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栋楼的基础土方只有几天就挖好了。我到公社机械厂去定制了十几套泥工工具，每个徒弟人手一套。正式动工砌墙那天，我叫十多个徒弟站成一排，我和彭师傅站在他们前面分配活计。这些十几岁的农村伢子，从没亲手搅拌过砂浆，更不用说砌砖。他们都傻乎乎地站着，望着我和彭师傅。忽然学徒卜腊明怯生生地发问：“师傅，这么大一栋楼，就你们两个师傅砌砖啊？”我大声回答：“你们今天都还是学徒，但只要你们眼到、心到、手到，不要多久你们就会砌砖了，就可以当师傅了。”大家听了一个个心里头活动起来。
我把这些徒弟分成两组，一组干副工的活，即担砖、打杂；一组做泥工的活，我手把手地教他们一些泥工基础知识。边教边实践，一段时间后两个组轮换一次。大家都觉得有学习的机会，就生龙活虎地干开了。
我在工地上建了两间临时工棚。在工棚的一面砖墙上，用水泥砂浆粉刷出一块黑板大小的墙面，然后涂上墨汁，权当一块挂在墙上的黑板，再买来白色粉笔，准备在实践的同时进行理论教学。开工后不久，每天晚上工棚里点上一盏一百瓦的灯泡，我开始了给学徒们上课。我在黑板上比划砌砖墙的式样，告诉徒弟们“三顺一丁”、“空斗墙”、“半砖墙”的砌法，以及砖墙体的验收方法和允许误差、抹墙面灰的操作方法和验收标准，等等。白天就在工地上实际操作。我讲得通俗易懂，手把手教得严肃认真，学徒们进步很快。
在教给徒弟们泥工技术的同时，我还特别教给他们的安全操作常识，处处关心他们在施工中的安全问题。有一次，学徒陈春喜在架子上摔下来，把手臂摔伤了；还有一次，姚正昌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被汽车撞倒了，我闻讯赶到，把他们送往医院救治。我父亲在世时说：为师即为父，责任重大。
经过5个多月的共同努力，这栋四层两千多平米的职工宿舍如期按质建成，十几个学徒俨然成了熟练的泥工师傅。接着公司又安排我们去修建市日杂果品公司一栋五层的职工宿舍。这个工程完成主体之后，公司派我去省里参加脱产的施工员培训，时间一年半。这些徒弟由公司派来的吴细毛师傅继续带。但他们自那时候起到现在30多年，都与我这个师傅相处很好，从未间断过与我的联系。由于有一技之长，他们的生活都过得很不错，其中还有资产过亿的。每逢过年过节，或我的生日，或我家有什么红白喜事，他们只要得了音信，都会来祝贺或帮忙，还要送上一份厚礼。我在后来的事业中，曾经遇到过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他们都主动给予我很多的帮助。他们总是说，师傅一定能够度过难关的。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战胜困难的信心倍增。我时常在内心里祝他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事业更上一层楼。
4.送工人带薪上学
我一直认为，建筑行业的学问是相当深的。人们赖以挡风避雨的住房，赖以生产、经营、娱乐的车间、商铺、影剧院等等，都是建筑工人所建造。随着现代社会人本理念的逐步深入人心，这些建筑物要达到人们理想的安全、舒适程度，对建筑工人的技术要求越来越高。如何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建筑工人问题，越来越突出地摆在建筑公司领导人的眼前。
用传统的带徒弟的方式进行人才培养，虽有其长，但毕竟师傅的知识和能力有限。我出任村建筑公司经理之后，更是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因此，我苦心地寻求按现代社会的要求，开展正规的人才培养。
1985年9月，我报名参加了国家建设部举办的“刊授大学”学习，我想首先通过全面提高自己的水平来实现公司的人才培养。此时，恰遇省建委委托益阳地区建委进行建筑企业人才培训，开办“益阳地区城乡建设中等建筑技术学校”。我想，如果能从公司选拔一批年轻人去参加脱产的系统学习，对公司未来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但是，当时公司的年轻人都已经超过了正规上学的年龄，且多数有家室或家庭负担，如果脱产学习没有工资收入，还要自付学费的话，公司的人才培训计划肯定没法实施。我把我的想法及时向村支部作了汇报。黄建凡支书原则同意，学员的学费可以抵扣公司上缴村委会的管理费，工资则由公司自行解决。
