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挣工分
父亲做事从来细致妥帖，干农活莫不如此。有一年生产队里开垦荒山，提倡开垦成水平式的梯土，然后按丈量的面积记工分。有的社员为了多开垦面积，多记工分，还可以多挖一些树篼子回家当柴火，但开垦出来的梯土达不到水平的要求。而父亲开出来的梯土，不但地面水平齐整，沟垄也用扫把扫得干干净净，远远看去，就像电影《朝阳沟》里那种美丽的梯田，既好看又适合农作物的栽培生长。生产队长每次都对社员们说，要以父亲开的梯土做样板。只是父亲一天下来挣的工分比有的社员要少三分之一，挖回家的树篼子也要少很多。但父亲从不计较这些，他认为做事就要做好，目光不能光盯在眼前的一点点好处上。
生产队里采摘油茶籽，是按摘的重量多少记工分的活儿。所以每年寒露节前后上山摘茶籽时，有的人一进山总选那些果儿结得好的树采摘，一棵树只摘了檐口上那些唾手可得的，上头那些要攀枝上树才能摘到手的就不管了，又立马换一棵树摘。这样的人一天下来摘的茶籽当然多，挣的工分也多。但父亲不眼红他们，也不说别人的不是。他总是默默地和老队长、折满爹等老社员，在后面一棵棵茶籽树清理，不漏掉一棵，全部采摘干净。父亲把这种摘茶籽的方法叫做“清蔸”。一天下来，父亲采摘的茶籽往往只有某些人的一半多，挣的工分自然少。但父亲从不觉得怄气，反而很坦然地说：油茶籽这样的东西很金贵，榨出来的油特别养人，这都是上天赐予，要颗粒归仓，把这么好的东西丢在地里烂掉，老天看得见的，小心来年茶籽树不结果了啊。
5.接地气
农村公共食堂解散以后，政府准许农民开荒种地，并且实行谁垦、谁种、谁收的政策。在共产主义天堂饿疯了的农民，一夜之间涌现出巨大的能量，不分昼夜上山开荒种地。父亲每天收工后都到附近一个名叫烟坡里的山坡上去垦荒，不经意挖到月亮当头、甚至次日天明的事也常有。挖掘的荒地种上红薯、包谷、蚕豆、蔬菜之类。农民很快就有了食物填肚子，还有多余的杂粮喂猪养鸡。
那时候我们还小，帮不上父亲多少忙。有一年插红薯的季节，总不见天老爷下雨，眼看着红薯秧子长长了，就是插不下去。父亲十分着急，于是决定挑水插红薯。一天太阳下山的时候，父亲剪好了红薯秧子，准备了两担水桶，带着我和姐姐上了山。父亲安排我和姐姐浇水，他自己到山下的池塘去挑。两担水桶调换，父亲挑一担上来放下，我和姐姐就浇，我们浇完了这一担，就看见父亲挑着满满的一担水一拱一拱地上来了。不知道干了多长时间，但已经插上的红薯苗还没全浇上水，我和姐姐都支持不住了，就躺在地沟边睡着了。父亲没有叫醒我们。他自己挑水自己浇，直到把那些插下了的红薯苗浇完才叫醒我们。父亲让我和姐姐走在前头，父子三人一道回家。路上，父亲说：人是大地的儿女，今晚你们姐弟俩都接了地气，滋润了身体，能快快长大帮爸爸做事的。快到家门的时候，我们听见远远近近传来公鸡打鸣的声音。
第二天虽然还是没下雨，但天上起了云，太阳不是很厉害。我们浇水插的红薯居然都成活了。秋收的时候，红薯个个起了鼓，很壮实。我们蒸着吃，烤熟吃，又香又甜。
父亲一生少言寡语，脸上少有笑容；父亲爱家、爱妻、爱子，至今历历在目。1968年农历5月27日凌晨二时，父亲猝然离世，没有让妻子儿女服侍一天半日，连他的泥水匠工具都在工地上没拿回来。父亲一生贫寒，没有留下任何遗产。清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一张泛黄的纸上，留有父亲亲笔写下的四句话：
谨防忙里错，留心顺口言。涵养怒时气，爱惜有时钱。
父亲的这四句话让儿子受用一生。可惜后来几次搬家，父亲的墨宝遗失了，现在记录如此，作为父亲的精神遗产，愿在我家永世流传。
6.等外猪
1964年农历年底，一天天刚蒙蒙亮，我恍惚听到室外传来队长的喊声：各家各户注意啦！快送政府的派购猪啦！送了政府的派购猪自家才好杀猪过年……！
队长的喊声渐渐远去。父亲叫我起床。我坐起来，望望窗外，天灰蒙蒙的，居然感觉不到一点点清晨的生气。
父亲说，今天父子俩去送派购猪——我们家喂了一头皮毛黑白相间的猪。那猪的脚杆细，肚腹大，腰身短，圆鼓鼓的样子。父亲拿来两只箩筐，把猪赶出来。我们父子各拿一只箩筐，从猪的前后两头夹击，三下两下就把那猪套进箩筐里了。
当时政府的生猪收购站离我家有4华里多的路程。我和父亲都没有吃早饭，抬着猪出发了。我走前。父亲走后。那时我还不满16岁，个子虽然不算矮，但很没力气的。父亲心痛儿子，把重心向他那头移去好多。但这样父亲就迈不开步子，稍不注意，膝盖就碰到箩筐底部。为避免膝盖受伤，父亲弓着腰，把双腿向左右张开，吃力地行走。
我长大成人后才知道，俩人抬重物，要套着脚步才能走好的，如果俩人的脚步不合，走起来就特别吃力，走在后面的那个人就更吃力了。偏偏一路上，那猪在箩筐内不停地嚎叫、挣扎，弄得本来就没多少力气的我步子乱了套，走的东倒西歪，像个行走的醉汉一般。父亲也只得跟着我东一脚西一脚地走。如此挪动了不到两华里地，我已满头大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忽然一个趔趄，抬猪的杠子从肩上滑落下来。我站着喘粗气，直想哭。
