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长实集团的资产净值总数达5.36亿港元，比1972年公司上市时的法定资本2亿元增加了1倍以上。全年除税后的综合纯利达5887.9万港元，仅租金纯收入即达2192万港元。
一般地说，投资股票必须根据本地“市场走势”和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确立熊市或牛市的趋势，然后决定买入或卖出。在香港，能否利用股票市场，关系到每一个公司企业的成败。许多地产公司不谙此道，在股市疯狂时期将上市集资所得悉数购买高价的股票，结果在股市大跌中焦头烂额，一败涂地。但长江实业却能从股市上升中获得大量现金，趁地价低落时又购入大量地盘。经营手法之高低，相去何止千万里。
1977年长江实业突飞猛进。李嘉诚在1976年度业务报告中乐观地说：“1977年香港经济及一般工商业有所进展，以本业而言，购买楼宇需求依然殷切，楼价则因地价高涨及建筑成本关系仍然缓步上升。租值方面应可维持稳定。”他看准了地产市场的极好前景即将到来，特地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做出集资决定：将当时法定资本港币2亿元增加至港币3亿元，即增加票面值每股2元的股份共5000万股；发行每股票面值港币2元的新股2000万股，以每股港币5.6元价格并由获多利有限公司以配售方式全部包销，获得新资金1.1亿港元。同时又与国际银行签订4年长期贷款。上述两项新资金共3.1亿港元，为长江实业在1977年进行庞大投资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由于李嘉诚出色的财务管理，长实集团在短短几年内获得了飞速发展。到了1981年，长实集团总资产跃至13.85亿港元，首次突破10亿港元大关。几年间，长实盈利增长近30倍，全港瞩目，不同凡响。1988年，李嘉诚的事业再上新台阶，与汇丰银行强强联手，重建了位于中区黄金地段的华人行。李嘉诚的事业一步一步地做大起来。
3.必须坚持稳步发展的方针
扩张中不忘谨慎，谨慎中不忘扩张。我讲求的是在稳健与进取中求得平衡。船要行得快，但面对风浪一定要捱得住。
——李嘉诚投资箴言
李嘉诚认为，经商一定不能缺少勇与谋，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凡遇小利能沉着冷静者，必当能在商战中谋取大利。李嘉诚跻入股市时，不为炒股的暴利所心动，追求稳健发展之路，终于在股市中扎住根基，平稳前航。
香港注册的公司在伦敦上市并不稀奇，令人瞩目的是，长江实业首开香港股票在加拿大挂牌买卖之先河。1974年6月，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促成下，加拿大政府批准长江实业的上市申请，从而使长实股票在温哥华证券交易所发售。
李嘉诚全方位在香港和海外股市集资，为长江的拓展提供了厚实的资金基础。将公司上市，是壮大自身实力的一条快捷而有效的途径，立志赶超置地的李嘉诚，及时跻身股市，正是一种敢于开拓的勇气。但是，在股市中，一味的扩张是不行的，还必须坚持稳健发展的原则，在稳中求胜。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嘉诚在股市中比他办实业更具有天赋，他找到了发挥自己专长的最佳舞台。长江上市，是李嘉诚事业的一次大飞跃，上市之后，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海外上市，更让他有“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感觉。
李嘉诚是个从传统文化氛围中走出来的新型企业家，他能够自觉或不自觉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与现代商业文化有机地结合为一体。我们回顾李嘉诚走过的历程，会发现他的行为轨迹，与古人推崇的“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我们不得不折服于李嘉诚在“炒风刮得港人醉”的疯狂时期，丝毫不为炒股的暴利所心动，稳健地走他认准了的正途——房地产业。而不少房地产商，放下正业不顾，将用户缴纳的楼花首期款，以及用物业抵押获得的银行贷款，全额投放到股市，大炒股票，以求牟取比房地产更优厚的利润。
当时，炒风越刮越炽热，各业纷纷介入股市，趁热上市，借风炒股。连众多的升斗小民，也不惜变卖首饰、出卖祖业，携资入市炒股。职业炒手更是兴风作浪，哄抬股价，造市抛股。
香港股市处于空前的癫狂状态。1972年，汇丰银行大班桑达士指出：“目前股价已升到极不合理的地步，务请投资者持谨慎态度。”但是，桑达士的警告，却湮没在“要股票，不要钞票”的一片喧嚣之中。