回到公司之后，我把自己的想法和黄建凡支书的表态与两个副经理说了。他们都同意我的人才培训计划。我们又研究出一些具体的有可操作性的措施：凡自愿报名去参加学习的都采取全脱产，都必须参加学校的统一招生考试，最终能不能去以学校的录取通知为准；学员工资采取年薪制，每人每年500元，暑假期间可以回公司上班，工资按原定标准另行发放；实行奖罚制度，学习期间凡取得优秀学员或优秀班干部称号的，或学习成绩平均在75分以上的，每学期奖励50元，学习期满未取得毕业证的，不得发放工资，学费自行负担。
村支部和公司培训人才的具体方案传出之后，有20多人报名。我随即聘请了文化教员，利用晚上的时间对应考者进行考前文化培训。为了节约经费，聘请的文化教员就是本公司的一个女高中毕业生，名叫陈志安。她既是应考者，又是考前的培训老师。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涨。
经过考试，我们公司共有12人被录取。益阳地区城乡建设中等建筑技术学校采取当年电大的办学模式，既有大专班，又有中专班。我们公司考上大专班的有陈建军、陈志安、陈介超3人，考上中专班的有蔡冬生、陈春喜、卜腊明、黄向阳、庄大庆、陈毛述、文运年、陈新华、卜月先等9人。
1986年9月，学员们就要正式入学了。我特地为大家举行了欢送大会。我出席并发了言，勉励大家好好珍惜这次学习机会。我说，大家都是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建筑工人，这次有机会去参加系统的理论学习，一定会大有收获的。估计学校的条件很艰苦，比不上正规的全日制学校，但我们要把学校比作辛亥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井冈山时期的红军学校，延安时期的抗日军政大学。我们学到了真本领，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的。
当时益阳地区所辖安化、桃江、益阳县、益阳市、沅江市、南县。来学习的学员多数来自县、乡级建筑公司，每个公司来一两个人，而我们大海塘村公司来了12个人。这令当时学校的黄跃秋支书非常感慨。他对我说：“你们公司真舍得智力投资啊！”我说：“我们公司现在还刚起步，困难很多，现在送这么多人来脱产学习，是为了培训人才，增强企业发展的后劲。过去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我想，现在没有文化的建筑公司是愚蠢的建筑公司，愚蠢的建筑公司是干不好建筑这一行的。我们公司咬紧牙根这么做，都是从长计议，也是享受国家的教育资源呀！”黄支书听罢连连说：“你说得好！说得好！”
经过三年正规学习，这12个学员一个不落，全部拿到了毕业文凭。他们个人前途产生了质的飞跃。经后来的实践，他们一般都取得了工程师职称，有的还取得了高级工程师职称。凭着这批人才资质，1992年，我们大海塘建筑公司获得国家三级资质证书，与当时的益阳县建筑公司、益阳近郊的金花湖建筑公司、长春建筑公司平齐。我们曾经在益阳市区内创建了近一万平米的优良建筑工程，公司被推举为湖南省集体建筑业协会理事单位。作为村级建筑公司，跻身此行列，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5.受骗记
1985年上半年，我们公司刚成立不久，当时特别渴望获得业务。一天晚上，江南化工厂基建科的何启祥科长来到我家，说有要事相商。我们见面很亲切。因为江南化工厂就在我们生产队境内的一个山坡上，跟我家是近邻。当年我家那三间茅屋失火，江南化工厂的工人们勇敢地来救火，何启祥科长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同父亲学泥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们公司成立时也邀请了何科长，他兴致勃勃出席，还放了一挂很长的鞭炮。
何科长一进门就说：“郭经理，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开门见山吧！原来江南化工厂要建一栋6层的职工宿舍，地点在长益路旁，一层是临街商铺，商铺以上5层是职工宿舍。”我一听这信息，心里可乐了，对何科长送业务上门十分感激。我们十分融洽地谈了一些基本事宜。何科长出门时一再嘱咐我，这件事情他来找我之前已经向厂领导汇报同意了的，要我抓紧做好签合同的准备，以便尽快正式施工。
只有几天的时间，我们公司与江南化工厂的工程承包合同就顺利签下来了。这是一栋综合楼，地下室及底层为现浇结构，需要近两百吨钢材。但厂方没有国家分配的钢材指标。当时正是物价双轨制时期，市场非常混乱。计划价格的钢材每吨只有500多元，而自由市场的价格却要翻倍。厂方要求我们公司自行采购钢材，差价由厂方承担，进入工程决算成本。
