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过多久，母亲的一位女同学来邀请母亲一道去省“一干校”学习。那位女同学说，现在解放了，妇女翻身了，凡是省“一干校”毕业的学员，出来就可以参加工作，当国家干部。母亲以上述同样的理由婉言谢绝。后来，又有一位乡长来劝母亲去省“一干校”学习，说了许多劝告的话，见母亲不动心，猜测母亲是因为婚姻家庭拖累，就劝母亲与父亲离婚，说现在解放了，你男人是伪军官，对你不会有什么好处等一类的话。母亲听了乡长这番话，正言道：“我男人是伪军官不错，但我们没隐瞒的，我男人一生从没做过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我们结婚都几年了，有了两个孩子，怎么能够离婚呢？！”那位乡长见母亲如此说，只得悻悻地走了。
新中国成立之初，母亲才二十多岁，恰是风华正茂的年龄，又是知识女性，具有很多自我发展的优势。母亲两次失去工作的机会，确切地说，是她两次断然拒绝参加工作，为的是自己的丈夫和子女。几十年过去，母亲从不后悔，即便后来生活中遭遇那么多的磨难，也不曾有过半句怨言。针对后来中国几十年的政治风云变幻，母亲甚至这样说，她没参加工作，是上苍对她的关照，如果参加了工作，全国规模的“镇反”、“反右”、“文革”接踵而来。在这三次大的政治运动中，她这个“伪军官”的老婆十有八九要被当作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批斗，还不知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呢！
8.捡棉花
母亲出生于乡下比较殷实的庄户人家，外祖父对母亲自幼视为掌上明珠，百般关爱。但母亲丝毫没有富裕人家的小姐脾气，像外公一样，凡事坦诚面对，随遇而安，从容淡定；持家方面更是勤劳朴实，精打细算。
1961年公共食堂解散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那三间茅屋，恢复了自己生火做饭的生活。当年时令已是深秋，母亲在吃公共食堂时得的的水肿病还未痊愈。一天夜晚，隐约听得见天空下起了毛毛细雨，还刮起了北风。我听母亲对父亲说：一场秋雨一场寒，秋天一过冬天也就来了。现在孩子一天天大了，要开三个床铺才行呢，可是没棉被怎么开铺啊？父亲没有回答母亲的话。沉默了很久之后，又听母亲说：“我倒有个主意，说出来你看行不行。”父亲瓮声瓮气地说：“你说吧！”
原来我有个远房姑姑在湖北公安县。那里是产棉区。母亲早就写信过去与姑姑联系，说了要去捡棉花，少不得要麻烦表姨的。那天正是姑姑回了信，说很欢迎母亲去，还说姐妹都很多年不见了，甚是思念，希望母亲不必说什么麻烦的话，只快快启程去就是。
父亲听了母亲这些话，又沉思了一阵，才开口说：“棉花是国家计划物资，即便捡到了也带不回来的，怎么去得？”母亲说：“你这话倒提醒我了，但我想，现在关键是能不能捡到棉花，先捡到了再说吧，说不定总会有办法带回来的。”这样，父亲就没说什么了。接着母亲又告诉父亲，为了出远门有个照应，她特意邀了她侄女臧训辉一同前往。父亲听说母亲安排得这么妥帖，也就放心了。这时我听到母亲窸窸窣窣起床、开门，到室外打了一转，回来又开柜子清理什么。如此一阵之后，母亲又轻声地对父亲说：刚才我出去看了一下天气，雨住了，风也停了，月亮在云里走呢，选日不如就日，我打算明天就出发。停了停又说：我这里把你们父子的换洗衣服都清理好了，家里的一切就辛苦你了呢。父亲应了“你放心”三个字，就再没做声了。
母亲又忙了一阵子，估计把自己的行李准备停当，然后又把我们姐弟妹三个都叫醒来，一个个详详细细地交代，在家要听爸爸的话，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念书，要相互关心等等，还特别对姐姐交代了一番，加强她的责任感。这时候，我隐约听到远远近近传来鸡啼犬吠之声。
我朦朦胧胧地睡着了，不知道母亲什么时候动身出发的。据母亲说，到湖北公安之后，她和表姐臧训辉吃住都在姑姑家里。那时候，当地的棉花已经收捡完毕，棉花树都砍回来堆在禾场坪里，准备冬天当柴火烧。砍棉树时，树上还有一些“聋棉桃”。这些“聋棉桃”经日晒雨淋之后自动开了口，母亲就整日整晚地在棉树堆里捡这样的棉花。这样的棉花质量差，国家不收购，当地无人问津。
大约一个月之后，母亲捡回了可以弹一床棉被的棉花。为避免路途检查没收，姑姑出了一个不错的主意，将捡回的那些棉花就地压轧去籽，制成棉被再背着走。
家里事先得到了母亲回来的日期。那天黄昏时刻，我远远地看到母亲驮着一个巨大的包袱，一步步朝家里走来。母亲个子小，头发有一点乱，脸比在家时更加黑瘦，背上的那个大包袱就像一座大山压在她的身上。这个镜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永远不会被抹去。
9.愿我的爹娘在天堂一切都好
