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杏林舅舅听了我的意见，沉默了一下，摸着我的后脑勺夸奖说：“不错，究竟是读了书的，脑壳能开窍呢！”后来，稻谷浸种催芽就是按我讲的这个办法做的，棉花种子的浸种催芽需“三开一凉”，也是按照我讲的这个办法操作的。那时候插秧，为了确保间距均匀，符合技术资料上规定的尺寸，必须预先打好格子。打格子有一个专用的木质工具——就是事先做一个等腰的三脚架，底边是一根横轴，横轴上按照规定的尺寸，安上数个能灵活滚动的圆轮，人拖着这个三脚架，按照90度角，在耕耘平整的水田里横竖走两次之后，水田表面就显现出一个个均匀的方块，禾苗插在方块的四角，稀密匀称，十分美观，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确保稻田高产稳产的办法之一。“拖架子”需要走得稳，走得直，是个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活。但如果掌握了其中的一些技术奥秘，干起来比插秧要轻松，起码没有那种腰酸背痛的感觉。我们生产队有一个大个子社员，他自告奋勇干这个拖架子的活。只见他拿着架子下田，从这头拖到那头，全程不过五十来米，还没走一半，就有站在田垄上的人忍不住笑起来。有一个社员说：“你这是拖的‘水蛇子过江呢！’”说罢大家都笑起来了。大个子自己回头一看，只见水田表面留下了多条歪歪斜斜的痕迹，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笑过之后，政治队长说：“还有没有人会拖的？来试试！”这时我想起了平面几何学上“两点可以画一条直线”的定律。正好这丘田的对面不远处有一根电线杆，我利用它作一点，又在田垄这一边竖好一根锄头把，作另一点，只要我在两点之间把架子放定，然后瞄准对面的另一点平稳地走过去，那些滚动的轮子画出来的线必定都是直的。
想好了这些，我胸有成竹地对政治队长说：“我来试试！”说罢我拿起架子下田，屏住呼吸开步，一口气把架子拖到对面，回头一看，果然每一个圆轮留下的线条都是笔直的。政治队长和社员们都称赞不已。这时大个子要求再让他试一次，政治队长同意了。大个子按照我的办法，也将一把锄头立在前头，也对着目标一路拖过去，他拖出来的虽然比上一次的好，但仍然是“抱手弯”。最后政治队长表了态，这个拖架子的工夫由我来干。从此以后，每逢插秧季节，我们生产队这个比较轻松的“拖架子”的农活非我莫属。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还利用几何知识用钢筋水泥为生产大队制作过榨油坊的碾槽；用简便方法丈量新开垦的荒地面积；还利用学过的物理知识，自己动手安装过直流电收音机等等。
失去读书机会的我，白天和父辈们下地劳动，还算充实，晚上回到家里不免空虚寂寞。我家有个名叫瞿茂生的邻居，那一年他高中毕业考上了中南林学院。临走时，他察觉到我失学的沮丧，把他3年高中的书籍捆成两大捆，亲自送到我家门口，勉励我说：有时间就看看书吧，多学点东西，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有用处的……我双手接过两捆沉甸甸的书，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翻开瞿茂生给我的那些书，开始了挑灯夜读。只是高中课程，语文还基本上看得懂，数、理、化在没老师辅导的条件下就很难了。这时，我的好朋友崔国维也经常托臧正安给我带一些小说来读。
当时乡下没有电视，没有任何文娱活动，跑几里路或十几里路去看一场露天电影都是特别奢侈的享受。我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小说里的人和事，深深地吸引着我。这一段时间，我读了不少的小说，既打发了寂寞的时光，也丰富了我为人处事的许多知识。
我父亲是泥水匠，每逢农闲季节，父亲就带我到附近的工厂里去做泥工。确切地说，是父亲做泥工，我给父亲做副工。从那时候起，我开始随父亲学习泥工技术。为了弄明白建筑材料的特性和建筑施工技术，提高自己的施工技术水平，我经常跑到桃花仑新华书店去寻找相关的技术书籍。
有一天下午下大雨，生产队没出工，我来到桃花仑新华书店。那时候的书店，基本上是马、恩、列、斯、毛等政治著作，技术方面的书籍极少极少。但那天我却幸运地在书架上发现了一本《建筑材料基本知识》。我喜出望外，把它从书架上取下来，看完目录，正是我需要的！再看定价，是六角四分！
但是，我的口袋里只有四角七分钱，无需到别的口袋去寻找，我口袋里的钱是癞子的头发——有数的。但我还是把手上的钱数了两遍，仍然只有四角七分钱。我拿着书，走到售书员跟前，十分谦恭地请求她：给我把这本书留下来吧，我明天筹够了钱一定来买。她向我点点头，说了“要得”两个字，然后把那本书放进抽屉里，又对我说：我把书放在这里头了，你明天中午之前一定要来买，要不我就会卖给别人了。我连连答应了4个字：“要得，要得！”
第二天中午，我凑够了6角4分钱，趁休息的时候跑到书店，买回了《建筑材料基础知识》这本书。后来我又千方百计凑钱，买到了《砌砖工》、《钢筋工》、《砌石工》等建筑专业书籍。如果说读小说为了填补当时内心的寂寞和空虚的话，读建筑方面的书籍直接关系到我的生计，以及后来的发展。我利用晚上如饥似渴地读，白天对照书上说的实践。那劲头就像高尔基所描绘的，“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不久，毛的接班人华国锋也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全国大讨论中，渐渐淡出政治舞台；再接下来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拨乱反正，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方针。从此，我作为中国最底层的普通老百姓，也随着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的改变，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
