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居的环境，心理的沟通，掌权者推行汉化政策，虽然都是汉民族同化其他少数民族的重要条件，但决定的因素仍然是汉民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和吸引，如契丹人，在“投下州县”和燕云十六州汉民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下，不仅汉族熟练的生产技术、先进的生产工具吸引了契丹族人，而且还促使契丹人迅速封建化。本来契丹人在大漠之间“畜牧田久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但是在汉族的影响下，早在皇祖匀德实为大迭烈府夷离堇时，就“喜稼穑，专意于农”。这虽不代表契丹人已经普遍经营农业，但却反映了契丹人对农业已有了一定的重视。阿保机时，更是从被用长绳连头系之于木，驱往漠北充为奴隶的汉族人民的反抗和逃亡中领悟到：是否学习汉族的先进经济和文化，是关系到契丹国兴衰的大问题。于是，阿保机除“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外，还“为城郭官室之制于漠北”，并正君臣，定名分，设置州县，改用汉姓，改变契丹人旧有的统治方式。936年，辽从石敬瑭手中得到了燕云十六州，无论怎样评价这一事件，其给契丹人学习汉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在客观上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是无可置疑的。所以，经阿保机的经营已跨入封建制门槛的契丹人，在汉族经济的影响下，迅速完成了封建化，景宗时下令说：“诸州有逃户庄田，许蕃汉人承佃供给租税。”这一史料对契丹人的封建化作了最好的说明。在文化上，汉语、汉字一直与契丹语、契丹文字一样通行，而契丹文字则是在汉族帮助下创制的。汉族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学一直受到重视，阿保机于神册三年（918年）下诏建孔子庙，“皇太子春秋释奠”。及至道宗，更是“诏求乾文阁所缺经籍，命儒臣校雠”，并“诏有司颁作《史记》《汉书》”，在学校颁“五经传疏”，以便士子阅读。道宗本人则经常请人讲解四书五经，并不避夷、狄之讳，浩皓的《松漠纪闻》对此有一段生动的记述：
大辽道宗朝，有汉人讲《论语》，至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宗曰：北极之下为中国，此岂其地耶？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则又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卒令讲之。
可见道宗汉化之深。在生活习俗上也多吸收和继承汉族的风俗，如不仅一般情况下喜服汉服，兴宗后大礼时也服汉服了。又如仿汉俗过端午节、重阳节。更有甚者，辽太宗并于会同三年（940年）宣布：“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契丹族民谣：“垂杨寄语山丹，你到江南艰难，你那里讨个南婆，我这里嫁个契丹。”都表明在民族同化的风云之中，契丹人与汉族之间结为秦晋之好，民族壁垒最顽固的部分被打破了。
女真族更是如此，汉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一使“善骑射，喜耕种，好渔猎”，“以物博易，无工匠”的女真人的生产得到发展，出现了“收多支少”的丰收年景。二使女真人社会封建化。女真人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主要表现为“猛安谋克”的封建化。几经南迁的“猛安谋克”领授耕地，散落在汉族地主庄田的汪洋大海之中。金世宗时，租佃关系已经普遍存在。金章宗时又大量解放“二税户”，“定屯田户自种及租佃法”，正式承认“猛安谋克”出租土地的合法性。三使女真语言、文化逐步汉化。不仅与汉族人民杂居的“猛安谋克”户学会了汉语，连女真贵族也学会了汉语，甚至不会说女真语了。同时，女真人简译汉姓和改易汉姓的也越来越多，并且“好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最后不得不解除民族间婚姻界限，宣布“屯田军户与所居民为婚姻者听”。于是，“猛安人与汉户今皆一家”。女真族就是这样在被汉族同化的道路上迅速地前进着。
在民族同化风云的席卷之下，杂居得愈久，民族心理沟通得愈深，掌权者推行汉化政策愈积极，汉族先进经济和文化的炭火就越烧越旺，把契丹、女真等民族都汇合到汉族的汪洋大海中去了。元统一中国后，把当时中国境内的人分成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包括西夏、回回、西域以及留居中国的一些欧洲人；第三等是汉人，包括契丹、女真、高丽和原来金统治下的汉人；第四等是南人，指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和西南各民族人民。这种民族歧视的等级制，固然反映了元统治者分化汉民族，以利其统治的目的，但却客观地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北方自宋、辽、夏“三国鼎立”，以及金与南宋“南北对峙”以来民族同化基本完成的事实。元朝末年，即宣告免除北人与南人的界限。汉民族这个由多民族混血而形成和发展的民族，这时经过宋辽夏金时期大分裂、大动乱的再一次重演，民族同化风云的再一次兴起，在新的基础上，由于又同化了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来越发展了。而华北汉族在这个汉族滚雪球式的发展中再一次大混合，而发展成为一个与隋唐华北汉族不可同日而语的元明华北汉族了。
五、明清华北汉族的迁徙和发展
经过元末农民战争，华北汉族进入了明代。自入宋以来到明初，经数百年战乱，华北平原人口大量亡徙，使得华北平原呈现出一片荒凉和空虚。
洪武时，都督府左断事高巍在他的一份上疏中说到河南洪武初年的情况：“臣观河南、山东、北平数千里沃壤之土，自兵燹以来，尽化为榛莽之墟。土着之民，流离军伍，不存什一。地广民稀，开辟无方。”这对明初华北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极不利的。祸不单行，14世纪中叶，蒙古草原和华北平原陷入了一场空前的劫难之中，即鼠疫的流行。从而造成华北人口的进一步损失。明朝政府面对这种局势，在饱受战乱的华北大地恢复了和平和安宁之时，对人口稀疏地区的移民就成了兴国安邦的一件大事了，从而出现了历史上着名的洪武大移民。
在洪武大移民中，华北汉族的迁徙出现了与历史上以南迁为主完全不同的特点，这个特点主要是山西人东迁填河南、河北和山东。
（一）山西人东迁填河南
洪武年间（1368～1398年）河南接纳移民的成分除少部分来自江西、山东以外，大部分来自山西，各府、州的主体移民都是山西人。
彰德府（今安阳市），据成化《河南总志》，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接纳政府组织的移民2．5万人，在磁县的中岔口、白土、南开河、申庄、讲武城、都党等6个乡镇和涉县的一些乡镇中，共抽取了43个明初及明初以前的村庄进行考察，其中洪武迁入的有10村，“明初”迁入有7村，皆称为从山西迁入。
卫辉府（今卫辉市），洪武年间接纳政府组织的山西移民大约为2．2万人。有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仲秋所立的汲县郭全屯结义庙的迁民碑为证，碑载：“山西泽州建兴乡大阳都为迁民事。系汲县西城南社双兰屯居住。里长郭全，下人户一百一十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