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农民兼自由泥水匠到村建筑公司经理，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蜕变。我曾经在我们村建筑公司奋力拼搏，我希望我们村建筑公司能够做大做强。
1.首次承包工地的启示
1982年初，我结束了益阳市建筑技术学校脱产1年零4个月的学习，回到了郊区建筑公司。当年2月的一天下午，我接到公司的通知，要我马上赶到公司开会。我匆忙搭上公交车赶到公司驻地。原来公司承揽了三个工地的建筑业务，决定由我和另外两个施工员分别承包。公司让我承包的是益阳地区教研室教职工宿舍建设工程。
公司与益阳地区教研室签订的合同，承包价是每平米110元。公司发包给我是每平米93.5元。我承包如果超出公司的发包价，超出部分由我自己负责；如果低于发报价，节余部分则可以自行分配。公司为发包工地提供预制构件和木材，价格按公司的定价计入工地成本。施工人员的工资由工地如实向公司财务室领取发放。工地安全事故原则上由工地承担，如果遇到死亡或重伤等重大事故，由工地与公司协商处理。工程质量按合格工程交付，如达到优质工程则另有奖励。工期按建设方要求。
我把与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拿在手上，心里沉甸甸的。回到家里，对照施工图纸，仔细预算工料，觉得承包价格太低，但是既然已经与公司签下了合同，一言九鼎，我还是决心把工程承包下来。
陈德国师傅是我从小一起做泥工的伙伴。这次承包虽然是我一个人与公司签下的合同，但我觉得一个人势单力薄，所以决定邀他一起承包，当然也一起承担经济责任。陈德国师傅知道我的为人，爽快地答应了。
几天后，我与陈师傅一起来到地区教研室，一位姓林的老师接待了我们。林老师40开外年纪，中等个子，面容严肃，目光慈善，看上去是个办事精炼的人。一见面，林老师就主动与我握手，说：“我在你们公司点了你的将，指名道姓请你来负责我们这个工地的呢！”又说：“我们当老师的不容易，一辈子就指望有这么一个安身之地啊！”
听了林老师这些话，我感到有些疑惑不解——因为我平素不认识林老师，在公司也没什么名气，他怎么会这么信得过我呢？后来才知道，地区教研室为了把工程质量搞好，事前委托林老师进行过调查，因而知道我是快结束脱产学习的施工员，还知道了我以前做的一些工程以及为人的情况，所以他们与公司签合同时就点名要我来负责施工。林老师的这一番话，使我更加感到责任重大。
我和陈师傅经过现场调查考察，我们的工地施工难度相当大，尤其是交通运输不便。我们承建的宿舍在山上，离公路最近的地方也有几百米泥泞的山坡路，如果是下雨天，材料根本就运不进去。其次是工地附近没有现成的食堂，以及堆码材料的临时用房。这些无疑要增加不少施工成本。我与陈师傅考察完工地之后，接着就去调查建材的市场价格情况。最后我们共同商量决定这次施工的原则是：确保工程质量和进度；确保安全；减少临时设施建设；自行采购红砖、砂石、水泥、石灰等建材；自己办工地食堂，不分包给个人。我们还制定出了如下具体措施：
第一、将施工人员按施工平面要求分成几个班组，采用平行施工的方法进行施工。按国家定额计算报酬。质量与工期采取奖罚制度。质量好坏实行交叉检查。这些措施加大了班组长的责任，减轻了我们的工作负荷，调动了施工人员的劳动积极性，这对于转变当时吃大锅饭的恶习是行之有效的。所以施工一开始，工地上就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第二、工地自行购置一台手扶拖拉机，雇一名司机运输材料，报酬采取计件制。相关的施工班组可以按照施工进度灵活掌控运输速度。这样就节约了不少运输费用。施工结束后，我们把那台拖拉机处理掉，又收回了一笔成本。第三、现场制作门窗等木质构件，既控制了木材的丢失，又使刨花、边角废料等进入食堂做燃料。第四、有效利用地形。我们没有租赁提升机，直接将预制构件、红砖、砂石等运到山顶上，然后再由各班组平行运到各施工楼层。这样就减少了一笔机械租赁费用。第五、我和陈师傅一道亲自采购红砖、砂石、石灰等材料。我们自己采购的材料质量好、价格低、分量足，仅红砖一项，每块就比送货上门的少付4厘钱。那时候红砖是7分钱一块，每块节约4厘钱，加起来就节约了一笔不小的支出。