1973年3月9日，恒生指数飙升到1774.96的历史高峰，一年间，升幅5.3倍。初入股市的李嘉诚丝毫不为炒股的暴利所动，他深知证券市场变幻急速且无常，他坚持稳健发展的原则，显出了高人一筹的心理素质。
果然，物极必反，在纷乱的股票狂潮中，一些不法之徒伪造股票，混入股市。东窗事发，触发股民抛售，股市一泻千里，大熊出笼。当时远东会的证券分析员指出：假股事件只是导火线，牛退熊出的根本原因，是投资者盲目入市投机，公司盈利远远追不上股价的升幅，恒指攀升到脱离实际的高位。
恒生指数由1973年3月9日的1774.96点迅速滑落到4月底收市的816.39点的水平。当年下半年，又遇世界性石油危机，直接影响到香港的加工贸易业。1973年年底，恒指再跌至433.7点；1974年12月10日，又跌破1970年以来的新低点——150.11点。其后，恒指才缓慢回升，到1975年年底，回升到350点。
在这场大股灾中，除极少数脱身快者，大部分投资者都是弃甲而归，有的还倾家荡产。香港股市一片愁云惨雾，哀声恸地。
20世纪70年代初，股市无论对投资者，还是对上市公司，都是个陌生的课题。人们普遍表现为盲目和幼稚。在这一点上，李嘉诚显出高人一等的心理素质。
显而易见，李嘉诚是这次大股灾中的“幸免者”。长实的损失，仅仅是市值随大市暴跌，而实际资产并未受损。相反，李嘉诚利用股市，取得了比预期更好的实绩。李嘉诚步步为营的作风又一次保证了长实平稳前航。
李嘉诚的这一举动给我们的启发是，作为投资者，我们应该确定发展的原则方略，而不应只顾眼前利益，为暴利所动，炒一把再说。偏离轨道，也许会赚一两次，但长此以往，没有自己的原则，终不是成大器之所为。
4.投资要等时机成熟
要用心思考，把握时代发展脉搏，抓住趋势性的东西，这样才能成为最后的赢家。
——李嘉诚投资箴言
在李嘉诚看来，真正的投资高手都善于观察周围的一切变化，看一看自己的实力有多大，才能不输给盲目的自己。在趁势挺起者的眼神里，随处都是财富，都可加以充分发挥，从中挖掘资源。李嘉诚的眼中到处是财富，因为他把趁势挺起的过程看作是积累财富的过程。
我们知道，投资是一项带有严密的科学性的智慧活动，因为投资必须考虑到投资环境合适与否。李嘉诚深知投资环境如果还不成熟，一旦投资，就会造成进不能进，退不能退的尴尬局面，因此对于投资环境的选择十分审慎，一直把它作为战略决策的重要前提。
李嘉诚坚决不迁册海外，在长达十余年的迁册风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在投资内地问题上，他却显得十分保守，甚至明显落伍，与他在海外的投资不成比例。然而1992年以后，他在大陆的投资却一发而不可收，后来居上。这种变化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一时间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
曾经有记者问李嘉诚：“为什么你在1992年前，只在中国内地大笔捐赠公益事业，而基本上没有投资？”李嘉诚回答说：“我们一直在部署，到1992年，大陆的投资条件才算成熟。”
从李嘉诚的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他在投资方面独到的见解，而这些见解或许就是他成为华人首富的秘诀。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政府积极推行对外开放政策，开始大力引进外资。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港资投资内地，渐成风起云涌之势。在这股投资潮流中，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主，他们多是在珠江三角洲开办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因为这类企业易进易退，风险很小，而且利润也不低。
而最令人注目的是，不少香港大财团开始参与投资内地的基本建设。1979年，霍英东参与投资广州当时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白天鹅宾馆建设；与此同时，包玉刚投资改建宁波北仑港；利氏家族兴建五星级的广州花园酒店。从1983年起，郭鹤年先后在内地兴建了北京香格里拉、杭州香格里拉、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等10多幢大型物业。而胡应湘则牵头兴建了广州中国大酒店、深圳沙角发电厂B厂、广深珠高速公路等数项大型工程。