父亲知道我是力气不济的缘故，没有责怪我。他把捆绑箩筐的绳索解开，把猪从箩筐里放出来，对我说：哈咪，不抬了，我们把猪赶到收购站就是。
我们赶着猪，慢慢行走，到达公社生猪收购站时，大约上午9点了。这时天色更加暗下来，北风起了，还不时飘起了雪花。我在抬猪时出了汗，内衣被汗水浸湿，紧贴在身上，更觉得冷，不时打着寒颤。父亲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脱下自己的罩衣给我穿上，又把他的围裙也给我系上，还特地紧了紧。我顿时觉得暖和很多。
收购站的收购员老卜走过来，围着猪看了看，然后把猪赶进搁在磅秤上的专用木笼子里，给猪过完磅，对父亲说：老兄，不凑巧啊，你这猪就差一点点，及不了格，只能按等外猪收购。政府的任务可以算你完成了，但你个人吃亏了呀。因为按当时的政策，政府分派给农户的生猪任务，毛重131斤才算及格，每百斤毛重政府付49.35元给农户，另按每斤毛重给0.5斤粮指标，每头猪给5斤肉票，一挂猪油或下水。如果送售的猪不够131斤，就叫做等外猪，一般不收购，因为某种情况收了的话，就按每百斤47元计价，其余东西就没有了。及不了格？父亲呆呆地站在老卜跟前，重复了老卜的话，他的背忽然有一点点驼，声音很低，且有一些颤抖，脸上挂着一丝很像是在哭的笑，目光像是犯了傻。对！及不了格。老卜回答说。他的声音很响亮，也很有把握。接着又指着磅秤说：你看，这猪除去笼子，毛重133斤半，它肚子这么大，要抛5斤屎尿，就只有128斤半了。老卜点燃一支烟，又说：你知道，按国家规定，及小格的猪必须有131斤，一两都不能少的，这猪离这个坎还差2斤半呢，没办法。父亲说：
这猪我们是一路赶来的，路上屎尿都干净了，不需要抛5斤了吧？父亲的声音和神态都显现出在乞求老卜。
老卜没回答，把猪放出来，然后双腿把猪夹住，弯下腰，双手操住猪肚，抖了抖，说：抛5斤，一两都不能少。父亲没别的道理，只是吃力地把前面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但老卜已分明显现出没兴趣与父亲说下去了。正在这时，又有一个人送猪来了。父亲等老卜办完那头猪的收购手续，又低声下气地走到老卜跟前，乞求老卜少抛那猪2.5斤屎尿，让我们的猪能够及小格。父亲说这些时，我看到他的嘴唇干裂，嘴角渗出血来。父亲用他那干瘦的手，本能地在嘴上抹了一把，那血又涂到了他干瘦、黑黄的脸上。说话时，那血印子也跟着父亲脸上的皱纹一上一下活动起来。父亲的脸像旧戏舞台上的小丑。但老卜根本就没注意这些，他说：这些话你就不要讲了，要不你就把猪赶回去，再喂些时间，够重了再送来……那怎么行呢？父亲打断老卜的话，我把猪赶回去，政府的派购任务没完成，我怎么过年呢？这也是的，老卜说：那就明天把猪杀了，按“内七外八”折算，是多重算多重，政府、个人两不相亏。不过……老卜又说：我要把话说在前头，如果明天把猪杀了，按规矩折算不够128.5斤的话，就只能按实计算，你自己要拿稳主意吧！
老卜收购生猪，是远近闻名的“好眼力”，父亲担心更坏的结果，万般无奈之下，就按128.5斤的等外猪结算了。原指望送了这头猪，能换回5斤肉票，一挂猪油或下水等过年物质，现在什么都没了。
这时，北风更大了，雪花换成了沙雪，随风扑打到我们的脸上，刀割一般疼痛。地面上渐渐地白了起来。雪地里，我和父亲饿着肚子，佝偻着背，默默地往回走。我回头看去，雪地里留下了我们父子歪歪斜斜的脚印。我们谁也没说话。
7.母亲的选择
母亲是外公唯一的女儿。外公是个特别开明的人，没有半点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因为这个缘故，外公送我母亲去洋人在益阳桃花仑开办的信义小学接受启蒙教育，修完小学课程后又升入信义中学女子部念初中。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信义中学为避战乱迁至安化，外公担心，安化山高路远，女孩子不适应，母亲才失学了。
经人介绍，母亲于1944年与父亲结婚。婚后，母亲曾去父亲的老家湘潭与祖母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后又随父亲的部队在常德居住，我和姐姐分别于1947年和1949年在常德出生。
新中国成立之初，文化人才奇缺。在当时，母亲也算是“大知识分子”。我的堂舅臧安民在益阳县八字哨小学当校长，曾多次劝母亲去那里教书，但当时我们才在益阳落脚，父亲背着伪军官的政治包袱，小心翼翼务农度日。母亲对堂舅说，如果她去教书，必以教书为业，以教书为重，他爹和两个孩子谁来照顾呢？因而母亲考虑再三，婉拒了堂舅的聘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