工地旁有一片竹林，我们新建的宿舍也像春天的竹笋一样破土而出，迅速长高了。林老师每天都来工地看一次，每次都要到工地办公室看看施工进度表，然后又去现场实地查看，每次看完之后脸上都会露出满意的笑容。
当年10月，我们承包的地区教研室教工宿舍如期竣工。经建筑主管部门验收质量合格，顺利交付使用。林老师代表教研室的领导和教工感谢我们公司，同时还推荐我们去承建沅江市第五中学的教工宿舍，这是后话，不在此赘述。
这次承包结束后，公司财务通过核算后告诉我，我们承包的工地总共节余23652元，按当初的协约，工地可以到公司财务室领取自行分配。得到这个喜信，我心里特别高兴。我与陈师傅商量决定，我们两个各分2000元，其余19652元按比例分配给全体施工人员。通过计算，施工人员按原工资比例，每1元可分得0.15元。原工资高的可分得四、五佰元，低的也可以分得一、二百元。那时候，一般国家工作人员的月工资才50元左右，工人们听说这个工地工资之外还能分这么多钱，个个高兴得不得了。我和陈师傅的这个方案出来之后，我向公司姚柏槐支书作了汇报，他很赞同我的分配方案，说我是“大家富裕，共同上升”。
这是我第一次承包工程。这次承包成功，增强了我的自信。当时我是郊区建筑公司下面工区分管技术的副主任，我觉得这个位置不很适合自己施展拳脚，我开始朦胧地意识到要找一个适合自己发展的平台。当然，这只是我当时的内心想法，对谁都没有说过。
2.创建村级建筑公司
在旧社会，我父亲因家庭生活所迫，16岁开始学泥水匠。在新社会，我因家庭出身不好，初中毕业失学，也是16岁开始学泥水匠。我的师傅就是我的父亲。
3年之后，父亲去世了。而我逐渐成为我们村子里远近闻名的泥水匠。我一手务农，一手与一些年纪与我相近的年轻师傅一道，为村民建了许多栋新房子，为大队建了综合楼和学校。
1985年，益阳市新建的朝阳路横穿我们大海塘村。一时间，轰隆隆的建筑机械声打破了小山村昔日的宁静，乡村两级的干部们，天天忙着征地拆迁。买地的和卖地的人们，天天忙着请客、吃饭、喝酒、扯皮、签合同，个个搞得头昏脑胀。农民们走出了古老的农舍，用拆迁征地款建起了两、三层的新房，但同时失去了往日赖以生存的土地。上级政府来的干部要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谈何容易。农民们把怨气撒向干部们，说他们到乡下来是“开着烂吉普，吃得油鼓鼓，问题没解决，报销两块五”。后来上级宣传“三个代表”。农民们不知道“三个代表”是什么意思，误以为上级政府还要派三个代表到村里来指导工作，于是又抱怨说：“有了原先这些干部都招待不起，还要派三个代表来何得了啊！”
那时候，我仍在郊区建筑公司工作。本村的陈卫毛也是泥水匠，陈德国师傅通过上面所说的承包合作，我们加深了了解。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聊天，很自然地聊到了我们村的农民失地和失业的问题。当时，很多在建、筹建工程都在我们大海塘村境内，如地区技校、工业干校、地区税务局、地区齿轮厂等等。我们一致认为，如果我们村成立一个建筑公司，就不愁没有业务，既能挣到钱，又能解决村民们的就业问题。当时有个叫陈玉堂的在乡镇企业当干部，也是我们大海塘村人。我们就找他来一起商量了几个晚上。最后我们统一了认识，准备成立一家建筑公司。我感到，这个事情如果能成，也不失为我的一个发展平台。
但是，当时成立公司必须是集体性质，必须有主管单位，达不到这两条就不能通过工商部门的登记注册，就不具备合法性。为此，我提议公司为村办企业，本村村委会是当然的主管部门。把这些确定之后，我们找村支书黄建凡同志汇报了我们的想法。当时村支部和村委会正为安置失地农民的事情发愁，听我们一说，黄建凡同志就爽快地答应了。接着，村支部和几个发起人一致推举我来担负筹备成立公司的工作。我很快起草了公司章程，接着又搞齐了报批的所有资料，但在审批中遇到了麻烦。
原来乡政府对村上成立建筑公司是持反对态度的，一是担心影响乡建筑公司的业务；二是没有先例，担心出了事要负责。我拿着准备好的资料，去市建管站办理报批手续时，郭良生站长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劈头就是一瓢冷水。他说：现在成立建筑公司只批到乡一级，全市（老益阳市）共九乡一镇十个单位只批了9个公司，村上成立建筑公司没有先例。郭良生站长停了停，十分严厉地说：“你们以为这是搞文化大革命运动，成立公司像成立造反派战斗队一样啊？！”