在这股港资大举进军内地的大潮中，李嘉诚明显地落伍了。他虽然也参与了内地一些项目的投资，但这与他控有的香港最大财团、投资海外的大手笔相比，显得极不相称。他频频往返于欧美与香港之间，也频频往返于香港与内地之间，但是在内地人们的眼中，他只是一个慷慨大度的慈善家，而不是一个大刀阔斧的投资家。
在李嘉诚看来，那个时候内地的投资条件还不是很成熟。在内地，关于改革开放出现的一些新事物，姓社姓资的大讨论持续了10余年之久，仍在激烈地进行着。到内地投资，还有不少框框和禁区。海南省政府搞了个洋浦开发区，一时间嘘声四起，光唾沫都要把省政府官员淹死。李嘉诚不去冒这个险，并非不看好中国的前景，而是在等待内地的投资环境更加成熟。
《加拿大财经时报》记者曾这样说，李嘉诚等香港大富豪，拿出盈余的很小一部分，去中国内地做令内地人非常吃惊的慈善事业，目的是购买政治保险，维护家族在港的利益，所以他们宁可不远万里来加拿大投资，也不敢进香港的后院中国内地投资。
这只能是该记者按照自己的逻辑，做出的臆断。事实上，根据李嘉诚一贯的作风，他素来不喜欢抢“头唆汤”。假如过一条冰河，李嘉诚绝不会率先走过去，他要亲眼看到体重比他重的人安然无恙地走过，他才会放心跟着走。“稳健中寻求发展，发展中不忘稳健”，这是他经商的信条。已过花甲之年的李嘉诚，稳健还趋于保守，闯劲似乎不足。
然而，李嘉诚闯劲不足后劲足，这一点有口皆碑。在战后崛起的华人财团中，李嘉诚不是率先跨国化的，但他在加拿大的投资，没有一个华人巨富可与之论伯仲。李嘉诚在内地的投资，亦是如此。当然，前提是他看准了形势，认为时机已到。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他的一系列讲话公布之后，被海内外舆论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声春雷，其意义不亚于三中全会。一时间，股票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引进外资热，一些过去不敢想象，且被人为贴上“资本主义”标签的事物，在华夏大地蓬勃兴起。
1992年4月27日，李嘉诚分别受到江泽民、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从北京带回了“尚方宝剑”。形势变得明朗起来，李嘉诚由此开始了在内地的大规模投资。
香港与大陆的关系虽然血浓于水，但在行政与经济上毕竟还有一定距离，一旦投资内地，就完全置于内地的管理之下，而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商人毕竟还是普通老百姓，古人说“民不与官争”，不是要不要争的问题，而是能否取得胜利的问题，如果无法取得胜利，就不如避免麻烦。李嘉诚虽然富于爱国心，但是投资毕竟不是行善，在这种情况下，投资条件是否成熟，是一个成熟的投资家不能不认真考虑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在1992年前后对内地投资炯然不同的态度了。
5.不能死坚持，要会活坚持
有机会表达意见时，一定要讲真话，我认为最怕有人有机会表达意见而没将香港实际情况讲出来，那对香港是一种危害！
——李嘉诚投资箴言
美国通用公司总裁韦尔奇的理想，是能够按照自己的目标去规划自己的公司、自己的人生，因此他总是重拳出击，挑战一切有碍于自己发展的各种因素。李嘉诚也是这样，他用“活坚持”的办法操纵自己的投资目标，从不愿意浪费一个可行的目标和计划，但也从不盲目地出手，所以他的目标就成了其经营财富人生的指南针。
当然，李嘉诚的投资能力是超乎一般人的，他常把能力作为自己的训练内容，反复锤炼，坚持提高，终于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目标，构成了非常精彩的成大业者的人生轨迹。的确，如果没有“活坚持”式的操纵成功目标的投资能力，李嘉诚无论如何也建造不起如今的财富巨塔。
在李嘉诚看来，经商要能围绕自己的中心点，不能放弃自我，这里面就存在着一个如何坚持的问题，不能死坚持，要会活坚持，因为每个商人都是与时局相关的。大商人总要考虑到政局与商势的关系，这样才能让自己的商势与时局相融。
因经商环境不利，李嘉诚宣布搁置在香港的百亿投资。一石激起千层浪，香港各界众议纷纷，毁誉皆备，并引起香港特首乃至更高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1998年夏的中国大陆，长江这条中国第一大河，成为国人心中的“危河”，长期的水土流失，泥沙淤积，在多日暴雨的冲击下，终于向她的儿女发难了。
1998年夏的香港股市，长江实业这只以实力著称的“龙头”股，在亚洲金融风暴的打击下，股份下滑，一时间众议纷纷。机缘巧合？一向不信命的李嘉诚绝未想到，在同一时间，两条“长江”一同接受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