母亲生于1923年农历11月23日，2011年11月16日无疾而终，享年88岁。母亲一生节俭。年轻时物质极为匮乏，只能节俭；晚年时生活条件好了，仍然节俭。母亲说：她已经习惯了，改不了了。晚年的母亲，独居于我的一栋即将拆迁的两层小楼。我多次动员她和我们住到一块，早晚和国秀在一起，娘俩互相有个照应。但母亲没有同意，她说她住的这个地方离老屋近，或许哪天哪晚我爸从阴间回来，找不着她，“你爸会着急的呢”。我还多次与母亲商量请保姆服侍她，她都坚决拒绝。她说：我上好的一个人，怎么还要请人服侍呢？请一个人一个月几百上千的，我消受不起。有一次，母亲还风趣地对我说：“哈咪，如今你要不嫌老娘的饭菜不合你的口味，娘还能服侍你呢，你信不信？”我被母亲问得无言以对。
我给母亲准备了煤、气，还告诉她如何用电、用气的一些常识。但母亲一概置之不理。她说习惯了用柴火。还说一户人家，如果屋里不出烟，哪还像有人住着的样子？母亲每每外去散步，看到柴火，必尽其力捡回来。母亲说：“过去带着你们三姊妹，柴火亏足了，现在工地上、马路边到处有柴火，却没人捡，真可惜。”有一次，安舅舅从美国回来去看她，见她烧柴火，弄得满屋子烟雾缭绕，眼睛都睁不开。安舅舅批评我对母亲关照不周，我说了上面的缘故，安舅舅释然地笑了。
母亲不仅捡柴火节约钱，还捡废品换钱。有一次我去看她，见她一只手拿着一个破烂的水泥袋子，一只手拿一根小木棍在那水泥袋上敲敲打打，弄得一脸灰不溜秋的。我问她这是干什么。她说：这水泥袋子能换钱，烂在外面多可惜。又说，要把粘在袋子上的水泥渣子敲掉才能出手，不能用水泥渣子压秤，要不回收的造纸厂造不出好纸来。
我转身出门时，见到一个专业的拾荒妇女，我给她20块钱，请她用这钱去买了我母亲的那些水泥袋子，并请她交代母亲，说这样的东西以后再也不要了。我再回转来时，母亲很高兴，说今天赚了20块，是劳动所得，又教育我一番，要我记住父亲的话，“爱惜有时钱”。
母亲满了80岁之后，时常会念叨安葬的事情。我从母亲的言谈中明白，她老人家不情愿火葬。我便托朋友在安化山区买了上等的木头，做了一幅很大的棺材，还加做了一个楠木内套，外表进行过三次特殊处理，又托朋友在安化找了墓地，然后我把这些告诉母亲。
明白了这些，才开始她很满意，也很高兴。但没想到两年之后，母亲居然背着我把那副棺材作价1200元卖掉了。我问其中缘故，母亲说：她看了一个新闻，得知政府有规定，益阳城区的人老了都要火葬，有一个老人土葬之后还被挖出来火葬了。母亲说：“这样生者和死者都好造孽的”；又说：“周恩来、邓小平那样的人都火葬了，我们普通老百姓怎么不能呢？”还说，她死了葬到安化，路途遥远，你们扫墓不方便，费用开支也大。
母亲平时很少用钱。我给她的生活费和零用钱，以及过年过节时姐姐妹妹、亲戚朋友给她的红包，她都舍不得花。她用一块很旧的手绢，把那些钱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好，收藏起来，然后寻找机会一部分回馈给我们，一部分用来逗孙辈们前排左起（舅母陈晓珍、母亲臧惠芳、舅舅臧安民）后排左起（舅舅臧正新、姨妈臧爱珍、姨妈臧兰芳）乐。我常常会遇到资金周转不过来的情况。我的表妹臧凤娇开了一个建材店，我常常到她那店里赊销建材。母亲偶然知道后，居然替我还了一万多元的账，我到事后表妹告诉才知道。
母亲的一生是那样的节俭，但她得知我捐资助学的事，却很高兴，也很支持。去世前的几年里，母亲一再交代我，等还清了银行的贷款，要捐资到安化那样的贫困山区建一座希望小学，让穷人家的孩子能就近上学。
2011年8月底开始，母亲出现全身无力，饮食不佳的现象。母亲说：我怕是要回老家了，我死了你们都不要悲伤流泪。我妹妹梦珠听说立刻放下手头的一切事情，特地从云南昆明儿子家里赶回来，日夜陪护在母亲的身边。我特地请来湘雅医院心脑血管疾病专家给母亲看病。专家坦率地说，老母亲身体各个部件都已老化，医、药皆无力回天。
2011年11月16日下午2时许，妹妹打电话给我，说母亲情况危急，怕是留不住了。我急匆匆赶到母亲身边。我听人说，人在临终时，会自我感觉向无底的深渊坠落，深渊之下各种凶神恶煞的野兽鬼怪无所不有，因而将要离世的人会特别恐惧，出现垂死挣扎状。所以送终的亲人要紧紧抓住他的手，不断地呼唤他，直到他先松开手之后，自己才慢慢松开，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亲人“分手”。
我按照这个法子，抓住母亲的手，同时摁住她的脉搏。母亲的眼睛微闭着，脉搏时快时慢，时跳时停，越来越弱。到下午4时20分，她的脉搏再也没有跳动了。
自始至终，母亲都没有出现垂死挣扎状。我一生含辛茹苦的母亲，活到了自己生命的终点，平静地离开了她所生所养所爱的儿女，以及其他亲人。
母亲逝世后，我很悲痛，无以寄托情怀，我请了十个出家的师父为母亲念佛诵经，超度亡灵。父亲只有55岁即离母亲而去。因为父亲的所谓伪军官身份问题，他去世没有召开当时很流行的追悼会，让他一个人冷冷清清上路。我想父亲也许还在黄泉路上、望乡台上，远望阳间的妻子儿女吧，只可恨路远山高，阴阳两隔，不得相见。我祈祷父亲与母亲能够在阴间相见，二人携手移步天堂。儿子在阳间一切都好，也愿我的父母双亲在天堂里一切都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