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大队长臧国范把我叫到大队部办公室，和桂师傅一起商量建屋之事。趁着月光，我们察看了场地，确定了要建五间房子，其中有一间大的会议室设有主席台，并且和广播室连在一起。大队长要桂师傅搞个草图，桂师傅却把画图的任务交给了我。他说：“你读书多些，画图纸你是驼子作揖，起手不难呢！”过了几天，我把图画好了，人也上齐了，就开挖地基。可是大队长对桂师傅说：有个大困难，叫上小郭一起来研究一下。原来大队没有木材指标（计划物资指标）了，没有大直径的木材制作屋架。会议室是室内大空间，木屋架承重屋面的荷载。那时候，制作木屋架都是用尾径12公分以上的很长的圆木才能做成。桂师傅想了半天说：“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我们村的山里找不到咯样又大又直的树了。”我想了一阵说：“那年抗旱时，在三里桥镇旁边的工厂食堂吃饭，好像看到了那食堂上的屋架不全是木头作的，而是钢木结构。”大队长一听，马上站起来说：“看看去！”于是三个人风风火火地赶到那个食堂里，一看果然屋架的下弦是两根大元钢组成的，并且那个食堂的跨度比我们的会议室大多了。大队长直夸我平常细心，当下决定，这件事就由我和桂师傅商量合作做好，一定要做到安全、适用。缺少木材之事就这样解决了。
修建会议室的工程进展很顺利，红砖砌的墙天天在增高，所有的木工活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但那屋架的制作困扰着桂师傅。我是负责泥工的，他是负责木工的。但他不让我去砌砖，总是天天把我叫到一起研究这钢木屋架的制作。那时候还没有这方面的屋架图集可参考，遇到这种事情，只有多跑腿，多参照别人的成品式样。我和桂木匠多次往返于三里桥附近的那个食堂，一次又一次观看，目测和推测，终于鼓足勇气，开始放样制作了。
有一天晚上，我和桂师傅聊天，他说，上屋架那天，一定要看一个黄道吉日，这个事责任重大，如果出了问题，可要坐牢的啊！桂师傅比我大10多岁，想问题总比我想得远些，后果也想得严重些。我对他说，人家已经制作过的钢木屋架没有出问题，我们只要仔细认真，注意屋架的每个结节牢固，应该不会出质量事故的。在实际制作过程中，我们相互讨论，认真仔细地做好每一道工序。桂师傅每个过程都是亲自动手。我虽然比他年纪小，但他总是要求我严格检查他的每道工序和质量。
钢木屋架终于在无图纸设计，无专业技术人员的条件下制作出来了。传统的木屋架本来是一个刚性的结构，而我们制作的钢木屋架搬动时却是软绵绵的。上屋架的时候，大队长亲自来指挥，桂师傅看到钢木屋架安全、顺利安装好后，又临时增加了支撑木，还特别叮嘱我上檩条、打钉子、盖瓦都要从屋架的两边同时加重，保持平衡。
事情井然有序地进行着，一切平安无事，大队长也开心笑了。桂师傅也放心笑了。那栋会议室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要求拆除时才拆除，拆下来时仍然很牢固。
后来，我和桂师傅一起修建过大队办公楼、猪舍、改造油榨坊的碾台等工程。他的那种谦虚谨慎、对工程质量一丝不苟的作风使我很敬佩，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以后的建筑生涯。
7.姚师傅
姚师傅名叫姚德贤，小我一两岁。姚师傅为人家盖房做事吃得亏，技术又好，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
姚师傅家住邓石桥公社鹿角园大队，与我们大队邻近。他的母亲去世很早，他是老大，下边还有弟弟妹妹三个，所以他很早就辍学了，在农村务农。姚师傅学过泥工手艺。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在本大队的一个工场上相遇。当年姚师傅身强力壮，做事认真踏实，很卖力气，与人很容易相处，经过几天的共事，我们成了朋友。我们相约以后再有泥工活计，一定互相邀请。
大概是1976年初秋，刚刚忙完“双抢”农活，正是农村里称为24个“秋老虎”的酷热季节。一天晚上，邻队的春生会计来到我家，找我商量帮忙建房之事。
春生会计家有五口人，挤在一间原来公社建的食堂房屋里，面积不到三十平方米，实在住不下了。他家境很困难，要求我给他代请几个泥工师傅，帮忙建两间房子。他还说，现在旧屋已拆掉了，要利用旧屋木料制作新屋的门、窗。现在全家人住在用晒簟搭的一个棚子里面，如果突然下雨，他家的棉被冬衣都会被打湿，后果不堪设想。看他那焦急的脸色，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说定明天一清早就会邀上几个师傅赶到他家去。
当天晚上，我走到离我家约八里路的姚师傅家，约他明天一早到我家齐伴，又约好另外两个泥工师傅，一道去为春生会计盖房。