1980年秋天，由公社建筑公司推荐，我到省建委举办的脱产建筑技校学习，学期1年零6个月。学员来自全省各县市的建筑单位或设计单位。这次学习，使我这个文化知识“饥饿人”又一次获得“扑在面包上”的机会，我十分珍惜。由于学习期间学习刻苦，成绩突出，我担任了学习班的副班长，还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1985年，我又被推荐参加中国建筑业刊授大学学习，后被并到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学制三年。这次学习，全益阳地区建筑行业共80多人参加，编为一个班。
学员的年龄和文化程度都参差不齐，毕业时只有47人通过了考试，我是其中之一。
这两次学习，长达5年之久，当时我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各方面的困难可想而知，但我从未退缩过，也非常感谢妻子国秀的支持，使我圆满地完成了各科学业，为我后来评定为高级工程师，在建筑行业取得较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失学，对于我一个爱读书的年轻人来说，打击无疑是不小的，所幸的是我不因失学而失去志向和志气。
自古英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我一贯奉行“君子当自强不息”的人生信条，而一个人要取得成功，关键的关键是读书学习，汲取前人的经验和教训。人在刚出生时，天赋智慧大体上是差不多的，后来之所以有了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知识与文化素养的高低。我是在特别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不懈地读书学习，随着时局的变化，我找到了自己的发展空间。我深切地感到：百年居家，唯有积德；万桩幸事，首推读书。
读书学习积累知识，知识改变命运，这是恒古不变的真理。
3.助学
15岁多，我作为所谓“伪军官”的儿子，背负沉重的政治包袱，回到乡村，与我的“伪军官”父亲务农，学习泥工技术……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回梦中情景，我端坐在教室里聆听老师的谆谆教诲。每每梦醒之时，免不了热泪长流。
我多么地希望长梦不醒啊，多么地希望梦境成真！然而，转眼之间，我已经是拖家带口的人了，我不能生活在梦里，但我特别希望我的梦想能够有人去实现。
1985年，我担任大海塘建筑公司经理，我提议并经公司决定，送12名青年到湖南广播电视大学读书，我在延续自己的读书梦，当然也是为本村的企业发展培养和储备技术人才。
1994年，我创办了自己的企业——永鑫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收入逐年增多，我再次萌发延续读书梦的念头——自己出资助学。
我认真地思考了一下，理出了自己助学的一些原则：第一是学生的学习刻苦，成绩好；第二是无论在校内校外都遵纪守法，没有典型的不良记录；第三是家庭困难，如果得不到资助就有失学的可能；第四是不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不张扬；第五是学生的家庭住址不限；只要符合第一、二、三条的就可以确定为资助对象；第六是不附加其他任何条件，不图回报。我只是想尽我的能力，做一点点实实在在的助学之事，让被我资助的学生去圆我的读书梦想；当然，我也希望被我资助的学生，如果他们也有了条件，也能去资助别人。
我资助的学生中，有高中就读的，也有从高中一直到大学毕业的；有清华大学就读的，也有中南大学、湖南城市学院就读的。
我肯定，我资助的这些学生都是品学兼优的栋梁之才。现在他们都学有所长，走向了社会，从事着有益于国家、社会和个人发展的事业。据他们的来信，他们分别在西安、深圳、广州、北京、上海等地工作。他们中有担任国有企业党委书记的，有担任公司总经理的，有自主创业发展获得成功的……我资助的学生中，有一个名叫唐菊的女孩，她家住怀化市溆浦县一个边远的小山村，当时家庭特别贫困，她得到我的资助后完成了大学的学业。她自己毕业后有了工作，又支持两个弟弟完成了学业。如今她的一个弟弟在云南昆明就读硕士研究生企业管理专业，另一个弟弟完成学业后在本县担任乡干部。就这样，一个贫困家庭彻底改变了面貌。
资助的学生，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毕业工作之后，大多都与我有通信联系，有的来信感情至深。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步入老年的我带来许多新的信息和快乐，我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经常会默默地祈祷他们个个平安、健康、快乐、好运、事业有成，家庭幸福！