房屋建筑使用的钢材必须是国家正规厂家出产的。只有使用这样的钢材，才能保证房屋的质量。作为专业技术人员，我深深懂得这个道理，更何况这栋楼是我们新组建公司的第一个工程项目。
正当我们公司的供销人员四处奔波，寻找这批钢材的进货渠道时，一个熟人给我们介绍认识了益阳市七星庙贸易公司的一位负责人。这位负责人说，他们原来有一位贸易伙伴与武汉钢铁厂有业务联系，能帮我们公司采购到这批钢材。
那时候，我正在参加刊授大学的面授学习，便委托公司分管财务的陈玉堂副经理全权处理这项业务。经陈经理与七星庙贸易公司协商，我们委托该公司采购这批钢材，但我公司必须派员一同去武汉看货验货后，正式起运之日才付款。对方接受了我们这些条件，并商定近几天就去武汉那边洽谈看货。
大约十来天之后，我们公司的供销员回来汇报，说他与益阳七星庙贸易公司的人一同去武汉看了钢材现货，对方的仓库里堆放着几千吨钢材，我们所需各种规格的钢材都有，具体承办的是“汉川供销贸易公司”。总经理亲自接待了他们，并陪同他们一起去仓库看了货。
公司陈副经理及时向我通报了上述情况。他说：“既然有货，我们就将货款汇到七星庙公司账上，再由他们与武汉那边的汉川公司签订购货合同，万一出现意外，我们只找益阳七星庙贸易公司承担经济损失。”为了防止万一，陈副经理坚持必须由我公司供销员自带银行货款汇票跟进，一定要在货物打捆起运之时才正式办理付款手续，七星庙公司同意了我们的要求。
我公司的供销员带着15万元货款汇票，与七星庙贸易公司业务员一道，兴致勃勃来到武汉，找到了汉川公司的总经理，要求付款提货。对方满口答应，又说：“这几天有许多人来购货，你们是事先已经看了货的，就优先给你们，要求我们马上就去银行办理付款手续。”我公司的供销员老陈提出再去仓库看货。对方却说：“我们仓库里那么多货你们已经看过了的，不会少了你们这一百多吨钢材的。”这时七星庙公司的人也在一旁为他们说话。老陈就没再坚持，就会同七星庙公司的人一道，到汉川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办理了付款手续。之后，对方就招待老陈一行去住宿吃饭去了。
第二天，老陈去催汉川公司发货，对方说，正在办理车辆调运手续，还要等一两天才行，还一再交代老陈和七星庙公司的人不要着急，一定会办好的。
等到第四天，老陈实在等不及了，就独自去原来的仓库看货，见到仓库上班的人就打听，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有什么汉川公司存放钢材的地方。老陈顿时急出一身冷汗，想起前些天来看货时，汉川公司的人在前面指指点点，他们跟在后面，根本就轮不上他们与仓库上班的人打听和证实什么，况且当时也缺乏经验，根本就没起疑心。
老陈搞清楚上述情况，立即与七星庙公司的人碰头，商量对策。随后就去找汉川公司的负责人，要求马上提货。这时汉川公司答应明天一定发货，否则全额退款。听汉川公司的人口气这么硬，老陈一行只好挨到明天再说。
第二天一早，老陈一行来到汉川公司办公地点，只见大门紧锁，不见一个人影。老陈他们见此情形，赶紧去办理付款手续的银行查询，才知道那天汇进来的货款，早两天就被汉川公司分两批提走了。老陈一时简直急傻了，赶紧向家里挂了电话汇报情况。公司陈副经理一听，知道我们已经受骗了，当下交代老陈设法寻找对方下落；又通知我赶快回公司研究对策。经过短暂的商量，我肯定已经受骗了。随即，我决定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朋友关系在武汉报案；另一方面安排陈副经理迅速找益阳七星庙贸易公司，要求他们追回货款。但当时正是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十分严重的时期，那边公安根本就不受理。七星庙贸易公司虽然做了一些努力，但也无济于事。后来我们向法院起诉七星庙贸易公司。经过3年多的诉讼，法院虽然判决七星庙贸易公司返还我们的货款以及赔偿相关经济损失，但七星庙贸易公司实际上是个皮包公司，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搬起石头打天，无济于事。
15万元当时能购买120吨钢材。这笔钱是建设单位预付我们的材料款。问题出现后，公司毫无办法，最终只得千方百计找银行贷款才使工程如期完工。问题的出现，主要是当时的大环境所致，但我们自己的工作也有失误。例如，我们对七星庙公司的资金实力、信誉并不知情，这么大笔的资金也没有让他们给出资产抵押等等。
事隔20余年，一切皆已尘封，其中细节已无需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