属7县共有130个移民屯，而土着屯仅38个，可见东昌府是一个重建式的移民区。
兖州府在明初接纳了57万左右的外来移民，其中80％～90％来自山西，有人口50万左右。如光绪《平阴县乡土志》列举该县的15个大族，其中只有1族为宋代末年的迁入者，9族于元代末年及洪武年间迁入，余为以后之迁入者。洪武年间迁入者，有5族称从山西洪洞县迁入的，1族自青州迁入，1族自苏州迁入，余不详。可见平阴县洪武年间的移民也是以山西人为主。又如滕县也是一个山西移民的聚居区。《滕州史话》称：“全市一千二百多村庄中，明代立村的约占二分之一，其中一百多个村是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县迁滕的。”
青州府也接纳了一定数量的山西移民，如沂水县有51个土着村有46个山西洪洞籍的移民村。故青州南部的20万移民中，山西籍的移民约有9万，占移民总数的45％。青州北部的22．8万移民中，山西籍的移民约有2万，仅占移民总数的8％。
莱州有山西移民约6万人，如潍坊的移民来源广泛，但仍以山西移民为大宗，据民国《潍坊志》卷十《民社志·氏族》记载，明初迁入的山西移民有23族，洪武迁入的山西移民有90族。
登州有山西移民约11．8万人，占移民总数的64％。
济南府有山西移民24．5万人，占移民总数的60％。如从齐河县自然村建村的情况看，明初山西籍的自然村有28个，洪武年间（1368～1398年）有29个。
总之，洪武年间（1368～1398年）从山西迁入山东的移民总数约有121．4万人。
（三）山西人东迁填河北
河北洪武时亦有山西籍移民迁入。
河间府洪武时接纳了约5万山西籍移民。如从南皮等7县抽取了455个村庄进行统计，洪武时代建村的村庄仅有12个，其中山西籍的村庄有5个，占总数的41．66％。
保定府洪武时接纳了约3万山西籍的移民。
广本府、大名府的山西籍移民在《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七和二四三中与山东东昌府混在一起，无法析出，据载到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九月为止，徙居大名、广本、东昌三府的山西移民约有24736户，123681人；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十二月为止，大名、东昌、彰德等七府从山西迁来的移民总数达到65780户，约328900人。
总之，在明初洪武年间（1368～1398年）的大移民中，山西人填河南、河北、山东成了这次华北移民潮的主流，使华北补充了人口，开垦了荒野，社会经济开始得到初步的恢复。
但是洪武大移民中山西人填河南、河北、山东，恢复华北社会经济的好景不常，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起兵北平（今北京）以讨齐泰、黄子澄为名，号称“靖难”。建文四年（1402年），朱棣兵破南京，即位为成祖，史称“靖难之役”。
这个历时三年的“靖难之役”，又把华北推进了战火之中，重造了一大批新的无人区，明成祖即位后又不得不展开新一轮的移民运动以补人口和劳力之不足。与此同时，明成祖迁都北京。政治中心从南方转移到北方，为了拱卫京畿，也需要进行政治移民，于是就有了华北的永乐移民运动。
华北永乐移民的重点地区是北京城和顺天府，这次山西籍的移民仍然十分活跃，但南京也成了一个主要的移民输出地。据曹树基先生的研究，在永乐移民中，迁入北京城的南京人有87．5万人，迁入顺天府的山西人有39．5万人。
永乐以后，由于华北成为政治中心的所在地，华北汉族从这时起才真正走上了稳定和发展的道路。而这时的华北汉族已非宋元时的华北汉族，也非隋唐时的华北汉族，还非三国两晋时的华北汉族，更非秦汉时的华北汉族了！几经沧桑，以华北为中心舞台而形成的汉族，在历史的风雨中已经过多次的大混血和大换血，一方面是华北汉族一批又一批地南迁，另一方面是入主华北的一批又一批少数民族族群不断地被汉化。华北汉族就是在这样的磨难中发展了起来。
清建朝时，随着清兵的入关，有26万～27万满族内迁，北京及华北不少地方成了满族的主要聚居地。经过清至民国近300年的发展，满族人已大部分汉化。据曹树基先生研究，清初北京城的满、蒙人口约为30万，清末八旗人口为63万余，但1949年时北京市满族人口仅为3．1万，仅及清末满族人口的4．9％。到1951年随着民族政策的落实，满族人口才增至7万，1952年超过8万，1982年为11万多人。
所以，纵观华北汉族的发展史，其在民族大融合中形成，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沧桑中，历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和宋元时期的大分裂、大动荡、大迁徙和大同化，一方面是华北汉族的大批南迁，另一方面又是北方和东北的少数民族族群入主华北，在这个民族大熔炉中无一例外地被汉化，所以华北汉族又是在大融合（或大同化）中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