春生会计的新屋建在他家旧房后面的山坡上。他的孩子小，没人帮他，他一个人利用工余时间，花了一个多月在山坡上挖出了一个屋场地基，又一个人把旧屋拆了，把旧屋材料运到山坡上。一家人住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另外还在旁边砌了个临时灶台，摆了一张破旧的木桌子，上面也是用晒簟遮着，两头是空着的，便于做饭生火时，烟能从里面冒出来。
第二天早上6点，我和姚师傅等四人赶到春生会计的屋场棚。春生会计立刻从棚子里钻出来招待我们，发给每人一包“沅水”牌香烟。这种香烟当时是两角钱一包，在当时算是很体面的招待了。我们一到现场就马上放样、挖基槽。
吃过早饭，姚师傅悄悄地与我商量。他说：“咯样人家是靠天吃饭的，如果天下场大雨，这种黄土砖就会变成黄泥巴，菩萨看到也会掉眼泪呢！”接着又说：“我看，他修的这两间房屋明天争取上梁。”我说：“我们平常建这种一间一偏厦的屋，至少要三、四天才能完工。如果第二天要让梁，只怕下面砌的土砖泥浆还没干，影响墙体强度，承受不起上面的重量。”姚师傅说：那我们就打破常规砌法，我们今天先把正屋和偏厦子承重的墙体砌高些，天气这样热，泥浆干得快，就不会影响明天的进度。我们几个一听，都认为可行。于是，我去找春生会计商量。春生会计一听，感激不尽，立即通知木工师傅和帮忙的乡亲做好明天上梁的准备。他知道，如果提前一天上梁，就可以节约二、三十块钱的伙食费，还可以少支付一些工匠的工钱的。
第二天，春生会计的新屋如期上梁柱屋了。姚师傅猛吸一口“沅水”烟，吐出一大圈白雾，对我说：“你仔细检查一下墙体质量，砖垛尖的两侧还要加撑稳固一下，屋顶上干活的人多，墙体没干不结实，要万无一失才好。”
由于姚师傅的倡议，我们只用两天时间为春生会计盖好了两间新屋，他很感激我们，送行时，每人又发给我们一包“沅水”烟。后来，我还与姚师傅为本村的陈医生等人，也用同样的进度完成了同样的工程。消息不胫而走，乡亲们明里暗里都赞扬我们。
姚师傅读的书不多，也深知缺少文化知识的苦衷。他有一子一女，希望子女多读些书。为了女儿能有所成就，他花费了多年的积蓄，把女儿送到北京一所大学去读书，女儿学成后，在北京工作。
改革开放以后，姚师傅与别人合作办了一个农村合作基金会，我曾经在他的基金会借过一笔钱，他很爽快地答应了，而有的老板去借钱，他却婉言拒绝。
8.黄华新
我家住在大海塘村一个名叫“烟坡里”的山丘旁。离山丘后面远一些的地方有座山，名叫寨子仑。寨子仑那边有一个叫“黄逸湾”的小山村，那里住着一个名叫黄华新的。他是我认识有30多年的朋友。
我和黄华新相识于1978年8月。那年，我因工伤在益阳市中医院住院治疗。当时，我们的病室里住着3个病人。3个病人中，有一个是市建筑公司的，名叫王晶浪，还有一个小孩，叫刘曼玲。后来又来了一个叫黄华新的病人。一间小小的病房里住了4个病人，再加上四、五个家人陪护，真是拥挤不堪。但那时候的人，大家虽然都很穷，但都互相关照，相互安慰，倒是蛮亲热的。
黄华新是最后一个进来住院的，却是最早一个出院的。黄华新出院后，又多次来医院看望我们。因此，我们四个家庭的人都增强了相互了解，加上年纪相仿，性格又合得来，我们建立了真正的友情。这种情谊从1978年延续至今，各家有什么红白喜事，互相都有来往。
黄华新的家门口有一条公路，是益阳市区通往本区石笋镇的交通要道。石笋镇有一座有名的中学，原名“益阳县一中”，后改名为“箴言中学”。黄逸湾是公社时期的集镇，有供销社、粮店等。改革开放后，黄华新想在公路旁建个门面，做些小生意。
黄华新找到我，说明来意。我很赞同，心里觉得他蛮有生意头脑。后来，我和王晶浪等人帮他把门面房建成了，有上下二层。他很满意。从此，黄新华开始了半农半商的生活。
黄华新有三个孩子，二子一女，当时大儿子黄庆兵在县一中读书，高考时差几分落了榜。复读势必增加家庭经济负担，而下边还有两个读中学的孩子，他很着急，就来问我有什么办法。我答应去帮他找找熟人。
那时正是1999年，大学办学方式比较灵活。我找到中南工业大学的周老师，他说，学校有自考本科班，入学门槛低一些，学费也不贵。黄华新听说后，马上带上儿子去报了名。就这样，黄华新的大儿黄庆兵上了大学。
黄庆兵读书很发奋，深得老师和同学的好评，学习成绩也好，还推荐入了党。黄华新很高兴，也很感谢我，常常邀请我和家人到他家去玩，还常常送些乡下土产品到我家来。
转眼四年过去，黄庆平本科毕业了，还拿到了学士学位证书。但找工作的问题又使黄华新犯愁了。一天，黄华新打发儿子黄庆平到我家来咨询，我根据他所学的专业，建议他到顺德某工厂去实习。如果那家工厂需要他这种专业的人才，我建议他先考虑有工作岗位，后考虑待遇问题。
黄庆平很顺利地在南方城市找到了工作。不到一年时间，就被厂方派往日本去学习了一年，几年后结婚成家时，婚宴都是那家工厂的老板帮忙操办的。黄华新的智力投资有了不薄的回报。
黄华新的女儿学业完成后，也去了南方，现在在东莞一家大企业里作管理工作，小儿子虽然读书少点，也随姐姐去了东莞，从事电工工作。
黄华新是一个老实厚道的农民，也是一个颇有远见的农民。他一心想子女成为有文化知识的人，也为自己创造了幸福的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