挨了郭站长的这一瓢冷水，我没有顶撞他，但也没有灰心丧气。我一生处于逆境，做什么事都是不顺的，内心里从不期待一蹴而就的好运。走出郭站长的办公室，我认真地整理了一下思路，理清了开展下一步工作的头绪。我把情况向村支部和其他几个发起人做了汇报，但我并没有把情况如实说得那么严重。我强调说，我们村上成立建筑公司，唯一的本钱就是有几个技术比较好的泥水匠，其余一没公司场地，二没预制场，机械设备也没几台像样的，政府怎么能放心批准呢？村上的领导觉得我讲的很有道理，于是就想设法解决了公司场地和预制场的问题。我们几个发起人都献计献策，解决了必须的设备问题。这之后我又去找郭站长，白天到他的办公室，晚上去他家。他忙的时候我就站在一旁，等他忙完了就见缝插针地说几句。他生气我赔笑脸。总之当时我心有定力，非把事情办成不可。再加上那时候找领导办事不兴请客送礼的，我无需考虑成本。就这样大概磨了一个多月，郭站长的话渐渐地软下来，最后终于被我感动了，在审批表上签署了“同意”二字，盖上了公章。
1985年初，大海塘村建筑公司正式成立了。大家一致推举我担任公司经理，陈卫毛任负责技术的副经理，陈玉堂任负责财务的副经理，陈德国任预制厂厂长。公司为集体性质，经营宗旨是利用本村的有利条件，承揽建筑业务，为失地农民创造就业机会，创造财富。召开公司成立大会时，我请来了地处本村境内的，以及周边村的企业领导，地区建筑设计院的工程师，地区建筑质量监督站的刘延康站长。刘站长还代表来宾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我从一个乡村自由泥水匠，到出任村办建筑公司经理，是我建筑生涯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里程碑。当年我37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年龄，我按照“先集体后个人”思想观念，豪情满怀，一心要干一番事业。
3.带徒弟
公司成立了，接踵而来的是人才问题。在出任村建筑公司经理之前，我有过带徒弟的体验，这为我后来从事建筑行业培养和储备人才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积累了经验。
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到户之后，一年到头在地里干活的时间少了。我和本村的几个泥水匠经常在村周边的工厂承揽大大小小的建筑工程。我带领的施工队伍，由当初的几个人逐步扩大到二、三十人，能盖几层的楼房，得到大家的普遍信任。当地的乡亲就送他们的孩子到我这儿来当学徒。记得当年跟我当学徒的有唐云华（16岁）、陈正才（16岁）、李仲贤（17岁）。
1980年下半年，我所在的郊区建筑公司急需扩充施工队伍，决定招收一批青年学徒工。公司分配我带10名青年学徒。这10名青年分别是：罗正兵、卜腊生、姚国林、姚正昌、罗卫科、谭和青、臧卫兵、卜月先、陈新范、陈春喜。后来，又有几位老乡要求把他们的孩子送来当学徒。他们分别是：李永安、赵卫兵、庄文科、姚建华、方庆文。
公司将我和徒弟们组成一个工区，由我任工区负责人。我们承建的第一个项目是益阳市畜牧场一栋4层的职工宿舍，外墙为“清水墙面”（不做外装饰的墙面），平顶屋面，工期为6个月。我带着十几个徒弟和七、八个副工来到已经平整的工地。测量放样后，我安排大家开挖基槽，自己去公司递交材料进场计划。正巧碰上泥工彭学华师傅在找公司分配工作。公司张才保支书见到我就问：“你们那里还需不需要泥工师傅啊？我直接对彭学华说：欢迎你来当师傅啊！”彭学华说：“那我还有两个徒弟也要一起来的。”我说：“来吧，唱戏不怕班子大。”张支书接着说：“彭师傅你去畜牧场这个工地要得的，离你家不远，中饭可以到公司食堂来吃，很方便，郭主任这个人很好打交道的，你一切都只管放心。”这样，彭师傅就带着他的两个徒弟杜建康和杜先进来到了我们的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